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婉容：在沉默與發聲之間，掙扎在灰色地帶的「大多數」

【編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與失望並存的時代，社會動盪下，人的尊嚴、志業、熱情、愛與恨、政治實踐、生存的意義⋯⋯還有可能嗎？還能如何進行？《端傳媒》邀請社會學者陳婉容撰寫系列文章，討論這時代的愛與希望。本系列已發表三篇文章，本文為第四篇。

上星期見到香港獨立記者蕭雲的一個臉書帖文：九月六日，警察在旺角西洋菜街包圍了一群年青人，排成一排搜身。警察不斷對張望的途人吆喝：「唔好再望喇，唔該！唔該！唔該！」（不要再看了！麻煩，麻煩！）那「唔該」當然是威嚇多於請求。但有個陪著太太的男子在鐵絲網前駐足，警察一再驅趕，他就是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幾秒，注視著被包圍的年輕人。蕭雲說：「筆者始終念念不忘，最持久的力量就是這麼淡淡的，淡淡的。」

我也有一樣的感覺。我自己前幾個星期才寫過，「活在真相中」就是不能不去見證時代的恐怖啊：這個人明明可以默默離開，告訴自己反正都幫不了甚麼，還是不要管太多了。但他選擇了一種 small act of defiance：一點點的反抗，一點點的「不聽話」。但同時我也忍不住想，是不是從此以後，我們對所有人就只能要求那幾秒？看完不也是走了，回家買菜燒飯去了，說不定打開電視還看到官媒罵年青人是暴徒（甚至連報道都消失了），我們還不能多講半句。那看跟不看，有分別嗎？

很多人覺得所謂暴政，所謂極權，就是一小撮權貴幹著骯髒的事，所以加害者就只有權力階級。但哈維爾說的「漫長而死亡般的寂靜」其實包括了絕大部分普通人的緊密合作，包括曾不滿政權的人。

一方面當然是加入建制才有好日子。我有時跟大陸朋友聊起，他們說自己退黨／決定不入黨時家人朋友都驚訝：「要入黨還難著呢。」車子房子孩子或許都是入了黨才要得起，人活一場誰又想太為難自己？另一方面，說話的代價高了，政權千方百計要以言入罪。拗也拗不過去，久了就成為一種慣習（habitus）。又或者，心懷內疚犬儒度日：「抗議，事情不也是如樣發生，不滿什麼？」最後一步就是全盤接受黨加持的意識形態：思考畢竟太痛苦，與其想了不講，不如想都不想。

布拉格的賣菜大叔

很多討論「蔬果店主管」的文章沒有說：因為撕掉了海報，這個人被整頓了。他被調了職削了薪水，被上司折磨工友猜疑；他不用再想出國了，很多朋友和親人也將因自保而離他而去。這才是這個故事最令人糾結的部分，也是視發聲為至高無上的美德的我們鮮少談及的部分。

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中最為人熟知的一段，肯定是已經被引用過千萬次的「蔬果店主管」的故事。哈維爾說：「有一天，一個蔬果店的主管在其店的窗櫥中間，在一大堆胡蘿卜白和洋蔥之間，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究竟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他想向全世界傳達甚麼訊息呢？他真的這樣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否團結起來嗎？他的熱情真的如此高漲，要迫不及待讓公眾知悉他的想法嗎？他曾有花過一分一秒去想過這個團結起來的過程是怎樣的嗎？他知道團結起來是什麼意思嗎？」（所有《無權者的權力》選段皆引自端傳媒：在香港重讀哈維爾，羅永生譯）

哈維爾的答案是：那張海報跟賣菜大叔的真實想法是沒關係的。只是人人都貼，不貼就可能出問題了，有人要說你不愛國不愛黨了。大叔並不在意全世界工人階級團不團結，政權也不在意他是不是真心渴求工人階級團結，那張海報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暗示：「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做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地在這裏過活。」如此，大叔身邊的人，包括同行，鄰居，客人，就會都知道他不是個出格的人，沒有想要搞出格的事了。那張海報是護身符，保證大叔庭園無驚，歲月靜好。貼了那張海報，大叔就接受了「規定下來的儀式，接受將假象當作真實，接受遊戲規則。但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自己也變成遊戲中的一員，使遊戲能夠得以存在。」

