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道義與政治，共謀與角力：以色列與頭號盟友美國的四個切面

自今年的穆斯林齋月開始以來，東耶路撒冷就迅速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以色列當局在被其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強行驅逐當地巴勒斯坦居民、擴建猶太定居點，此舉遭到了當地巴勒斯坦民眾的反彈與抗議，進而演變為巴人與以色列警方的暴力衝突。

齋月最後一週的衝突升級，最終再度點燃了中東火藥桶。哈馬斯和以色列國防軍之間的軍事衝突也急劇升格，以軍更是在行動中炸毀了位於加沙的一棟有着多家國際媒體（包括半島電視台、美聯社等）駐紮的大樓，遑論諸多民居。在4月底到5月初的衝突期間，聯合國、國際人權觀察組織、阿拉伯世界乃至英國等，均對以色列當局的種族隔離行為予以譴責，也對巴以雙方的暴力衝突表示關切。但目前看來，無論是以方還是哈馬斯，都沒有停手的跡象。

另一方面，美國作為過去相當長時間以來最為重要的巴以斡旋力量，以及以色列最為倚重的盟友，它的表態都相當關鍵。隨着以軍對巴勒斯坦的攻擊愈演愈烈，尤其對平民的攻擊早已演化為人道主義危機——這種趨勢實際上早在此前的齋月衝突中就已經非常明顯——外界關注美國是否已經在幕後開始斡旋，或是會隨事態發展採取更積極的姿態介入調停。

人們對美國的這種既期待又批判的態度，實際上也間接反映了美國與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複雜性。目前，除了對以色列及極端猶太分子的抨擊外，美國的「無作為」正被多方質疑，尤其考慮到過往在涉及巴以問題的聯合國決議上，美國常常用自己的一票護送以色列過關。雙方的關係也並非是如牌面上看起來那樣是「大哥」與「小弟」的搭檔，而是在共謀之中又有着不同程度的互相利用。

從反猶到支持建國：錫安主義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

20世紀初期美國依然有着頗為普遍的反猶勢力，甚至如迪士尼動畫《三隻小豬》中的反派大灰狼，也打扮成猶太商人的模樣。

反猶主義不僅在歐洲有着漫長的歷史，甚至直到20世紀初，新大陸上的美國也存在着對於猶太人的排擠與歧視。不過在飽受歧視與迫害的猶太人當中，也出現了一股以民族主義為基底的、兼具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的力量，即「錫安主義」（Zionism，又譯猶太復國主義）。

與今日以色列在對待巴勒斯坦人時所採取的種族隔離政策形成諷刺對比的是，近現代錫安主義的興起，與猶太人受到的種族隔離、歧視乃至屠殺有着莫大關聯，遊蕩在歐陸各國的猶太人作為永遠的少數族裔，寄希望於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度。這種思想在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 1860–1904），一位生活在奧匈帝國的記者所出版的《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一書中得到了明確表述，也有一說將赫茨爾視作現代以色列的「國父」。

赫茨爾的「猶太國」構想曾將目光鎖定在世界多地，包括非洲的烏干達和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國。但對於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者而言，他們的「應許之地」當時仍為奧斯曼帝國統轄的巴勒斯坦。另一方面，並非所有遊蕩在歐陸的猶太人都是錫安主義者。例如，「崩得」分子（Bund）們就大多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持反對意見，他們更堅信猶太人所在之地就是他們的家園，即「此在性」（hereness）的主張。類似的反錫安主義傾向直至今日依然在不少美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得到延續。

即使在錫安主義者內部，無論是意識形態上的立場還是實際的政治能量，也都隨着各地猶太人的活動與處境而有所不同。隨着赫茨爾的號召，世界錫安主義組織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成立，更加激進的錫安主義者們也開始出現。澤維·賈鮑京斯基（Ze’ev Jabotinsky 1880–1940）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參與籌建猶太武裝力量，並在一戰中為英軍效力。離開英軍之後，他同樣致力於猶太人組織的武裝訓練，並鼓動在東歐的猶太人遷往應許之地巴勒斯坦，因為他們隨時可能遭受波蘭或匈牙利等國反猶力量的屠戮。

