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貝立棠：倡議媒體在威權下的生存空間

香港警察國安處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多名《蘋果日報》高層後，該報終在6月24日正式停刊。《蘋果日報》的倒下，震動了整個香港傳媒業界，6月28日該報前主筆馮偉光被捕當日，另一間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就決定暫時下架博客文章等內容，以重新評估風險；同時宣布六位董事已辭職，當中包括知名異見人士，如吳靄儀、何韻詩和練乙錚。聲明更直言文字獄已降臨香港，上述措施是應對可能的「沒頂之災」。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當香港已經進入威權時代，本地的倡議媒體還有否存活的空間？或許我們可以看看體制外和體制內的不同例子。

倡議媒體的興起

報紙的歷史很久遠，但現代傳媒業其實到19世紀才形成，例如法新社、美聯社和路透社在那段時期先後成立，甚至到1885年，編輯的英文詞「Editor」方誕生。在此之前，報紙的職員更像是撰稿員，為出版社搜羅社區大小，然後寫文謀利，而且當時審查制度在西方國家還是很普遍。到現代傳媒確立後，新聞倫理也出現了，並在往後一世紀普及起來。1926年，國際記者聯盟成立，他們在1954年發表「波爾多宣言」，當中勾勒出很多倫理原則，例如堅持真相、準確、客觀、中立、公平和公共責任。

可是，到20世紀後期，後現代主義冒起，從根本上反思自啟蒙時代以來主導西方發展的理性實證主義。有傳播學家以批判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角度，重新思考新聞倫理講求的客觀性。既然各地的新聞制度都置身於自身一套特定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脈絡之中，新聞所用的語言、選材，以及敘事的角度，背後都離不開意識形態，他們質疑客觀真相是否真的存在，若果不存在的話，傳媒人可以如何幫助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他們的理論觀點，把新聞報導從實證主義中解放過來，開啟了更多可能性，包括催生了很多倡議媒體。

智利天主教大學傳播學家Ingrid Bachmann指出，倡議媒體就是「帶有觀點的新聞工作」（journalism with a point of view）。對於某些議題和政策，例如人權、經濟政策和環境保育，那些傳媒人會有旗幟鮮明的立場，部分更會與政黨有聯繫，有非牟利組織甚至會直接參與新聞報導，例如人權監察。這些媒體發展一些新式媒體策略，例如調查新聞。有些評論人會對倡議媒體的作用抱有懷疑，有學者和評論人認為當記者有既定議程，就會令社會變得兩極化，增加同溫層效應；也有人擔心當媒體的中立原則不在，會進一步破壞新聞業界的可信度。

這些憂慮其實不無道理；倡議媒體不一定只推揚進步價值，美國的保守媒體就時常被炮轟要為近年的後真相政治負責。不過，失真的倡議媒體，就不是理想的媒體狀態。近年，記者和新聞學者明白倡議媒體要有立場之餘，亦應探索新的行業規範；最基本一點是讓讀者知道媒體的立場，另外報導仍要以證據為依歸，不應流於意識形態宣傳和口號式的漫罵，也不宜完全漠視相反立場的觀點。哥倫比亞大學旗下的新聞評論雜誌寫道，大家應正面看待倡議媒體，當一個社會有愈來愈多資訊來源，就可以營造一個民主化的媒體氛圍。

俄羅斯倡議媒體《墨杜薩》

「自由之家」今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全球民主已經連續15年倒退。在很多地區，新聞自由同樣被鎮壓，記者遭遇或者比香港更嚴峻，去年底聯合國一份報告警告，過去 10年，全球平均每4天就有1名記者被殺，數字還未計算被失蹤、囚禁、性侵的人。從其他國家的例子，或可香港的情況對讀，幫助我們想像倡議媒體如何在威權時代下的求存。

其中一個在西方最知名的異見倡議媒體是俄羅斯的《墨杜薩》（Meduza）。在千禧年代，普京才剛即位，俄羅斯的公民社會氣氛較今天自由多元。當時有一份在線新聞報紙Lenta.ru，立場被認為中間偏左的自由派媒體，不時觸及社會敏感議題，深受知識份子歡迎，是其中一個最常被引用的新聞來源。可是到2014年3月，網站東主兼普京盟友馬穆特（Alexander Mamut）盛傳因不滿團隊採訪烏克蘭抗爭運動的手法，忽然解僱主編季姆琴科（Galina Timchenko）和30多名新聞工作者。最終，約70名員工決定集體辭職，以示抗議新聞自由受侵犯。

