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國內輿論市場上冒出了不少的「中國模式」。論述內容說千道萬，吹捧之中不時語出驚人又或者自相矛盾，更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作者群也是形形色色，有中國本土專家，有海外華人，還有正兒八經的外國人。
然而「中國模式」並不是一個新詞彙。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政府官方一直對「中國模式」進行定義和概括，最近幾年更是成為軟實力輸出的重點。總的來說，「中國模式」要回答的是中國如何融入西方的發展體系，而它要推廣的是「中國模式」的成功。
但在這樣一個受到高度管控的中國輿論市場，在定義了權威的中國模式後，還容忍民間對如此高度政治化的概念進行水平參差不齊的解讀。一些作者在網絡走紅後，更有機會登堂入室，高調出現在官方的研討會。
如此，「中國模式」的話語推廣，在官方與民間之間是怎樣的合流？而當這套話語鍛造得越發具有解釋性時，是否對其他地區也會有吸引力？換言之，這套不同於民主的、講述中國如何「成功」的威權理論，是否會在全球擴散？
「中國模式」在西方
從實用主義出發，強調政策創新和政策實驗的「北京共識」與教條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針鋒相對，引發了熱議：中國是否提供了一條有異於西方發展理論的新道路？
中國模式這個詞首先出現在西方學術界。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從學術界到智庫，產生了一股「中國模式」 熱。最早也最著名的，是由英國學者拉莫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 。從實用主義出發，強調政策創新和政策實驗的「北京共識」與教條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針鋒相對，引發了熱議：中國是否提供了一條有異於西方發展理論的新道路？
各種不同的中國模式理論百花爭豔，既有許成鋼和錢穎一等經濟學家提出的「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 和「財政聯邦主義」， 「地方發展主義」 （Kellee Tsai），也存在對中國特殊性持懷疑態度的市場列寧主義（Jonathan London）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Ian Bremmer）理論。總的來說，這些討論是對中國發展的成功原因的不同總結。
中國模式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為何中國的制度體系，能夠在與現代化理論提出的許多基本要求相違背，諸如法制建設不完善、缺乏透明度和問責制、腐敗嚴重、缺乏私有產權法律保護等的情況下，融入資本主義體系並獲得經濟的迅猛發展？
上述理論通過引入非正式制度、官員激勵、地方公司主義等一些概念，將中國的制度特點與傳統的現代化理論的必要元素相融合，成功將中國的發展路徑納入到比較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研究的框架下。比如，人事權的集中和經濟決策權的下放，使得地方官員在職業激勵下努力制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具有高度適應性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發展目標，會運用行政權力實現對企業家財產私有權的保護，等等。
由於這些解釋的出發點是，中國制度體系相對於理想的制度體系存在哪些落差，因此這些中國模式理論不但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還能夠幫助理解其在發展過程中浮現出的各類問題，比如區域發展不均衡、收入差距擴大、勞工保護落後等。
「中國模式」在中國
中國模式作為一套話語，直到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蓬勃發展。既有官方的「中國模式」 ，也有半官方、非官方的「中國模式」 。
中國國內則很早就有對改革開放的總結，比如不久前中國大陸關於八十年代價格雙軌制政策的發明權問題的熱議，但是很少有形成整套中國模式論述的嘗試。中國模式作為一套話語，直到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蓬勃發展。既有官方的「中國模式」 ，也有半官方、非官方的「中國模式」 。
以歷史學者徐友漁的總結，官方的「中國模式」內涵簡單直接，即「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結合，走出的一條後發國家的現代化之路。」（徐友漁，2011） 。自從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政府就嘗試摸索一套不同於「蘇聯模式」、「東歐模式」的話語，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在會見外賓的時候，經常用「走自己的道路」或者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詞來指尚在襁褓中的「中國模式」。