20世紀初期美國依然有着頗為普遍的反猶勢力，甚至如迪士尼動畫《三隻小豬》中的反派大灰狼，也打扮成猶太商人的模樣。但相對於歐陸的戰火與種族歧視乃至屠殺，新大陸上的環境要寬容不少。在歐陸，錫安主義者們更多依靠遊說、地下組織和獨立武裝來展開運動，而美國的錫安分子們則有着更加從容的條件來展開更具規模的政治組織建構。

與威爾遜的良好關係和自身的社會影響力，使得布蘭迪斯有足夠條件引導美國大眾對歐洲猶太人遭遇的同情，並或多或少促成威爾遜政府對《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默認。

波西米亞猶太人後裔、「人民律師」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 1856–1941）是美國的錫安主義勢力得以在政壇登場亮相的關鍵人物之一。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之後，成為執業律師的布蘭迪斯以其進步立場而聞名。在壟斷巨頭面前，布蘭迪斯的反托拉斯立場讓他贏得了一般民眾歡迎，也與持相近理念的民主黨人走得更近，其中就包括後來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1916年，威爾遜總統提名布蘭迪斯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此舉卻遭到了諸多共和黨人和保守力量的反對，而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媒體也直言布蘭迪斯作為法官或許「不夠冷靜」。

布蘭迪斯的提名最終在參議院的表決中通過，而他的上任不僅對美國司法界是大事，對於美國乃至歐陸的猶太復國運動也同樣具有推動作用。早在1912年，飽受尊敬的布蘭迪斯就加入了美國錫安主義聯合會，使得該組織不斷壯大，並在接下來歐洲陷入一戰烽火時，繼續推動錫安主義在新大陸的發展。布蘭迪斯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屬於猶太人的國家，同時也向美國的猶太人喊話，認為支持猶太復國運動和作為美國公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可以並行不悖。

與威爾遜的良好關係和自身的社會影響力，使得布蘭迪斯有足夠條件引導美國大眾對歐洲猶太人遭遇的同情，並或多或少促成威爾遜政府對《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默認。該宣言是在另一位猶太復國運動領袖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 1874–1952）的斡旋下促成英國政府承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政權和合法權利。

1919年，布蘭迪斯和魏茨曼關係破裂，並被排擠出美國的錫安主義組織，但他的影響力依然存在。此時的巴勒斯坦隨着奧斯曼帝國的瓦解，在英國人的託管下，在隨後的時間裏目睹了大量猶太人的湧入。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關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的提議，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和繼任者杜魯門看來都頗為棘手，尤其考慮到當地阿拉伯人的抵觸情緒，以及蘇聯藉機與阿拉伯人聯手的可能性。儘管當時民主黨政府得到了相當多猶太裔的支持，但針對建立猶太國一事也出現了不同的提議，包括聯邦制等構想。

敵人的敵人也是盟友：美阿關係的棋子？

在以色列國建立之後，杜魯門當局率先承認了這個國家。對於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來說，承認以色列意味着要承擔阿拉伯國家與美國關係破裂的風險。也因此，在面對最初的以色列建國和前兩次中東戰爭時，美國當局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威爾兩位總統都採取了偏向中立的態度。

錫安主義和猶太裔逐漸在美國政壇拋頭露面，但在二戰前後，美國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的問題上並沒有過於積極的介入。《貝爾福宣言》的提出以及一戰後英國作為巴勒斯坦託管者的身份也表明，當時英國人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握有更大的話語權或主動權。只是，鼓勵大量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的決定給二戰後的英國當局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原本作為巴勒斯坦少數族裔的猶太人，隨着戰爭、種族屠殺以及錫安主義的號召，不斷湧入該地並佔據了約三分之一的人口，當地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愈發加劇。

為調解巴勒斯坦局勢，聯合國在1947年表決通過了《分治方案》，決定將巴勒斯坦劃分為一個阿拉伯國家和一個猶太國家，同時，耶路撒冷則作為獨立個體，由聯合國託管。猶太復國主義代表、以色列工黨的創始人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 1886–1973）同意了此項方案，但阿拉伯國家聯盟則表示反對，因為此舉意味着在巴勒斯坦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出現一個全新的猶太國家，如此一來，誰又真正考慮過當地阿拉伯住民的權利呢？

