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婉容：在沉默与发声之间，挣扎在灰色地带的“大多数”

【编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时代，社会动荡下，人的尊严、志业、热情、爱与恨、政治实践、生存的意义⋯⋯还有可能吗？还能如何进行？《端传媒》邀请社会学者陈婉容撰写系列文章，讨论这时代的爱与希望。本系列已发表三篇文章，本文为第四篇。

上星期见到香港独立记者萧云的一个脸书帖文：九月六日，警察在旺角西洋菜街包围了一群年青人，排成一排搜身。警察不断对张望的途人吆喝：“唔好再望喇，唔该！唔该！唔该！”（不要再看了！麻烦，麻烦！）那“唔该”当然是威吓多于请求。但有个陪著太太的男子在铁丝网前驻足，警察一再驱赶，他就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几秒，注视著被包围的年轻人。萧云说：“笔者始终念念不忘，最持久的力量就是这么淡淡的，淡淡的。”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我自己前几个星期才写过，“活在真相中”就是不能不去见证时代的恐怖啊：这个人明明可以默默离开，告诉自己反正都帮不了甚么，还是不要管太多了。但他选择了一种 small act of defiance：一点点的反抗，一点点的“不听话”。但同时我也忍不住想，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对所有人就只能要求那几秒？看完不也是走了，回家买菜烧饭去了，说不定打开电视还看到官媒骂年青人是暴徒（甚至连报道都消失了），我们还不能多讲半句。那看跟不看，有分别吗？

很多人觉得所谓暴政，所谓极权，就是一小撮权贵干著肮脏的事，所以加害者就只有权力阶级。但哈维尔说的“漫长而死亡般的寂静”其实包括了绝大部分普通人的紧密合作，包括曾不满政权的人。

一方面当然是加入建制才有好日子。我有时跟大陆朋友聊起，他们说自己退党／决定不入党时家人朋友都惊讶：“要入党还难著呢。”车子房子孩子或许都是入了党才要得起，人活一场谁又想太为难自己？另一方面，说话的代价高了，政权千方百计要以言入罪。拗也拗不过去，久了就成为一种惯习（habitus）。又或者，心怀内疚犬儒度日：“抗议，事情不也是如样发生，不满什么？”最后一步就是全盘接受党加持的意识形态：思考毕竟太痛苦，与其想了不讲，不如想都不想。

布拉格的卖菜大叔

很多讨论“蔬果店主管”的文章没有说：因为撕掉了海报，这个人被整顿了。他被调了职削了薪水，被上司折磨工友猜疑；他不用再想出国了，很多朋友和亲人也将因自保而离他而去。这才是这个故事最令人纠结的部分，也是视发声为至高无上的美德的我们鲜少谈及的部分。

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段，肯定是已经被引用过千万次的“蔬果店主管”的故事。哈维尔说：“有一天，一个蔬果店的主管在其店的窗橱中间，在一大堆胡萝卜白和洋葱之间，挂起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标语。究竟他为甚么要这样做呢？他想向全世界传达甚么信息呢？他真的这样关心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否团结起来吗？他的热情真的如此高涨，要迫不及待让公众知悉他的想法吗？他曾有花过一分一秒去想过这个团结起来的过程是怎样的吗？他知道团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吗？”（所有《无权者的权力》选段皆引自端传媒：在香港重读哈维尔，罗永生译）

哈维尔的答案是：那张海报跟卖菜大叔的真实想法是没关系的。只是人人都贴，不贴就可能出问题了，有人要说你不爱国不爱党了。大叔并不在意全世界工人阶级团不团结，政权也不在意他是不是真心渴求工人阶级团结，那张海报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暗示：“我某某卖菜大叔，住在这里，我懂得做我应做的事。我已按照人们期待的去做。我是老实人，我是好人一个。我听话，所以我有权平平静静地在这里过活。”如此，大叔身边的人，包括同行，邻居，客人，就会都知道他不是个出格的人，没有想要搞出格的事了。那张海报是护身符，保证大叔庭园无惊，岁月静好。贴了那张海报，大叔就接受了“规定下来的仪式，接受将假象当作真实，接受游戏规则。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也变成游戏中的一员，使游戏能够得以存在。”