直到2002年，江澤民才在中共十六大正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隨着中國最近幾年來逐步偏離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政策，中國模式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官方話語中。2017年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概念，標誌中國模式話語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但是在媒體輿論市場上，佔據了更多篇幅、吸引更多眼球的是出自於國內學術機構和智庫等、半官方或者是說民間的「中國模式」。
比如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物理學背景的經濟學者陳平、英國學者馬丁·雅克等等，論述中時不時出現有違常識的驚人之語。比如廣泛流傳的《金(燦榮)教授語錄》：「二十年後世界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什麼叫雙贏？就是贏兩次」；而胡鞍鋼公開發表論文稱中國「到2016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分別相當於美國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除了個別功力較深者如潘維之外，大部分人關於中國模式的論述都很散亂，互相之間極少看到互相援引和對話，但是總體上這些中國模式都服從一定邏輯。
除了個別功力較深者如潘維之外，大部分人關於中國模式的論述都很散亂，互相之間極少看到互相援引和對話，但是總體上這些中國模式都服從一定邏輯——為了實現兩個目的：
一是要「建立一種全面的、強勢的、透徹的中國話語。」（張維為，2017）。論述的理論基礎來自於國家主義（statism）。「國家主義脱胎於民族主義，但是更政治化，強調國家在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至高無上的核心地位」（許紀霖，2011）。
通過把國家主義同一黨制威權國家相結合，這些「中國模式」普遍着眼於用幾個要點來闡釋中國的成功：選賢任能、黨的強力領導、黨代表全部人民、以及中國文化。
在政治層面，這些中國模式強調強大的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天然優勢。比如潘維認為中國模式是建立在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基礎上的「社稷民本制」，同時在社會層面還會貶低中國社會自身的能力，認為社會一盤散沙、缺乏有機組織、需要被國家所帶領。這些論點與官方的觀點遙相呼應，同時引入傳統文化觀做成一鍋大雜燴，比如說在文化層面強調中華民族吃苦耐勞、敢拼、聰明的「天然優勢」。
二是，這些中國模式也從不忘記要「強勢地回應其他話語，包括西方話語對中國模式、中國發展道路、中國政治制度的質疑」（註：這句話來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張維為在中國學論壇上的觀點精粹（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強調中國與西方的發展模式，不僅僅在經濟方面、還在社會方面存在對立。比如，善治良治是衡量國家表現的唯一標準，民主則不是；台灣民主是對中華文化的背棄等等。
這些中國模式往往借用了各種本土化的概念，比如「標本兼治」，「和諧中道」，「外聖內王」來解釋中國的發展，拒絕和西方的中國模式理論對話。
重建意識形態權力的需要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一些訴求和觀念後面，是強調自由市場、強調公民社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對想要牢牢把握國家權力的執政黨形成了巨大挑戰。
回到題頭提出的問題，為何一個能夠嚴格管控輿論的威權政府，在定義了權威的中國模式後，還會容忍這些水平參差不齊的解讀，並頻頻邀請作者為座上賓呢？
邁克爾·曼在闡述社會權力的起源時引入的意識形態權力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來理解中國模式話語的爆炸式增長。曼認為通過為社會提供規範和價值觀，意識形態權力能夠影響人們對直覺和經驗的理解方式。意識形態權力指導人們進行儀式性的互動，能夠形塑社會個體和組織的目標和行為，因此掌控了意識形態權力的國家對社會有很強的控制能力。
