呂大樂：為什麼香港的社會運動不能轉化？

【編者按】一場反修例運動，攪動香港裏外，短短一年間，香港政治和社會形態都有了明顯變化，我們在經歷的改變是什麼？運動將走向何方？「反修例運動一年」專題以深度報導和各家評論，從多維度關切香港。社會學教授呂大樂的這篇評論，嘗試分析為什麼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為社會衝突帶來出路，民主派內部長期出現了什麼問題，現存政黨和全新抗爭文化之間又是什麼關係。此文首發於《思想》今年6月19日出版的40期「香港：破局與困局」，獲《思想》和呂大樂教授授權於端傳媒轉載。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後稱「反修例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從2019年年中爆發以來，到了現在下筆的2020年初，基本上沒有任何跡象會停頓下來，更遑論甚麼一個終局。觀乎目前香港的社會政治形勢，抗爭、衝突將會持續發展下去，而且還會繼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我相信，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持續發展，一方面可從群眾動員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由民眾的怨憤到集體行動的組織，瞭解民間抗爭何以如此頑強。若作一個粗略的分類，這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角度，焦點在於民眾的不滿和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從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出發，分析為何這個社會運動持續至今，除了來自社會的力量支持著此起彼落的集體行動之外，我們也需要理解為何矛盾與衝突並未有在制度的框架之內發生與進行，而是訴之於公開的社會政治抗爭。這也就是說，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發生及其表現形式，並非由社會上所存在的矛盾來決定，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失效。這是以政治制度（或說是國家機器）為中心的看法（參考Skocpol的分析，見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社會運動長期在街頭進行抗爭，並不完全是社會政治動員能量的表現，而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未能為衝突提供其他出路。

本文嘗試從後者──政治制度的缺失與失效──這個角度來討論目前「反修例運動」的發展狀況。而現時這個抗爭持續，看不見一個（無論是從建制或者抗爭者的角度考慮）就算只是暫時性的新的政治平衡局面，令衝突可以有所轉化，這本身反映出一些香港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而這些問題似乎也不會在短期內出現變化，這反過來會限制社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對民主政治的長遠發展或者會有負面的影響。

一國兩制的內在張力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法治作為政治的替代品，以為只要有效維持法治制度，有限度的民主化亦可接受。政治矛盾以及民主化步伐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軸，很大程度上是九七回歸之後的事情……

一國兩制可以視為一個「歷史妥協」的結果（呂大樂，〈終於需要面對未來：香港回歸及其設計上的錯誤〉，《思想》，第19期）），於1980年代在中英兩國，香港社會內部不同社會階級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以維持現狀為主題，解決了當時香港政治未來的不確定性的問題。現在事過境遷，很多人已忘記了香港前途談判過程中所遇過的挑戰（例如外交談判出現嚴重分歧，中英雙方可能各走各路，以至信心崩潰（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p. 190.
）），未必可以理解為何當時各方可以接受一個並不能完全滿足他們期望的方案。

但這就是「歷史妥協」的現實，對當中任何一方而言，方案都存在這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欠缺。從正面的角度考慮，這不是一個「贏家通吃」的遊戲，每一方都有得亦有失。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當時的所謂妥協、共識，會隨著環境發生轉變，昔日構思的假設起了變化之後，令早已潛伏的張力再次表面化，產生一種不穩定性。而由於長期忽視這些張力的存在，又沒有想過需要在新的環境裡回應新的訴求，於是矛盾重新結集，裂縫再次呈現出來，不穩定的元素又再活躍起來。