在英國人於1948年完全撤離之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爆發了被稱為「巴勒斯坦內戰」的武裝衝突。英國人最終在1948年5月14日託管期結束後撤走，並留下了內戰未完結且也並未對聯合國決議採取任何實質推動措施的權力真空。以色列國民議會則表決通過，拒絕美國方面提出的停火協議，頒布了《以色列獨立宣言》，正式宣告以色列復國。

在以色列國建立之後，杜魯門當局率先承認了這個國家。對於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來說，承認以色列意味着要承擔阿拉伯國家與美國關係破裂的風險，尤其是考慮到後者有可能在鐵幕剛剛拉起就倒向蘇聯一方。也因此，在面對最初的以色列建國和前兩次中東戰爭時，美國當局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威爾兩位總統都採取了偏向中立的態度，至少在援助以色列一事上較為低調，甚至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也曾為埃及出面斡旋。這場戰事的結束意味着英國的殖民體系日漸式微，法國則在戴高樂總統的帶領下堅持在美蘇對立的大格局下走上去殖民化，但又維持相對的外交獨立。

儘管在巴以問題上留下了一個爛攤子，但英國在以色列建國初期依然保持着對該地的影響力，另一個予以以色列實際援助的大國則是法國。如前所述，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都不願在以阿關係上做過於明顯的表態。為了應對蘇聯在中東的影響，艾森豪威爾在1957年提出的「艾森豪威爾主義」（Eisenhower Doctrine），明確美國會向遭受武裝侵略的中東國家提供經濟或軍事援助。

這種維持平衡的局面隨着肯尼迪總統的上任而出現改變，正是他明確了美國和以色列的特殊盟友關係。

這種維持平衡的局面隨着肯尼迪總統的上任而出現改變，正是他明確了美國和以色列的特殊盟友關係。肯尼迪掌權後一改兩位前任的作風，開始公開向以色列出售軍火，另一方面也有意識地打壓以色列的自主軍事技術研發，包括警告該國不要挑起中東的核軍備競賽。肯尼迪遇刺並沒有對這種更加緊密的美以關係帶來太大轉折，只不過隨着表態的明確，他的後繼者想要繼續維持中東局勢的平衡，就越發考驗他們的政治手腕。

1967年的六日戰爭過後，以色列奪取了約旦河西岸的大片土地，美國的阿拉伯盟友之一約旦也吃了敗仗並遭受相當大的打擊，而美國在約旦身上投入的援助資金也同樣為戰火所損。無論美國人如何試圖挽回與阿拉伯盟友的關係，但六日戰爭都讓他們在阿拉伯世界的聲譽大大降低。對此，一種看法認為，肯尼迪的繼任者林登·約翰遜的親以政策成為了60年代美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的轉折點。但將責任完全歸於約翰遜似乎也不見得完全合理，要說美國和以色列在60年代的關係出現蜜月期也略為勉強。一方面，肯尼迪和本.古里安等以色列領導人之間仍在許多問題（包括核設施等）上產生分歧，而另一方面六日戰爭也並不完全在美國掌控之內。

六日戰爭為美國繼續在中東實行他們的「balancing act」提供了新的契機。縱觀美國與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各國的關係，不難看出美國雖把以色列視作布局在中東的重要棋子，但這顆棋卻因應以阿關係和冷戰大氣候而握有微妙的自主性。

不過，六日戰爭為美國繼續在中東實行他們的「balancing act」提供了新的契機。縱觀美國與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各國的關係，不難看出美國雖把以色列視作布局在中東的重要棋子，但這顆棋卻因應以阿關係和冷戰大氣候而握有微妙的自主性。在埃及的納賽爾倒向蘇聯之前以及納賽爾倒台之後，美國與以色列過去的死對頭埃及都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在吉米·卡特任上，1979年《戴維營協議》的簽署則標誌着以埃關係的趨緩，達成了某種「冷和平」（cold peace）狀態。也是這份協議導致了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分歧，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阿拉伯各國均與埃及斷交。但即便是拒絕了《戴維營協議》、且至今未同以色列正式建交的沙特阿拉伯，也在近年來被披露會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定期會晤，與會方還包括約旦這個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丟失約旦河西岸的敵以國家。當然，表面敵對的以阿關係背後，同樣少不了美國的介入與協調。