自打王朝時代開始，意識形態權力就一直是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趙鼎新教授在《儒法國家》一書中總結到，誕生於西漢時期的帝國儒學思想成為了官方統治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合一，強化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帝制整體的穩定性。儒家意識形態和鄉村秩序相結合，幫助地方官員和鄉紳合流，讓國家權力得以緩慢地滲透到地方社會，在清朝達到了巔峰。然而到了王朝末期，清王朝對抗外部衝擊的不斷失敗摧毀了社會對舊意識形態的信念。
長達半個世紀的外部侵略和內戰過後，共產黨以馬克思階級革命理論重建了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但經過十多年的運動和發展停滯後人民的信念再次搖搖欲墜。
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開始了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開始復甦。同時市場化所需要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原本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和公有制計劃經濟，產生了極大衝突。意識形態轉型的滯後，導致私營部門直到90年代中期還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因而產生了大量「紅頂」企業家，很多實質上是私企的鄉鎮企業，也都不得不長期掛着集體企業的帽子運營。
直到王滬寧極具創造性的三個代表理論（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台，意識形態間的矛盾才暫時得到緩解，資本家（也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找到了一個位置，獲得了合法性。從此確立了以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很快就再次遇到挑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光斌在其《求是》文章中提醒，基於革命的意識形態權力曾經是建立新中國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在改革開放40年後已經成了中國國家權力的短板。一方面，市場化進入深水區，要求通信、金融等關鍵戰略行業進行進一步的開放；另一方面，自從中國打開窗戶，公民權利意識開始慢慢提升，人民不但開始追求發展水平相匹配的社會福利和再分配體系，也開始出現對輿論自由和政治參與的訴求。
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對國家權力的重新強調、與現實的自由社會發展之間，打造了一個外實內空的新籠子，只待有野心的學者前來填詞。
這些訴求和觀念背後，是強調自由市場、強調公民社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對想要牢牢把握國家權力的執政黨形成了巨大挑戰。重新確認意識形態權力，建立一種以強調國家權力，強調一黨領導、抵抗外部影響的話語體系的需求迫在眉睫。
重塑意識形態權力並非易事，首先需要先建立一個自洽且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當現實社會經濟系統運行所依賴的規範，和國家試圖推廣的意識形態之間產生偏差時，要建立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就更加困難。
中國的改革開放奇蹟本身就是擁抱全球化、市場化、經濟自由化，用鄧小平的話說，是「解放思想」的結果，這時若再強調國家管控經濟，容易被認為是計劃經濟思維，佔話語主導地位的國企更是拖了經濟發展的後腿。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對國家權力的重新強調、與現實的自由社會發展之間，打造了一個外實內空的新籠子，只待有野心的學者前來填詞。
市場代理人：被容忍的民間闡釋
政府一方面需要降低敘事的晦澀和複雜程度，但是又擔心過於簡化的話語容易扭曲官方立場或帶來社會反彈，而通過市場代理人創造中國模式正好填補了這個弱點。
民間一些有識分子準確抓住了官方意識形態的重點，並解讀補充那些中國模式中的模糊地帶。金燦榮在《求是網》發表文章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在於反映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和合文化，就是不尋求一方壓倒另一方。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是個中國文化的一個精髓，這個文化價值有別於西方文化。」， 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還體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中國共產黨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也要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