具體地表現在香港社會的環境，當初一國兩制的方案回應香港人對社會主義的恐懼，重點是放在兩個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共存，給私人財產提供保障。與此同時，要維持現有生活方式不變（也就是說，在沒有正面挑戰內地的威權政治的情況下，避免國家及政黨支配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便被視為九七後的社會制度支柱。而微妙的地方正在於將來如何保證它得到妥當保護，有賴其他社會制度的配合。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很多人的答案是民主化，部分人甚至覺得需要脫離中國，可是在1980年代，香港的主流意見卻並非傾向於政治改革和權力的重組。工商界既無意逆北京的意思，同時亦擔心選舉政治會助長「免費午餐」（即大派社會福利），改變香港的自由放任、低稅率的經濟管理傳統；中產階級也不完全信任民主政治，他們的主流回應策略是通過申請移民而取得「政治保險」，為自己留有後路；至於其他市民，他們各有想法，不過選擇不多，當然不排除對民主化抱有期望和要求的，然而那始終不是主流論述。事實上在整個政治過渡期裡，主流的想法是通過法治來保障自由（包括個人層面的自由，和制度上保障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公民社會的構成、新聞媒介繼續發揮監督的功能等），它們兩者聯合起來，保護香港人可以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變。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法治作為政治的替代品（Carol Jones, “Politics postponed: Law as a substitute for politic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pp. 38-56），以為只要有效維持法治制度，有限度的民主化亦可接受。政治矛盾以及民主化步伐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軸，很大程度上是九七回歸之後的事情。這不是說回歸前沒有相關的爭議，但當時仍未發展為可以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迴響的議題。可以這樣說，2003年「七一大遊行」改變了整個社會政治環境。若拿當年的情景跟晚近五年的狀況比較，前者當然沒有現時所見的社會抗爭般激烈、持久。可是，當時所謂「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是對特區政府管治失效的控訴，對其認受性、權威、公信力造成嚴重衝擊。從此，特區政府需要面對一個很不一樣的政治環境。而由於特區政府的認受性薄弱，施政往往因此而受到挑戰，成為眾矢之的，並無法說服市民它擁有政治授權來領導社會政治發展。進一步民主化作為政治制度建設的重要一環，逐漸變為公眾議論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題目。

民主派的內爆

香港的政治形勢不是此消彼長，而是各路人馬－－由特區政府到泛民主派，愛國陣營到資本家及其代言人──一起在社會上失去領導力……

不過，正當政治制度發展議題成為公眾的關注點和爭議的題目的同時，香港的政治反對勢力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陷於危機。儘管民主化的議題登上了公眾議程，反對派反而因為他們無法發展出一套立足於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的民主政治論述，而發生內爆。這場內爆的發生並不是因為建制派（無論是工商界還是愛國陣營）搶到民意支持，構成威脅，而是反對派本身失去了原來的說服力。所以，香港的政治形勢不是此消彼長，而是各路人馬－－由特區政府到泛民主派，愛國陣營到資本家及其代言人──一起在社會上失去領導力，誰也不是具備高度公信力、政治權威，又或者取得廣大群眾信心和信任的人物、組織。本來就沒有一個強大有力的組織核心和政治論述的政治反對派，更加走向「去中心」、分散的趨勢。

現在事後看來，2003年是香港政治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分水嶺。嚴格而言，「五十萬人上街」並非主要由反對派政黨動員而得到的結果，而是民間的自我動員（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那次的大型遊行捲入大量市民參與，但同時顯露出一份對既有民主派政黨的厭倦、懷疑；他們不是響應政黨的號召而走上街頭，而是面對特區政府，尋求一個表達不滿和爭取改變的方法。當然，這個群眾性的自我動員過程及其構成的新的政治意識，並不是一下子便將政黨政治拉下來。事實上，社會運動過後政黨的氣勢一度相當不錯。不過，若從另一種中長期的視野來觀察，則接下來的卻是反對派政黨的地位、聲望、信譽逐步下降的開始。

「七一大遊行」給一批新的政治領袖提供機會，讓他們走上政治舞台。曾幾何時，不少人期望2003年會為香港民主政治注入新元素，令1989年之後形成的，由民主黨主導的那一套，早已顯得重複、有點疲態的民主派路線，出現改變。不過，公民黨的成立未有真正改變反對派政治的操作模式，同時也沒有帶來有著移風易俗效果的政治組合、路線的重構，反之，不多久它便融入於原有的議事堂抗爭，只屬反對派陣營內的其中一個選擇而已。而在整個民主派陣營裡，內部競爭陸續浮現。舊的一套已無法起到作為一個整合框架的作用，黨內分歧開始表面化，而抗爭路線與立場也逐漸受到質疑（例如：是否需要更凸顯對基層利益的重視？），雖然本來就不是一體的格局，但過去民主派多少還可以發揮著一種非正式、鬆散的政治網絡與聯繫的角色，2003年以後不同規模的政治組織逐漸成型，政治競技場上的競爭也就馬上展開。