遊戲有可能不玩嗎？哈維爾後來講到如果賣菜大叔撕掉海報會怎樣：「他拆開了將制度凝聚在一起的東西，從而搞壞了這個制度，他打破了制度體面的外表，暴露了權力的真正基礎⋯⋯賣菜大叔以他的行動向世人訴說，令每個人都往幕後張望。他向每一個人證明了，人是可以活得磊落真誠的。」

很多很多的評論引用了這些段落，用以佐證「發聲」是一種美德，敢於不玩遊戲，不行禮如儀的人是揭穿國王新衣的誠實小孩。但很多討論賣菜老闆的文章沒有引這一段：因為撕掉了海報，賣菜大叔被整頓了。他被調了職削了薪水，被上司折磨、工友猜疑；他不用再想出國了，很多朋友和親人也將因自保而離他而去。

這才是這個故事最令人糾結的部分，也是視發聲為至高無上的美德的我們鮮少談及的部分。哈維爾沒有錯，總該有人當第一個撕去海報的人，當第一個破壞和諧景觀的人，當第一個指出那張看似無色無味的海報其實臭氣熏天的人。能當那樣的人，固然好——但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是，我們當中只有很少人願意承擔那樣的代價——純粹為了賭一把，看看自己講真話的行為是引發革命的第一槍，還是投進一池春水都不起皺的小石頭。而歷史長河中後者遠遠多於前者。

寫《武漢封城日記》的方方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我們當中誰能怪誰不去扛起那座山？

沉默與發聲之外

捷克社會學家 Jiřina Šiklová 說，灰色地帶才是社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建制和異見都是不可動搖的，但灰色地帶是絕大多數人掙扎的地方。

哈維爾固然就是願意扛那座山的人。他二零一一年逝世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發悼詞說，哈維爾的和平抗爭「震撼了整個帝國的根基，暴露了暴政意識形態的空洞，也證明了道德擁有比武器更強大的領導力量。」勇氣是值得歌頌的，哈維爾也絕對值得這樣的歷史評價。但我比較想講的是那些沒有得到這樣的評價的人，一些處於所謂「灰色地帶」（gray zone）的人。

在共產捷克，有一小群手握絕大部分權力的「共產黨建制派」，包括捷共核心人物，高階國家和地方官員，警察和秘密警察（類似國安局），官媒喉舌，高級黨員之類。另一小群人就是哈維爾那一類所謂的「異見人士」，公開具名反對官方立場的人。

這兩種人都是極之少數，中間那堆才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可能是沒有入黨的知識分子，教授老師，也可能是藍領工人，家庭主婦，甚至有些是低階黨員。他們有些為了自保，有些為了過上正常生活，都沒有公開反抗政權。應該這麼說：他們當中好些就是願意將「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海報貼在辦公室牆上的人。

這些人可能就是所謂的「港豬」。其實在每一個社會，不太想管政治的人都是大多數。但捷克社會學家 Jiřina Šiklová 說，灰色地帶才是社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建制和異見都是不可動搖的，但灰色地帶是絕大多數人掙扎的地方。後極權不是《一九八四》形容的那種完全恐怖的社會，有些地方有相對自由，而灰色地帶的人們每天都跟這種極有限的自由討價還價。記者會想，可不可以在報導社會新聞時稍微批評一下地方官員；老師知道有學生看禁書，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哪個程度；家庭主婦買菜時能抱怨兩句物價飛漲嗎？

我們歌頌哈維爾的勇氣，歌頌他揭露後極權假象的洞見－－但縱然這些洞見擲地有聲，成全他這條路的，或許是許多人的沉默。

回望後極權歷史，雖然在灰色地帶會找到許多人性的惡，但也找到許多沒有被好好記下來的善。在傳統上非常重男輕女的波蘭，一些婦女會利用政權的大男人主義來繞過審查。很多波蘭警察覺得女人幹不了大事，看到她一包二包走在街上會以為她去買菜了，不會過去搜身——所以她們可以利用這種深植波蘭文化的性別歧視來偷運禁書。

在戒嚴時期，她們還會利用這種先天性別「優勢」來護送男性伙伴去工會聚會，例如扮別人的女友或太太跟他們挽手上街，因為警察不覺得女人有興趣顛覆國家政權，就比較容易放行。這些人平常是沉默的女大學生﹑主婦﹑店員；但對她們而言，在沒有人敢發聲時，她們這些習慣沉默的女性反而迸發了那麼大的光芒——而在眾聲喧嘩的時候，她們在波蘭社會是沒有位置的。