游戏有可能不玩吗？哈维尔后来讲到如果卖菜大叔撕掉海报会怎样：“他拆开了将制度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从而搞坏了这个制度，他打破了制度体面的外表，暴露了权力的真正基础⋯⋯卖菜大叔以他的行动向世人诉说，令每个人都往幕后张望。他向每一个人证明了，人是可以活得磊落真诚的。”

很多很多的评论引用了这些段落，用以佐证“发声”是一种美德，敢于不玩游戏，不行礼如仪的人是揭穿国王新衣的诚实小孩。但很多讨论卖菜老板的文章没有引这一段：因为撕掉了海报，卖菜大叔被整顿了。他被调了职削了薪水，被上司折磨、工友猜疑；他不用再想出国了，很多朋友和亲人也将因自保而离他而去。

这才是这个故事最令人纠结的部分，也是视发声为至高无上的美德的我们鲜少谈及的部分。哈维尔没有错，总该有人当第一个撕去海报的人，当第一个破坏和谐景观的人，当第一个指出那张看似无色无味的海报其实臭气熏天的人。能当那样的人，固然好——但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我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愿意承担那样的代价——纯粹为了赌一把，看看自己讲真话的行为是引发革命的第一枪，还是投进一池春水都不起皱的小石头。而历史长河中后者远远多于前者。

写《武汉封城日记》的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我们当中谁能怪谁不去扛起那座山？

沉默与发声之外

捷克社会学家 Jiřina Šiklová 说，灰色地带才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制和异见都是不可动摇的，但灰色地带是绝大多数人挣扎的地方。

哈维尔固然就是愿意扛那座山的人。他二零一一年逝世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发悼词说，哈维尔的和平抗争“震撼了整个帝国的根基，暴露了暴政意识形态的空洞，也证明了道德拥有比武器更强大的领导力量。”勇气是值得歌颂的，哈维尔也绝对值得这样的历史评价。但我比较想讲的是那些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的人，一些处于所谓“灰色地带”（gray zone）的人。

在共产捷克，有一小群手握绝大部分权力的“共产党建制派”，包括捷共核心人物，高阶国家和地方官员，警察和秘密警察（类似国安局），官媒喉舌，高级党员之类。另一小群人就是哈维尔那一类所谓的“异见人士”，公开具名反对官方立场的人。

这两种人都是极之少数，中间那堆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可能是没有入党的知识分子，教授老师，也可能是蓝领工人，家庭主妇，甚至有些是低阶党员。他们有些为了自保，有些为了过上正常生活，都没有公开反抗政权。应该这么说：他们当中好些就是愿意将“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海报贴在办公室墙上的人。

这些人可能就是所谓的“港猪”。其实在每一个社会，不太想管政治的人都是大多数。但捷克社会学家 Jiřina Šiklová 说，灰色地带才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制和异见都是不可动摇的，但灰色地带是绝大多数人挣扎的地方。后极权不是《一九八四》形容的那种完全恐怖的社会，有些地方有相对自由，而灰色地带的人们每天都跟这种极有限的自由讨价还价。记者会想，可不可以在报导社会新闻时稍微批评一下地方官员；老师知道有学生看禁书，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哪个程度；家庭主妇买菜时能抱怨两句物价飞涨吗？

我们歌颂哈维尔的勇气，歌颂他揭露后极权假象的洞见－－但纵然这些洞见掷地有声，成全他这条路的，或许是许多人的沉默。

回望后极权历史，虽然在灰色地带会找到许多人性的恶，但也找到许多没有被好好记下来的善。在传统上非常重男轻女的波兰，一些妇女会利用政权的大男人主义来绕过审查。很多波兰警察觉得女人干不了大事，看到她一包二包走在街上会以为她去买菜了，不会过去搜身——所以她们可以利用这种深植波兰文化的性别歧视来偷运禁书。

在戒严时期，她们还会利用这种先天性别“优势”来护送男性伙伴去工会聚会，例如扮别人的女友或太太跟他们挽手上街，因为警察不觉得女人有兴趣颠覆国家政权，就比较容易放行。这些人平常是沉默的女大学生﹑主妇﹑店员；但对她们而言，在没有人敢发声时，她们这些习惯沉默的女性反而迸发了那么大的光芒——而在众声喧哗的时候，她们在波兰社会是没有位置的。