衝突 – 平靜 – 衝突：從擱置暴力到擱置和平

在以色列工黨執政時，以色列開展了猶太定居點擴張政策，這一政策延續至今，被認為是強行推行的殖民主義行徑，也是引發今年齋月衝突和最新一輪巴以衝突的導火索。

《戴維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的簽署，一大背景是本.古里安創立的以色列工黨在1977年的大選中失利。在以色列建國後執政多達30年之久的工黨，其政治路線支持錫安主義，但同時也主張給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相應的權利，普遍認為其立場頗為温和。但在巴以問題上，主義和政治往往會出現弔詭的錯位——在工黨任上，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爆發了四次中東戰爭，包括以色列國防軍主動出擊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和六日戰爭。也是在工黨執政時，以色列開展了猶太定居點擴張政策，這一政策延續至今，被認為是強行推行的殖民主義行徑，也是引發今年齋月衝突和最新一輪巴以衝突的導火索。

取代工黨奪得政權的是合併於1973年的右翼政治組織利庫德集團。這個組織的理念始於前文提及的賈鮑京斯基，奉行強硬的猶太復國路線。第一位出身利庫德集團的以色列總理是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2），他的上任讓美國方面意識到以阿關係惡化的可能，並開始展開一系列斡旋。最終的階段性成果就是上述的《戴維營協議》，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和貝京在卡特總統的促成之下，在戴維營簽署相關協議，並於次年簽訂了以阿兩國的《和平條約》。換句話說，原本被認為屬於右翼保守勢力、有可能惡化以阿關係的利庫德集團，反倒在剛一掌權之後就見證了中東問題的一項里程碑成果。

但《戴維營協議》並沒有換來長期穩定，由於埃及遭到阿拉伯各國的排擠與斷交，巴以問題也日趨複雜化。與貝京一同領取了諾貝爾和平獎的薩達特在1981年遇刺身亡——此前半年已經有疑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對其採取暗殺未遂。貝京本人在一些政治議題上也並未讓步，他任命的農業部長沙龍大力推進定居點策略，加劇壓縮當地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地；貝京當局在1980年還通過了《耶路撒冷法》，宣布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在國際各界普遍不承認東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合法領土的情況下，此舉無疑也引來頗多爭議，隨後多國也將駐以使領館遷到特拉維夫。

在美國方面，面對貝京和利庫德集團的掌權，他們也需要穩固美以關係的同時，顧及國際觀感以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1982年的黎巴嫩戰爭（第五次中東戰爭）讓美以關係再度惡化。貝京當局支持的黎巴嫩長槍黨領導人當選總統但卻在上任之前就遇刺身亡，以方和長槍黨則將矛頭對準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率軍開入黎巴嫩南部，並默許長槍黨在貝魯特難民營製造了駭人聽聞的針對巴勒斯坦難民的大屠殺。慘案使得以色列國際形象跌至谷底，美國方面甚至一度考慮對以色列實施制裁，但最終仍然沒有放棄以色列的盟友地位。

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率軍開入黎巴嫩南部，並默許長槍黨在貝魯特難民營製造了駭人聽聞的針對巴勒斯坦難民的大屠殺。慘案使得以色列國際形象跌至谷底，美國方面甚至一度考慮對以色列實施制裁，但最終仍然沒有放棄以色列的盟友地位。

貝京在1983年辭職，繼任的沙米爾（Yitzhak Shamir）同樣是個強硬的利庫德成員。沙米爾的第一個總理任期（1983–1992）大致與里根的第二任期和喬治·H·W·布什的總統任期重合，這一段時間內美國對以色列的各類援助有增無減，以色列也升格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盟國」。但這一時期對於美國和以色列來說，最具挑戰性的還是巴解組織的迅速崛起和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在阿拉法特的帶領下，巴解組織內部也出現了温和派和激進派兩大主張，雙方均試圖建立巴勒斯坦國，但阿拉法特及其支持者傾向於透過外交等渠道達成與以色列的和解方案，而反對者則試圖在巴勒斯坦全境建起巴勒斯坦國，取締乃至消滅以色列國，這一主張也為後來成立的哈馬斯所承繼。