在後極權之下，沉默大概是常態了——我們唯一能夠問的問題，大概是我們能否沉默得有價值。我想起哈維爾的弟弟伊凡哈維爾（Ivan Havel）。他是個電腦科學家，七十年代初在柏克萊拿到博士學位。哈維爾家族在共產黨掌權前是「資產階級」，所以他們本來就「階級成分」不好了；加上哥哥哈維爾是高調的異見者，所以伊凡多次被逼換工作，後來做程式員維生，雖然七一年拿電腦科學的博士學位是極其了不起的事。

伊凡在八九後受訪，被問到《七七憲章》出來時有沒有參與，他說：「我沒有直接參與，因為我們（家族）有個約定：one in the family is enough（家裏只有一個就夠了）。」他的意思是，哈維爾走得那麼前就已經很大風險了，家裏總要有個人不坐牢和被抓吧？

我看到之後感觸很深，我們歌頌哈維爾的勇氣，歌頌他揭露後極權假象的洞見－－但縱然這些洞見擲地有聲，成全他這條路的，或許是許多人的沉默。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所有投入過感情的人都會累的。但我作為一個天生冷漠的人，卻覺得冷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壞，至少只是有條件地壞

編輯問了我一個極困難的問題：過去一年，其實沉默的大多數都出來了，現在不發聲可能主要是累了，還有不知道還能怎麼辦。那我們是不是就要接受自己的沉默了？如果不是，之後我們能怎麼辦？

我必須很誠實地說我沒有確切的答案。更坦白的說法是，我記得過去一年，我有很多次、很多次想過：如果這場運動沒有爆發，我們繼續在一國兩制的幻象中苟延殘喘，說不定也比現在稍好一點，至少我們不必為他人的痛苦和命運（跟自己的命運也分不開了）流那麼多眼淚，又在心裏累積了那麼多的憤怒和恨意。至少我們還有一點點不沉默的空間，偶爾罵該罵的人，上該上的街，不用太早害怕有天連在臉書貼個口號都會被抓。我當然知道那是鄉愿，也知道《論語》又說鄉愿是「德之賊也」，更知道甚麼是「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好像累了倦了不想再說了也是私德有虧。

但後來想想，我們這些研究社會運動的人就知道運動必然會經歷休眠的階段，不可能有永遠燃燒的運動之火。所有投入過感情的人都會累的。當然惡法也會令一些人覺得承受不起風險和代價而接受沉默。也許我們會開始有點冷漠，不想講政治了，甚至新聞都不想看了，反正看了也覺得沒甚麼可以做的。

鄂蘭最大的批判從來是個人在極權中的思考匱乏，而不是聲音的匱乏。

但我作為一個天生冷漠的人，卻覺得冷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壞，至少只是有條件地壞。例如我時常想起張藝謀在《歸來》宣傳時做的一個訪問。《歸來》有一段講文革時期，張慧雯演的少女丹丹為了當上《紅色娘子軍》芭蕾劇主演而告發了父親。張藝謀被記者問到，那是否是他個人經歷的影射，因為他在文革時也告發了自己的父親；張回答說，自己最近跟年輕觀眾對話，被問到告發父親是否太冷血，但他糾正對方說，那不是冷血，是熱血：「是忠誠，對時代、對信仰的忠誠，他劃清界線，是熱血沸騰地劃清界線」。

所以當很多人引鄂蘭「惡之平庸性」來說明沉默之惡時，我還是要加一句註腳：發聲有時候是相對的惡，沉默可以是一種相對的善。熱血不一定代表正義澟然，一點的冷漠卻可以讓我們有底氣拒絕跟政權一唱一和。如果發聲必須眾口一辭，服膺於集體主義和意識形態，但適時的沉默能令人保有獨立的人格，跟所有的事情保持批判的距離，又如果語言在說出來的剎那已經失去了你想要它們承載的意義，那沉默或者才算美德。

鄂蘭最大的批判從來是個人在極權中的思考匱乏，而不是聲音的匱乏。發聲的力量從來是從沉默中的思考而來的。

我還是用哈維爾《獄中書》的一段話為這篇文章作結吧：「沉默和始終不渝地堅持一個人的立場，比將它大聲喊出和接著很快放棄它有意思得多。一個沉默的伙伴，儘管你敢肯定當他開口時將像敲鐘一樣清晰，但卻從來不能預言他什么時候開口和他將要說什麽，他將比每個事先斷定的人遠遠有能力攪動這個世界。」

（陳婉容，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