在后极权之下，沉默大概是常态了——我们唯一能够问的问题，大概是我们能否沉默得有价值。我想起哈维尔的弟弟伊凡哈维尔（Ivan Havel）。他是个电脑科学家，七十年代初在柏克莱拿到博士学位。哈维尔家族在共产党掌权前是“资产阶级”，所以他们本来就“阶级成分”不好了；加上哥哥哈维尔是高调的异见者，所以伊凡多次被逼换工作，后来做程序员维生，虽然七一年拿电脑科学的博士学位是极其了不起的事。

伊凡在八九后受访，被问到《七七宪章》出来时有没有参与，他说：“我没有直接参与，因为我们（家族）有个约定：one in the family is enough（家里只有一个就够了）。”他的意思是，哈维尔走得那么前就已经很大风险了，家里总要有个人不坐牢和被抓吧？

我看到之后感触很深，我们歌颂哈维尔的勇气，歌颂他揭露后极权假象的洞见－－但纵然这些洞见掷地有声，成全他这条路的，或许是许多人的沉默。

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所有投入过感情的人都会累的。但我作为一个天生冷漠的人，却觉得冷漠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坏，至少只是有条件地坏

编辑问了我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过去一年，其实沉默的大多数都出来了，现在不发声可能主要是累了，还有不知道还能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接受自己的沉默了？如果不是，之后我们能怎么办？

我必须很诚实地说我没有确切的答案。更坦白的说法是，我记得过去一年，我有很多次、很多次想过：如果这场运动没有爆发，我们继续在一国两制的幻象中苟延残喘，说不定也比现在稍好一点，至少我们不必为他人的痛苦和命运（跟自己的命运也分不开了）流那么多眼泪，又在心里累积了那么多的愤怒和恨意。至少我们还有一点点不沉默的空间，偶尔骂该骂的人，上该上的街，不用太早害怕有天连在脸书贴个口号都会被抓。我当然知道那是乡愿，也知道《论语》又说乡愿是“德之贼也”，更知道甚么是“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好像累了倦了不想再说了也是私德有亏。

但后来想想，我们这些研究社会运动的人就知道运动必然会经历休眠的阶段，不可能有永远燃烧的运动之火。所有投入过感情的人都会累的。当然恶法也会令一些人觉得承受不起风险和代价而接受沉默。也许我们会开始有点冷漠，不想讲政治了，甚至新闻都不想看了，反正看了也觉得没甚么可以做的。

鄂兰最大的批判从来是个人在极权中的思考匮乏，而不是声音的匮乏。

但我作为一个天生冷漠的人，却觉得冷漠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坏，至少只是有条件地坏。例如我时常想起张艺谋在《归来》宣传时做的一个访问。《归来》有一段讲文革时期，张慧雯演的少女丹丹为了当上《红色娘子军》芭蕾剧主演而告发了父亲。张艺谋被记者问到，那是否是他个人经历的影射，因为他在文革时也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张回答说，自己最近跟年轻观众对话，被问到告发父亲是否太冷血，但他纠正对方说，那不是冷血，是热血：“是忠诚，对时代、对信仰的忠诚，他划清界线，是热血沸腾地划清界线”。

所以当很多人引鄂兰“恶之平庸性”来说明沉默之恶时，我还是要加一句注脚：发声有时候是相对的恶，沉默可以是一种相对的善。热血不一定代表正义澟然，一点的冷漠却可以让我们有底气拒绝跟政权一唱一和。如果发声必须众口一辞，服膺于集体主义和意识形态，但适时的沉默能令人保有独立的人格，跟所有的事情保持批判的距离，又如果语言在说出来的刹那已经失去了你想要它们承载的意义，那沉默或者才算美德。

鄂兰最大的批判从来是个人在极权中的思考匮乏，而不是声音的匮乏。发声的力量从来是从沉默中的思考而来的。

我还是用哈维尔《狱中书》的一段话为这篇文章作结吧：“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著很快放弃它有意思得多。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敲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每个事先断定的人远远有能力搅动这个世界。”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