放開輿論市場，「中國模式」就難免被為了博出位而嚴重偏離了主流民意的言論帶出爭議。2018年一篇署名為吳小平的「資深金融人士」的文章提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發酵，隨後被多個主流媒體轉載討論，引起軒然大波，以至於一個月內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都先後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對這篇文章進行闢謠，習近平更是連用三個「沒有變」和一個「不能變」，來給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餵定心丸。
事後看來，雖然步子邁得太大，但是方向卻沒有看錯。《經濟學人雜誌》2020年8月刊，刊載了關於中國新經濟模式的「習經濟學」（Xinomics）的分析，認為中國正在通過控制經濟週期，行政主導經濟以及國家滲透私企，在朝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步前進。
重塑意識形態權力的第二個挑戰，是國家推動的意識形態需要同市場上的各種思想相競爭。出於本身利益，市場媒體很少願意主動配合官媒進行思想傳播，因此「中國的意識形態權力不僅有來自國際思潮上的巨大壓力，更有內部的傳播渠道上的主體性分歧的挑戰」。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挑戰就更加巨大。
由於傳統的宣傳語言和內容缺乏競爭力，政府媒體做出了很大努力來打造平易近人的人設，為了吸引讀者不惜中二化 ，比如新華社的官方微信公眾號萌化長江洪災的「洪水二號」（但慘遭輿論反彈），甚至日常對政府的宣傳文章運用了釣魚手段，比如生活小貼士，以吸引注意力（Lu and Pan, 2020）。
但是這些努力遠遠不夠。 政府一方面需要降低敘事的晦澀和複雜程度，但是又擔心過於簡化的話語容易扭曲官方立場或帶來社會反彈，如上文的吳小平事件。而通過市場代理人創造中國模式正好填補了這個弱點，國家可以賦予代理人有限的權威，通過官方的座談會，附屬於官方機構的職務（諸如高等院校的某個研究中心）來保證這些中國模式的話語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信用度，但是又可以與這些話語保持一定緩衝距離，在招致反彈的時候可以通過官方的媒體進行批駁以正試聽，避免對政府的苛責。
中國模式話語在中國的推廣，在過去的十年裏無疑獲得了巨大成功。
中國模式話語在中國的推廣，在過去的十年裏無疑獲得了巨大成功。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通過四萬億和持續增加的政府債務推動了經濟跳躍式的發展，一舉越過日本站穩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民眾越發相信強大的國家能力能夠克服經濟週期，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最近在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上，成功控制了病毒在國內的傳播，進一步鞏固了中國民眾對國家能力是判斷國家表現的唯一因素的信念。
對外輸出的複雜面貌
中國模式話語的輸出總體上呈現了相當複雜的結果，尤其是與當地人同中國經濟往來的實際經驗相疊加時，常常造成所在國民眾和精英之間進一步的撕裂。
中國不僅僅滿足於在國內推廣中國模式，還熱衷於向外推銷這一套話語，而目標隨着地區不同而改變。正如金燦榮坦白，在歐美的輿論陣地是要爭奪話語權，為政權爭取合法性；而在非洲等發展中國家，中國則是要拉攏和培養現在和未來的政治精英，鞏固盟友。
為此中國設置了大量的中國政府、地方政府、學校和企業的獎學金和遊學項目，鼓勵外國，尤其是非洲和東南亞國家的學生前來學習中國文化以及經驗。僅在2019年，教育部分配在來華教育一項的預算開支就高達33.2億元。中國在2017年就已經超越了英國和美國，成為非洲學生最大的留學國。
同時期的一帶一路戰略也給向外推廣中國模式話語帶來了新的機會。在中國看來，一帶一路不僅承載了輸出資金和過剩產能裏的任務，還是「助推走出西方中心論，重塑中國話語權的好機會。」
但是這種軟實力輸出是否成功？從個別案例上看，對外宣傳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強調國家主義的中國模式話語廣受非洲各大威權國家領導的歡迎。2016年坦桑尼亞總理馬賈利瓦在視察當地一個中資服裝廠時發表了以「複製中國發展模式」為主題的講話，講話中使用了 「五年計劃」、「坦贊鐵路」、「經濟特區」等中國特色的政策用語。一些支持者認為這是中國模式輸出的積極信號（王文，2016）。