有趣的是，香港的政治競爭主要並不是以意識形態作為分野。社民連、工黨的出現或者提供了「左翼」的選擇（註一），可是「左vs.右」一直以來都不是香港政治的主軸。就算近年部分新聞媒體形容有所謂激進化的趨勢，其意思是行動或表現手法的激烈程度，而不是指訴求的內容，長期以來資源再分配都不是主題，同時也未能以此發動群眾，作為爭取的目標。所以，反對派的內爆只在初期表現為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很快爭論便轉向另外一些焦點：民主黨接受在政制改革問題上進行談判，迅速被標籤為軟弱、出賣港人，成為攻擊的對象；「本土」議題本來有著多個面向，但經歷不同的路徑發展後，到2010年前後逐漸聚焦於中港融合的矛盾之上，演變為抗拒北京的一股勢力。整個政治環境急轉變化，1989年「六四事件」後所形成的民主派導向──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沒有明言的『民主抗共』和『維持現狀』」的立足點（馬嶽，〈民主運動三十年：自由專制下的防衛戰〉，鄭煒、袁瑋熙（合編），《社運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頁8 ）──逐漸無法回應很多市民的焦慮、怨憤。以前民主派人士的政治視野包含期望改變中國，並以此將短期的（在香港內部的工作）和長期的（中國本身的改革）目標（例如香港社會的自我完善，長遠對中國走向開放起著積極作用）結合起來。但在過去十年（2010-2019）這反而成為了一個難以承受的包袱。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民主派或反對派的政黨及其領袖，漸漸由政治舞台的中央轉到旁邊，失去了領導的位置和能量，很多時候甚至只能尾隨其後，但求不會嚴重地落後於群眾。

2003年之後的情況是，舊的一套逐漸失去了維繫的作用，同時也在市民大眾中間失去了說服力，可是新的框架卻未有搭建起來。但這並不等於民間的聲音與行動會變得沉寂。剛好相反，在「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調整了對港策略，一方面不再刻意避免干預，而是更加關注和直接表達意見，另一方面則輸出政策、援助，有意無意之間加強內地與特區的融合。在這個過程中，新的矛盾湧現，為社會動員提供機會和燃料，不過，民主運動卻反而迷失了方向。

去中心的民主政治

而集體行動中的代言人、召集人、組織者，他們沒有一個身分，更沒有參與者一致地接受的角色。這種操作的模式重視過程，但不利於社會運動的轉型，尤其是需要進入談判階段時，每每便因為「誰代表誰」的爭議而寸步難行……

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空前成功（不單只動員大量市民上街抗爭，也成功把特首董建華拉下馬）同時也埋下一種鬥爭範式的衰落。過去所謂「和平抗爭」（在議會內扮演反對派，盡量抵抗北京以不同方式改變香港的社會政治文化面貌，而在議會外和平抗議，呼應制度內的反對聲音）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就是香港守得住它的法治、自由、開放，有助於中國漸進地走向開放，而這反過來又會令這個特別行政區有更好的發展。這個發展路徑是崎嶇的，過程有進亦有退，方向是期望漸進的改變。在某些方面（例如支持八九民運），立場是堅定的，但在很多方面，對特區政府和北京的衝擊是有限度的。這是一種自我克制的抵抗，效果時而顯著，時而無聲無色。「七一大遊行」遺留下來的提問是：就算如此大型動員，又能否得到更多？而當因北京更自覺要對特區管治有更多影響因而產生的矛盾、磨擦、衝突陸續出現之後，舊的框框顯得欠缺說服力。當舊的範式失效時，在反對派陣營內無論在組織、行動、言論一時之間百花齊放，令中心失去維繫的能力，從此再無一個具備權威的單位可當領導。

這個反對派陣營內「去中心」的現象，經過一段時間後，逐漸衍生出另一種新的抗爭文化：

（一）自我動員的經驗產生一定的充權（empowerment）的效果，令群眾不再被動地響應號召而參與政治行動，而是可以通過新的程序，召集群眾、採取行動。結合資訊科技、社交媒體的迅速發展，由誰來動員群眾、如何發動市民大眾參與、怎樣繼續動員等問題，早已跟早期以政黨或社會運動聯席為重心的組織模式，變得很不一樣。

（二）不過，由雨傘運動到現在「反修例運動」所見，這種走向多元和小圈的趨勢，在充權之餘亦有其內在的問題，而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對「政治代表」持否定的態度。基本上，「你不代表我，我不代表你」。就算政黨通過選舉取得選票，那種授權也是有限度的、權宜的，甚至與當選議員的任期不是直接掛勾的。而集體行動中的代言人、召集人、組織者，他們沒有一個身分，更沒有參與者一致地接受的角色。這種操作的模式重視過程，但不利於社會運動的轉型，尤其是需要進入談判階段時，每每便因為「誰代表誰」的爭議而寸步難行。