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使得以色列境內及其侵佔的領土上的巴以衝突愈發日常化。這場漫長的衝突的直到1993年才逐漸冷卻，此時以色列工黨又藉由聯合政府的形式重新掌權，拉賓（Yitzhak Rabin 1922–1995）第二次出任以色列總理。隨後，與《戴維營協議》相似的一幕在奧斯陸和平進程下出現。隨着奧斯陸秘密談判的展開，巴以雙方的和平進程也初現曙光，兩項《奧斯陸協議》，即1993年簽署的《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Oslo I Accord）和1995年簽署的《關於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臨時協定》（Oslo II Accord）預示着巴以和平進程的開始，而阿拉法特和拉賓在克林頓總統的注視下互相握手的場景，也成為了一段佳話。與《戴維營協議》一樣，《奧斯陸協議》同樣由美國斡旋達成，而簽署雙方也同樣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的褒獎。

與《戴維營協議》一樣，《奧斯陸協議》同樣由美國斡旋達成，而簽署雙方也同樣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的褒獎。協議的簽署使得此前已持續了6年時間的巴勒斯坦大起義暫時平息，但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巴勒斯坦，雙方民眾都逐漸開始出現意見分化。

按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規定，巴勒斯坦可成立臨時自治政府「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該政權和以色列國之間達成了某種互相承認的協議，但正式的巴勒斯坦國是否建立、如何建立仍未明確。由於以色列侵佔的領土頗多，加上耶路撒冷歸屬問題頗為敏感，協議的簽署更像是一場漫長的和平談判的起點。包括美國在內的三方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也設置了一個五年的過渡期，以澄清更多具體糾紛和細節。

協議的簽署使得此前已持續了6年時間的巴勒斯坦大起義暫時平息，但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巴勒斯坦，雙方民眾都逐漸開始出現意見分化，一方認為各自的領導人為當地帶來了和平，另一方則認為協議簽署者是軟弱的、甚至出賣民族利益的叛徒。後者的極端分子最終在1995年採取行動，使得和平進程再度被擱置。

對於《奧斯陸協議》的負面看法，最為著名的要屬愛德華·薩義德的觀點。在他的著作中，薩義德直言協議是在讓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人屈從。他並未像某些極端勢力一樣慫恿暴力，但薩義德更希望在巴勒斯坦出現一個無關種族與宗教的、世俗的民主國家。有意思的是，「民主國家」也是以色列的建國基底之一，但這一表述隨着巴以雙方衝突的日常化，以及各自領導人物的更替，最終被納入到了一套更加強硬的右翼民族主義話語之中去。

當代美國如何與內塔尼亞胡打交道

進入奧巴馬任期，美國當局面對的以色列領導人是二進宮的內塔尼亞胡。後者雖然爭議不斷且歷經數次大選和腐敗官司，但直到今日依然身居總理一職。在奧巴馬任上，美以關係出現僵局。

1995年11月4日，拉賓在總理任上被極端猶太主義分子刺殺身亡。他的遇刺宣告巴以和平進程的凍結，在佩雷斯短暫接棒之後，1996年的以色列大選中利庫德集團重新奪取政權，本傑明·內塔尼亞胡第一次出任總理。這位日後的政治強人初掌大權，卻在巴以問題上並沒有過多依賴本黨的右翼勢力，而是延續了拉賓的談判路線，即便他對《奧斯陸協議》並未有過積極的評價。在1998年，內塔尼亞胡和利庫德集團在又一場大選中雙雙失勢，且在2001年再度大選中，內塔尼亞胡也並未謀求重返總理寶座。

接任內塔尼亞胡的是沙龍，這位強硬的軍事家在2000年強勢造訪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引發輿論譁然之餘，也使得不滿奧斯陸和平進程而不斷延燒的巴以暴力衝突加劇，並演化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這場暴力衝突同樣歷時頗久，直到2006年才逐漸緩和。而也是在這場衝突中，以色列對待巴解組織包括哈馬斯的打擊愈發軍事化，而巴勒斯坦方面也出現了恐怖襲擊等手段，為以色列建設隔離設施提供了藉口。同樣，藉助反恐議題，沙龍當局也和需要應對「911」恐襲的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達成某種默契，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力度持續加大。但隨着以色列和黎巴嫩在2006年爆發軍事衝突，美國媒體對於以色列軍隊攻擊平民的聲討浪潮也逐漸擴大。