一些非洲研究者在研究非洲當地的中國企業後，也認為中國模式為非洲國家提供了一個值得嘗試的選擇（Sempiga，2017）。大規模的培訓確實增加了非洲國家精英對中國的認識，不少學生即便對他們的課程本身沒有印象，但是仍然通過中國經歷帶給他們的貿易和商業機遇獲得了成功，並傳播中國經驗。
但是中國模式話語的輸出總體上呈現了相當複雜的結果，尤其是與當地人同中國經濟往來的實際經驗相疊加時，常常造成所在國民眾和精英之間進一步的撕裂。中國在安哥拉、肯尼亞等非洲國家的投資採取了上層路線，中國模式話語廣受統治者和地方政府官員歡迎。由於政治不透明，中國投資為官員和其盟友帶來了可觀的個人經濟利益，然而投資進一步剝奪了當地人的資源，導致底層人民生活困難的現象時有出現。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忽視當地法規和社會規範的行為也備受詬病，兩者導致了對中國模式大量的民間反對聲音，相似的結果也頻繁出現在南亞和東南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緬甸的密松大壩項目。項目導致超過10000人、47個村莊被迫遷徙，還可能帶來潛在的地震風險，因此造成了當地居民和地方政府的衝突，及國際環保和人權組織與緬甸政府的衝突。項目開工兩年後，項目從最初宣傳的「中國模式」變成了最後所有行動方的「中國困境」（BBC，2019）。一些中國觀察者認為這是對中國「建設一座大壩，帶動一方經濟，保護一片環境，造福一方百姓」的區域發展理念的重大打擊（王維洛，2012）。
內部的反噬
鼓吹中國模式會合理化這個打壓鬆散過程，結果是削弱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應對能力。
中國模式的話語對中國自身的影響比起對外更加複雜。
首先，中國模式話語強化了意識形態權力，周雪光進一步解釋為固化剛性體制弊端。國家主義思想中超越個人認同之上的國家認同會消解國家對個體的責任，讓個體犧牲被合理化、被遺忘。
以疫情為例，抗疫的中國模式話語中看不到不計成本的封城造成的負面效應，更看不到武漢瞞報的制度問題。封城導致的次生災難，諸如其他病患無法得到藥物治療，無法返鄉而露宿街頭等現象都沒有被納入反思和考量，只剩下在強大的國家能力面前疫情構不成威脅這樣的印象。在中國抗疫模式話語中，體制不是問題的根源，反倒是問題的答案。
其次，信奉「強國家」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會貶低自組織、公民社會的價值，消滅建立超越私人網絡的公共網絡的可能性。社會組織能夠迅速、靈活回應社會問題，是一國社會治理的有機補充。新中國的國家構建過程打散了原本的鄉村宗族的社會組織結構，轉化為個體對生產隊，單位制度等國家組織的依賴。隨着改革開放，社會中重新浮現出自組織，唯近年來不斷遭到打壓。
鼓吹中國模式會合理化這個打壓鬆散過程，結果是削弱了國家對社會問題的應對能力。在武漢對抗疫情的過程中，第一時間對物資的搜購、調配到武漢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內外社會團體自發完成的，蒐購能力之強甚至造成了海外市場很長一段時間的口罩和消毒用品資源的短缺，但是很快政府就全面接管了物資的徵用和分配，阻斷了民間物資捐贈渠道。相應的，中國最終官方產生的新型冠狀病毒病治理模式話語中，絲毫見不到自組織的身影，只剩下對國家機器的讚歌。
第三，中國模式的話語強化了民族主義情緒，惡化了外部環境，會導致對中國自身發展的反噬。張維迎曾警告強化國有資本和國家主導的中國模式話語完全違背了開放的精神，可能導致改革大業前功盡棄。鼓吹中國模式作為與西方發展理論不兼容的「另一條道路」會被理解為中國模式是對西方的挑戰，進一步加劇中國和國外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並逐步反映為經濟和政治對抗。張維迎認為，中美貿易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中國經濟崛起原因的錯誤解釋引發了西方國家的恐慌。相應的，海內外戰狼行為和言論都是在為中國模式話語中中國和西方必然走向對抗這一自我實現預言添磚加瓦。
中國持久的高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各種不同的中國模式解讀，但一個看不見腳下的大地，不能夠也不願意與其他發展模式對話的「中國模式」，成為統治性話語，無疑是危險的。這令人想起雷諾阿筆下莫奈描繪的雄偉的火車頭：「噴吐濃煙，四下裏什麼也看不清。這真是一番讓人着迷的景象，一個夢幻的世界」。待得滾滾濃煙散去，看清火車頭孤行去遠，可能已經噬臍莫及了。
參考文獻：
Lu, Y., & Pan, J. (2020). Capturing Click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Clickbait to Compete for Visibility.