（三）近年的集體行動長於情感表達，帶著強烈的道德感，給個人的行動賦與道德價值和意義（這剛好跟政黨政治那種重視組織是倒轉過來的），令人投入其中。這類集體行動很有爆炸力，但對於其後跟進的政治實務，沒有太大關係。參與的滿足感源自於過程，而不是很具體的目標。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其魅力在於堅持「缺一不可」的那份執著、道德感。不過，濃厚道德感往往蓋過了空洞內容的問題。過去五年的社會抗爭並沒有社會議程，連旁及資源再分配、怎樣改革社會政策與服務的嘗試也極為罕有。這可以理解為極其專注民主政治變革、捍衛自由、抵抗北京的威權管治、爭取香港可享有更高度的自主性。但只談政治，而不談通過政治可以實現哪些目標，為香港建設一個怎樣的未來，則整個社會運動如何可以走得更遠，又或者轉型到其他領域（例如議會）繼續進行鬥爭，頗成疑問。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是真誠的社會運動，不會轉彎抹角，也不會花言巧語，一鼓作氣，堅持到底。既然只有訴求完全滿足後才有將來，豈能接受妥協、讓步；這種做法是將所有東西統統放在枱面，沒有後補方案。這是單一訴求，一就一，二就二。要妥協的話，情願甚麼都不要。它們必須不停地動員，以行動來支持下一個行動。由於不停地行動，而且抗拒談判，於是很難有機會和場合去修訂運動的議程、訴求、方向。一個接下一個行動的發展下去，乃這種範式中的唯一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現時香港的社會運動一直無法出現政治上的轉化，以另一種方式來繼續進行鬥爭。頑強的反抗令很多人深受感動，覺得抗爭者付出了很多。可是，當社會運動未能出現政治轉化，一直依靠集體行動來維繫參與者時，則這不單只成本高昂，而且不易一直保持著動員的能力，令集體行動可以繼續下去之餘，更進一步去尋找具體的變革。

這個無法出現政治轉化的情況，很多程度上是香港民主政治本身的缺失的後果。在制度的層面上，香港的政治社會失效，議會和政黨都未能協助社會運動轉化，將鬥爭的領域擴展到其他方面。基本上，政黨只是走在社會運動的後面，而未能將其訴求演繹為議會政治所可以代表、推動的議程。同時，政黨也未能為運動提供持久鬥爭的出路。反之，尾隨其後的政黨只想藉此而維持其民眾的接觸，並以此來吸收民意的支持。香港民主政治中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發育不良」，阻礙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轉化。

社會運動的不停動員，繼續行動，很多程度上是因為它沒有其他目的──而更令我擔心的是，它的參與者似乎害怕去思考這個關於目的的提問。

小結

當然，這個社會運動停不下來的情況，可歸咎於香港特區政府無意跟群眾對話、香港未有真正的民主政體（所以也沒有當權者的更替）、北京的威權政治框框等。這些因素都是實在的，而且短期內不會有甚麼變化。但這不等於說香港的民主運動以目前的方式繼續下去便有出路。過去十年香港社會運動的確令人有很多意想不到，但這並不等於變得更強。當事情不是立即便有個解決的時候，恐怕大家還是要問：怎麼辦？沒有一個遠景，眼前的可能只是過眼雲煙。

註一：香港政治的一個老問題是關於「左」的定義。以前，親中共的社會政治力量稱為「左派」，一是因為與中國社會主義的連繫，二是在殖民地環境裡，它們屬於反政府的陣營。但到了1970年代，受到「三分世界」的思想影響，再而配合「愛國反霸」路線，「左派」團體的鬥爭策略與手段便變得温和。同時在香港社會運動界別，亦出現了受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左思潮影響的「新左」。而在回歸之後，親北京的力量成為了建制的一員。參考趙永佳、呂大樂，〈導言：「左派」運動在香港〉，趙永佳等（合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12。社民連、工黨等組織的「左」當然屬另一種意思。

（呂大樂，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他的研究範疇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新近出版的書籍包括：Hong Kong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Palgrave, 2018）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Routledge,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