於是，季姆琴科和舊有Lenta.ru團隊就走上自我流放的道路。

季姆琴科找上近20名前同事，低調地籌措東山再起的方法，四出聯絡各界好友，最後輾轉落戶到另一個前蘇聯國家拉脫維亞。拉脫維亞同時是歐盟和北約的成員國，是立場比較親西方的民主國家，同時又接近俄羅斯邊境，令到團隊可以更容易搜羅俄國的第一手資訊。在10月，季姆琴科牽頭下，《墨杜薩》於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註冊成立，到翌年4月，該網站就成功平均每月吸引250萬名不重複訪客。《墨杜薩》後來更增設英文版，題為「今天，真正的俄羅斯」（the real Russia, today），諷刺俄國當時國營英文頻道 Russia Today。

俄羅斯沒有像中國般的「防火長城」，網民依然可以瀏覽西方網站，於是《墨杜薩》依然有空間發揮其「網絡第四權」（networked fourth estate）。這個術語由哈佛法學家Yochai Benkler所創，互聯網催生了很多依附於網絡的非傳統媒體，它們通常規模較小，卻能化整為零，透過嶄新的傳播和組織模式，發揮監察政府甚至傳統媒體的角色。季姆琴科也就向路透社表示，《墨杜薩》所需的啟動資金其實不算多，只靠朋友墊支，並特別澄清沒有收過流亡大亨、知名異見人士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援助。

《墨杜薩》的流亡網絡媒體路線，到現在依然尚可「刀仔鋸大樹」。到今年4月，該媒體已經是十大最常被引用的俄文網站，在社交媒體轉發榜進佔第一。編採團隊亦能把握位處境外的優勢，可免於普京政府的控制，幫助在俄國境內苦苦掙扎的同業們，除了製作自家調查報道外，也不時轉發其他俄羅斯獨立媒體文章，以聲援被政府打壓的國內同業。在香港的時候，筆者遇到的俄羅斯學生亦會介紹墨杜薩，她們認為它提供了一套地道自由派視角，讓外國人了解俄國政治現況。

留或走：泥漿摔角般司法抗爭

不過，這一「海外」媒體的影響力，很視乎政權留下的政治機會。當《墨杜薩》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自然就成為普京政府的眼中釘。今年4月23日，政府就宣佈引用2012年的「外國代理人法案」，把《墨杜薩》定為「外國代理人」。這項法案素來被人權組織批評是妖魔化自由派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手段，過往的受害者譬如有《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當組織被視為「外國代理人」，就要定期提交帳目審核，並要向外界清晰標示自己的代理人身分，政府有權禁止違令者的相關活動。

俄羅斯這次舉措固然難以禁絕身處拉脫維亞的《墨杜薩》，但是就能打擊其身處境內的編採網絡和撰稿人，希望截斷其與俄國境內的聯繫，同時也是希望嚇怕廣告商，削弱其經濟能力。在官方聲明指：「完全可以肯定，當權者目的是要殺掉《墨杜薩》。」而管理層亦坦言，他們沒有如何清晰的未來藍圖，帶公司走出困境。在5月時，《墨杜薩》宣佈得到8萬名善心人支持，可是全體員工就要減薪30%至50%，改為線上工作，而且報道數字要大幅減產。在5月11號的時候，《墨杜薩》啟動法律程序，尋求推翻政府的「外國代理人令」。

不過到6月4日，莫斯科法院就宣佈拒絕受理，《墨杜薩》表明會提出上訴。這亦是威權體制下，很多倡議媒體的寫照。

無論留或走，媒體或要陷入泥漿摔角般司法抗爭。在今年，兩名哥德堡大學的學者就在學術期刊 Journalism Studies 發表研究，他們在非洲烏干達訪問了40多名新聞工作者和律師，了解在威權政體下，人們如何動用法律資源來捍衛新聞資源。烏干達的情況同樣令人感到沮喪，在2002年該國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52，但到2020年暴跌到125。獨裁者穆塞維尼從1986年起就掌權至今，2017年修改憲法令自己可以無限連任。當地憲法名義上保障新聞自由，但政府經常濫捕記者，罪名小至誹謗、不當使用電腦，大至鼓吹暴力、煽惑叛亂和叛國。