進入奧巴馬任期，美國當局面對的以色列領導人是二進宮的內塔尼亞胡。後者雖然爭議不斷且歷經數次大選和腐敗官司，但直到今日依然身居總理一職。在奧巴馬任上，美以關係出現僵局。內塔尼亞胡擁有留美背景，據稱在美國政壇也擁有着不俗的人脈關係。但其家庭成員或是賈鮑京斯基的擁躉，或是以色列國防軍的戰鬥英雄，同樣出身軍隊的內塔尼亞胡也並不承認所謂巴勒斯坦建國的可能性，同時對阿拉法特抱有質疑。在再度出任總理之後，他的懷疑對象則變成了奧巴馬總統。持強硬右翼立場的內塔尼亞胡，對於奧巴馬試圖推進伊核協議的行為十分不滿，甚至一度從中杯葛；而對於他眼中的左翼媒體，內塔尼亞胡也毫不保留地展開攻擊，聲稱《紐約時報》和本國的左翼報紙《國土報》（Hareetz）是以色列的兩大敵人。

隨着內塔尼亞胡地位的鞏固，他和奧巴馬的關係也越發像是一場擺上枱面的角力。在2001年的一次發言中，內塔尼亞胡曾聲稱美國可以隨着「正確的方向」被擺動。而這種態度在他第二次擔任總理時有了更清晰的顯現。在2011年奧巴馬呼籲恢復1967年的巴以邊界時，內塔尼亞胡很快予以公開反對。即便如此，在聯合國決議中，美國還是維持了對以色列的支持，奧巴馬當局在2011年就否決了巴勒斯坦的建國申請。但總體而言，在奧巴馬的第二任期上，民主黨政府對以色列的態度轉變愈發明顯。國務卿克里就曾公開指責以色列的定居點政策，而內塔尼亞胡同樣予以強硬的回擊。

內塔尼亞胡與美國民主黨的關係在奧巴馬時代趨向惡化，但特朗普的出現卻又將美以關係拱向一個新高度。比起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的貌合神離，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的關係簡直好到讓人意外。

內塔尼亞胡與美國民主黨的關係在奧巴馬時代趨向惡化，但特朗普的出現卻又將美以關係拱向一個新高度。比起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的貌合神離，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的關係簡直好到讓人意外。可以說，特朗普所追求的與奧巴馬類似，都是希望通過自身介入與斡旋，達成中東和平，以此為自己的政治成績，只不過相較而言，奧巴馬的關注焦點在於伊核協定，而特朗普則將巴以和解視作突破口。

特朗普最令人詫異的舉動之一就是在2017年底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此前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礙於國際法和各界觀感，至少在明面上保持過往的聯合國決議意見。另一方面，以色列在2018年通過了「猶太民族國家」法案（Nation-state Bill），宣稱「以色列是猶太人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在該法案下，以色列當局將會設置更多的猶太人定居點，且阿拉伯語將不再作為以色列官方語言，而只是「常用語言」。

美以關係在特朗普任期內的持續向好對於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則是毫無疑問的災難。哈馬斯等組織的恐怖主義面貌被繼續得到宣傳，且隨着雙方關係的緊張，恐怖襲擊和局部武裝衝突依然存續，情況只有惡化而難言有改善之機。在戰事之外，公眾輿論對於以色列在與巴勒斯坦的對比也暗含某種差序導向：以色列是衝突雙方之中那個更加現代化、更加開明的主導者，而巴人則是落後的、亟待革新的一方。這種政治話術既未能消除恐怖主義活動對巴以雙方普通民眾的威脅，同時也為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煽風點火，使得隔離牆、定居點等設施的進一步擴建得到了某種合理性的背書；並且，這種合理性背後依然有着錫安主義的幽靈，而反以是否等同於反猶的爭議也由此成為另一個關鍵的政治議題。

美以關係在特朗普任期內的持續向好對於當地的巴勒斯坦人則是毫無疑問的災難。哈馬斯等組織的恐怖主義面貌被繼續得到宣傳，且隨着雙方關係的緊張，恐怖襲擊和局部武裝衝突依然存續，情況只有惡化而難言有改善之機。