FT中文網，2018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將貿易戰歸咎於「中國模式論」
許紀霖 2011 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 張維為論中國話語的崛起
徐友漁, 2011 什麼是「中國模式」 BBC中文網
王文，2016 非洲發展宜複製中國經驗
Sempiga, O. (2017). Does China offer a new narrative and an alternative v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Vol 3(1), 4.
BBC, 2019 中資緬甸密松水電站是否重啟成為昂山素季面對的「中國困境」
王維洛，2012 緬甸擱置密松大壩建設是對中國區域發展理念的重大打擊RFI.
中國模式還是存在的，包括對外的統戰、盜竊知識產權、信息都是證據。
出发点还是在以西方体系为主的论点，同样的封城，不同样的点评，中国只是希望进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世界还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有些斗争，不是你妥协或者韬光养晦就能捱过去，安格鲁萨克逊人就是要永葆最高，必然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何謂中國模式，將人民視為蟻民，隨時可被犧牲，沒有權利，人民只是為國家發展的棋子，死活不重要，最重要是勞動，不聽話的就抓掉，親友也要問罪，實行連坐法。
還要讓人民要有自我認知，認知自己只是賤民的事實，不要妄圖叫國家給予權利和保障。
封闭式防疫的负面影响：
轉：哈佛、牛津和斯坦福三位顶级流行病专家10月4日提出大伯林顿宣言，倡议立即改变防疫政策，实施重点保护高危人群的策略，低危人群全面放开，实现群体免疫。宣言书三天已获得近四千医学专家，七千医务工作者和近十万公众人士联署。宣言指出，由于封闭式防疫所造成的其它不可挽回的损失，如错过流感疫苗，心血管疾病延误治疗，癌症早期诊断等，已经大于疫情本身的危害。日前世卫组织估算，全球已有10%的人口感染。洪水已经形成，靠堵是堵不住的。世卫组织同时也宣布，目前病毒主要是通过无症状感染者传播。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的病毒，自然倾向于无症状感染。病毒随着传播而毒性降低传播性增强，既符合科学规律，又已被数据证明。比如高校开学以来，学生已出现7万多例阳性，但需住院的只有四人，死亡一人。正如宣言中写的，对低危人群，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已经低于流感。整个宣言只字未提经济社会方面的利害，仅仅考虑医学上的取舍。
作者是誰? @initiumnews
南韓與台灣的發展本來就不符合華盛頓共識，根本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依據那些教條發展成功的。美國的發展經驗就是不符合華盛頓共識的教條。美國第一任的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就是國家主義經濟發展的始祖，啟發了德國學者里斯特。經歷了那麼多金融危機後，這些史實已經廣為人知。我們也知道中共移植了台灣經驗，通過二元的勞動體制壓榨了農工原始積累。這些在過去的西方經濟史上也有相對應的現象。所以，不知道所謂中國模式之類的話語究竟有何值得宣傳為傲的?何況中國還沒有完成發展，還差遠的。根據本人印象，一旦學者開始吹噓模式的時候，也就是該模式快垮台的時候。1997年前幾年吹噓儒家資本主義，借用偉伯來解釋東亞經驗的著作不少，中英文著作都有，然後呢，韓國就垮了，接下來就換成一個新的說法–crony capitalism. 現在還有誰會去念那些東西? 中國人嗎? 好耶!