記者打的官司往往輸多贏少，有時警方只捕不審，但求製造寒蟬效應，譬如文中提到的一單案件，記者在2011被拘捕，還押一年後，往後六年亦要定期到警署報到，到第七年才宣佈撤控。不過情況即使絕望，兩位學者及他們的受訪者其實仍然認同司法抗爭的價值，慢慢地當地組織亦鑽研出與警方打交道的方法。例如有一名記者因揭發警察性侵女子，而被控刑事誹謗；為免政府啟動冗長的司法程序，志願組織要眼疾手快地營救記者，他們立即組織一班人直接到警署要求放人，那些地方警察也不想鬧大事情，最終釋放記者。

而且無人會預計到奇蹟何時發生，有時一宗令人喜出望外的司法判決，就足以製造出更多制度空間。例如，1997年，烏干達記者 Charles Onyango-Obbo 和
Andrew Mwenda 轉發外國新聞指剛果政府以黃金利誘烏干達政府提供軍事授助，兩位記者因而被控散播假新聞。他們向憲法法院提出訴訟，表示有關法律違憲，官司一直打到2004年，最高法院意外地裁定他們勝訴，假新聞法違反憲法，有關法律就此被廢除。除此之外，由於烏干達是多個區域組織成員，有公民組織亦會在東非法院向政府興訴，當中亦有偶爾的成功例子。

主守價值

兩位哥德堡大學學者坦言，上述成功案件還只是個別例子，但就一點一點地拉扯出生存空間。他們認為求存之道還是要累積社會資本，聯絡志同道合的公民社會組織，保持媒體公信力，每當危機出現時，就可以快速專業地回應，又能得到廣泛市民的關注和同情，令政府行動時至少感到壓力。而確實，倡議媒體的成敗亦很講求政治機會，我會認為威權政治下，倡議媒體難以促成社會變革，而是要以主守的邏輯，思索還可以為社會保存甚麼，再等待機會。

蒙納許大學的Thomas Chase就以2009年成立的《中國周刊》為例子，研究中國大陸的環境倡議媒體。《中國周刊》是一個很「主旋律」的媒體，由共青團中央主管，其宣言定義自己為「反映國情、引領輿論、重塑生態文明價值觀的深度視覺類新聞類期刊」。《中國周刊》有很多官媒的特質，例如對中共100周年黨慶、十四五規劃的報導。不過Chase就從《中國周刊》窺見到一種有趣的倡議媒體的可能性。《中國周刊》記者很「建制」，會有意識地避開對政府的批評，但又會用盡體制內的空間推動環保進程。

《中國周刊》記者為與環境保育組織，如「綠家園志願者」、「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合作，進行深入報導；最令Chase深刻是該周刊的寫實攝影，能以震撼的影像，喚起社會的關注。當民主國家的倡議媒體會主力與政權對話，影響施政時，《中國周刊》就更多進行普及環境教育，以Chase的說法是「訴諸社會良知」。《中國周刊》未必是很有影響力的媒體，但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就是有很多這樣在威權體制下，默默耕耘的新聞工作者和非牟利組織，政治學家袁瑋熙稱之為「服務行動主義」（Service Activism），透過社區服務，在可以觸及到的議題進行倡議工作。

在今天的緬甸，依然有記者冒死喬裝成平民進行報道；近日亦有媒體發掘德國《邁寧根日報》（Meininger Tageblatt）的故事，歷經納粹和東德管治，停刊54年，依然會有人念念不忘，令報章重光。在70年代麥理浩主政以前，香港亦曾經歷過頗為黑暗的時期，貪污舞弊嚴重，政府對公民社會的打壓也十分猛烈，例如67暴動時，可以一夜之間，查封多間媒體。

對於香港的情況而言，我未敢斷言俄羅斯、烏干達、中國大陸的例子，會否過於樂觀/悲觀。若是過於悲觀，也未必未來不會有轉向，就像香港亦可以慢慢走過來。若果是過於樂觀，苦笑是差處未算最差：如今日香港媒體之表現——總會有人悄悄地捍衛真相。

（貝立棠，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資訊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