2019年由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共同在白宮宣布的「新中東和平計劃」或特朗普計劃（Trump peace plan），更是在沒有任何巴勒斯坦方面的成員參與的情況下，宣布藉由一系列經濟手段和通過建立一個有限度的巴勒斯坦主權國家來達成巴以的永久和平。此舉雖然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事先告知海灣多國，但卻並未引起太大的積極反響；巴勒斯坦方面則無疑表示強烈抗議。對內塔尼亞胡政府來說，特朗普的四年任期給了他貫徹其猶太人優先的政治理念以極大的伸展空間。

以色列持續擠壓當地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在「新中東和平計劃」頒布後，某種事實上對巴勒斯坦的完全吞併也並非不可能。雖說以色列國內政壇在近年來屢屢面臨換屆改選，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因腐敗指控而被傳出政治生命可能由此終結，但掌權逾十年的他依然利用右翼民粹的抬頭、偶發的巴以衝突以及過去一年多來的新冠大流行保住總理一職。

不過，在最新一輪巴以衝突中，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無論是在疫苗施打還是隔離牆和定居點擴張上——被暴露得更加徹底。這個新冠大流行中的防疫優等生，此前已經被聯合國和國際人權觀察組織點名批評其種族隔離政策可能引發人道主義危機；在近期針對加沙的軍事行動中，以色列國防軍對巴勒斯坦平民的襲擊也招來多方抨擊。

華盛頓目前的態度依然模稜兩可，一方面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均表示支持停火，但另一方面拜登繼續對以進行武器軍售；民主黨內意見也出現分歧。

儘管在《外交政策》等刊物上，依然有着頗為「務實」的聲音表示以色列不會因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批評而改變，且諸如楊安澤等美國政治人物也出面以支持以色列人民免遭恐怖襲擊為由，聲援以色列，但如今的政治生態與那個錫安主義在美國民眾之中引發輿論同情的年代早已有所不同。華盛頓目前的態度依然模稜兩可，一方面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均表示支持停火，拜登更是在19日告知內塔尼亞胡，希望在當天就看到加沙事態能夠出現明顯的緩和（significant de-escalation），並促成停火；但另一方面拜登繼續對以進行武器軍售。民主黨內意見也出現分歧，進步派的代表人物伯尼·桑德斯就已經公開聲援巴勒斯坦，楊安澤的推特言論則被打上了支持種族滅絕的標籤。

只是，這種在媒體和社交網絡上的「反以挺巴」導向，其實在過去數十年來的國際輿論之中並未缺席，對以色列的譴責和對巴勒斯坦的聲援從未停止過，畢竟哪怕在非阿拉伯國家中，也沒有人會輕易無視平民的死傷。但這種導向實際上也意味着，對待巴以衝突的輿論介入和政治操作有所分離：相比人權和主權，前者更容易使人發聲站隊，但後者則涉及頗為複雜且「實際」的利益考量。

拜登政府或許仍會採取與其前任們類似的政策，在講求平衡的情況下，對以色列的敲打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日益變化的媒介生態和政治氣候，或許能為爭取巴勒斯坦應有的權益提供不一樣的助力，但卻依然要同以色列的炮火賽跑。何況考慮到同樣握有某種合理性的反恐話語，和某些人骨子裏的種族歧視或慕強心理，輿論戰也多有膠着之態。

可是，在一個要麼不打招呼直接暴力將你從世代居住、合法擁有的土地與房屋中驅趕出去，要麼打電話通知你即將轟炸你家大樓，要麼是在疫情依然存在卻寧可將疫苗兜售他國也不予你接種的政權面前，又有多少平民真是恐怖分子安排的「群演」呢？

（莊沐楊，博士在讀）

參考資料

Josef Fraenkel. Patriot, Judge, and Zionist

Molly Crabapple. My Great-Grandfather the Bundist:

George Lenczowski.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Middle Eas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son Farbman.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Israel?:

Vaughn P. Shannon. Balancing Ac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Routledge, 2003.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1957

海達爾·埃伊德. 愛德華·賽義德的憂慮與奧斯陸協議的終結, 2020年6月8日:

Grant Smith. Big Israel: How Israel’s Lobby Moves Americ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Middle Eastern Policy, Inc., 2016.

Anshel Pfeffer. Bibi: The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Netanyahu. Basic Books, 2018.

The US media is touting Israel’s Covid recovery. But occupied Palestinians are left out

Israeli Law Declares the Country the 『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

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Bernie Sanders: The Approach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