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对封城模式的批评是夸大，单就次生灾害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尤其2月时有很多白血病人连医院都没法去，有病人就这样去世了（微博上的柚子的妈妈）；需要洗肾的尿毒症患者找不到定点医院在家憋了一周跳楼的也有（老人，vista有报道后来文章被删了）；还有得癌症的住不了院得不到护理在微博上求救；更不要说边缘的艾滋病患，需要药物大部分都是靠自组织的帮助。之后北京和新疆二次爆发时在微博上也同样有相似的求救，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官方统计，现在谁也不知道因为次生灾害死了多少人。
@EricChan 那部分我们好像确实是一致的。
效率话题方面，政府不对舆论作出反应可能是满足舆论体现的需求，在其效率函数的评价下可能并没有用。即使自组织满足了一些热点需求，从整体效率而言也不一定有提升。如果只是提升微小那可能无伤大雅，但以过往自组织筹款中曾有审核发现被舆论大量关注的筹款者并不贫困的例子，这种分配可能是不公义，且负效用的（导致整体捐款意愿降低）
所以单单因为自组织更好的满足舆论期望而认为其有更高效率可能是不公平的，那可能只是“满足舆论”的效率而已。
@jackhui
獲得信息和做出行動的能力與效率是兩回事。單純談獲得信息的能力沒意義。你覺得是廣東某市市長比較早知道武漢出現不明肺炎，還是YouTube上關注中國醜聞的大紀元系媒體，又或是台灣PTT的鄉民？今年的武漢肺炎在最初的一兩個月發生的事情不記得的話可以回去看看新聞。百步亭社區的萬人宴和武漢紅十字會的一系列騷操作還是歷歷在目。就算不談中國，日本美國在疫情開始爆發後因為各種原因的遲緩反應還是歷歷在目。就算是共產極權的蘇聯也出現了切爾諾貝利核洩漏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情況。政府龐大的官僚體制，複雜的利益糾葛決定了政府的運作效率容易較低。各種渠道傳來的情報往往是出事了以後才到決策者的手上
@jackhui
「公民自組織對比國家力量的優勢從來都是靈活性與效率作為國家力量的補充，而疫情初期的確體現了這一點。」
我說的好像跟你這里說的沒衝突吧。
@ EricChan 非政府就非中国模式是谁定义的。。。
@EricChan 我也同意用政府生产与公民抢购对比确实有点奇怪，两者其实相辅相成不是对立因素。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吧，公民从舆论所获得的信息与政府从行政角度获得的信息对比，两者到底哪个更具灵活性和效率？
前者的信息来源是舆论，其分配的逻辑在于有需求的群体会在舆论中发出更大声音，因此获得更多分配。后者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统计。按舆论声音分配真的就比按统计分配有效率吗？
舆论发声是需要能力的，按舆论声音分配其实会与舆论能力成正比，而舆论能力与获取资源能力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分配对弱者倾斜程度不一定高于政府分配。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急救的定律：叫得最大声一般不是最需要救的。真正有需求者往往同时丧失发生的能力，按声音高低分配并不一定更有效。
舆论上认为公民自组织更有效的原因，是因为两者是同一信息来源，解决问题的优先度一致，会更有效解决舆论关注目标，因此造成更灵活有效的假象。我认为政府按统计分配在整体问题解决上是更有效率的，公民自组织的分配模式由于和政府不一样，所以可以有效补充一些被忽略的面，但根本上是一种较低效且不公平的问题解决模式，也许该比较的是政府+公民与纯政府模式。
但。。。这公民参与救助在中国模式没有吗？新闻能看见的例子就不少吧。
今年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對「中國模式」有很大的挑戰，主觀上我感受很深的是即使有網絡刪評的存在，互聯網上對於政府的批評和質疑開始多了起來，這也許是因為演算法的原因所以也不能作準。但是可以看到人民對中國政府體制的觀感從前幾年的「這是一個好的政府體制」變成了「這是一個不算差」的政府體制。以最近幾天來說就有游泳冠軍因體測成績不過關，即使打破亞洲紀錄也無緣領獎台的事情發生。過去中共自詡乃至外國都不得不讚揚的技術官僚主導，專業有效率的官僚體系（不管事實上是否存在）似乎已經不是群眾對於政府效能的普遍印象。如果經濟持續下行，失業率持續上升。「中國模式」必然只會遇到更大的挑戰
“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级的庞氏骗局
@Jackhui 我想回應一下你的看法
1 關於封城這一點，我覺得作者提到封城所帶來的副作用的確是誇大了而且描述也不準確，這一點我是同意你的
2 關於政府主導的生產為主 vs 公民自發搶購為主 這兩種口罩供應模式的比較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首先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口罩生產國，日產量破億。政府全力重啟因春節而停頓的口罩生產供應是必然也是最有效率的選擇。但是不能忽視中國國家體制在疫情初期對於口罩供應以及分配的低效，包括部分主力收治病人的醫院得不到口罩，反而是需要醫生在微博求救需要公民購買並經由快遞寄送到醫院，而部分口罩被地方官員扣為己用，或是交給並不需要處理肺炎病人的莆田系醫院，甚至出現了不同省市地方政府相互扣押徵用別的省市的口罩的狀況，更讓人質疑國家體制的運作有效性。另一方面，口罩全球性的短缺是因為疫情全球爆發導致對口罩需求急升所導致的，中國公民海外搶購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公民自組織對比國家力量的優勢從來都是靈活性與效率作為國家力量的補充，而疫情初期的確體現了這一點。
没有枪杆子打到柏林就没有东欧的苏联模式，斯大林同志深明的道理，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同志怎么就不懂呢？
习近平早说了，没有共产党（铲平社会），没有共产主义制度（暴力专政后盾的超低人权优势），没有中国文化（以无耻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就没有中国模式。
许多对“中国模式”的辩护，最终都要诉诸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要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倒退，物价大幅上涨了呢？那不就说明这套制度失灵了吗？现在中共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此不得不找各种其他的可以引爆民族主义的点来维持自身合法性，最终只能引来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最终又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反噬其本身。
其实我觉得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民主理论”“威权理论”对应的一种概念，想尝试将中国模式理论化再进行比较总是有点别扭，当然现实中确实有不一样的理论选择，但更可能是在更高层面理论形成逻辑方面上的不一样。
想回应一下文末所提“内部反噬”数点：
1. 很多人都看见武汉封城导致了其他病患缺乏照顾的问题，但都没有看见这些问题都在一个月内被解决（作为反应缓慢的公民自组织一部分的我在一个月左右介入发现已无大事），并完善了一套较少负面影响的封城模式为后期封城提供经验，而解决模式本身就包含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对“固化刚性体制弊端”缺点的批评完全落在空想和推演上，作者是只在香港看新闻了？
2. 迅速反应的公民自组织购买口罩例中，公民自组织造成的后果是世界性市场上口罩的缺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恐慌。而政府接管后，由生产而非抢购为主线的政策在满足国内需求后，成为国外疫情爆发前期的主要供应。自私的优势真的不需要兼顾外部负面影响吗？
3. 民族主义确实是个问题，这点非常同意，我也挺讨厌这个的。
回到前面提出的“為何一個能夠嚴格管控輿論的威權政府，在定義了權威的中國模式後，還會容忍這些水平參差不齊的解讀”，难道“定义一种模式后不允许不同解读”不是教条主义的特点吗？西方社会确实容许解读，但却没看见不符合“教条”的“民主自由”解读被承认，只会被冠以“威权”“保守”而排挤出自由民主论述，实用主义从来就不排斥参差不齐的解读啊。当然这只是比较理论层面的特点，意识形态对抗就是另一回事了。
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中国模式”，它更多的是作为一套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通过洗脑大多数中国人以维持党国统治的合法性，虽然目前看来洗脑是成功的，但无实在的“中国模式”总有“破产”的一天，在那天之前党国仍需寻找新的宣传话语，甚至党国会随之一起倒塌。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官方用意识形态来巩固合法性是一个聪明的举动，毕竟忽悠又不会有太大的花费。
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并非前无古人。至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和人均gdp仍远高于中国大陆。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家积极参与规划和引导的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的不完美复制。
看到一个本吹捧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现在宣扬民族主义、一个号称信奉以无政府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现在宣扬国家主义来建立意识形态，毕竟是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