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中國自信，是當下民族主義最外顯的特徵之一，從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到大眾，近年來都不斷對此進行表達、競爭注意力。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了各種論述、號召彙集，動員、舉報頻頻發生之地。端傳媒評論組推出專題，從理論到行動，從個體到組織，解析現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生態。
今天這篇文章聚焦今年的熱播電視劇《覺醒年代》，一個重新講述中國共產黨如何建黨的故事，是通過什麼樣的話語體系，深深地感動了當下中國的年輕人？
在當今中國的輿論場，愛國情感的高漲是最外露的特徵。這種情感的產生，並不僅僅依靠國內輿論場的視頻文章，還有另一個文藝作品的源頭，即主旋律影視作品。他們是「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的文藝載體。
在這些年芸芸眾多作品中，「建黨百年」獻禮片《覺醒年代》無疑是最成功的作品，他被譽為「永遠的神」，豆瓣評分9.3、微博討論超過26億，穩坐收視率榜單的前列。更重要的是，這部講述中共建黨歷程的黨史正劇不但俘虜中老年觀眾，還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破圈」走進年輕觀眾的世界——根據優酷的數據，在《覺醒年代》的觀眾畫像裏，35歲以下的青年觀眾佔比接近六成；在社交媒體上，更有很多年輕人自發「安利」（流行語，指強烈推薦），將電視劇截圖做成有趣的表情包和原創漫畫，並在彈幕上留下慷慨激昂的「小作文」。
可以說，《覺醒年代》的走紅是當代中國的一起「民族主義事件」。究竟《覺醒年代》是在怎樣的主旋律作品生產機制中誕生？他講述了怎樣的中共建黨故事，其敘述和表現手法有何突破？這部作品，又怎樣生產和強化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本文嘗試以《覺醒年代》為例，探討當代民族主義文藝載體的生成機制和特點。
一齣「獻禮片」的誕生和流通
按有中國特色的影視劇分類法，《覺醒年代》屬於呈現國家意識形態的「獻禮片」。這種片承擔黨國意識形態的任務，是「革命歷史題材」和「主旋律」作品的最高規格，因此獲得官方和商業資本的高度重視。
作為建黨百年「獻禮片」的《覺醒年代》，就充分發揮官方和商業資本結合的力量。該作品早於2014年首先由安徽省委宣傳部報請立項，其後正式落實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安徽省委宣傳部、北京市廣電局和安徽廣電局聯合攝制，背後還有行業龍頭的民營影視公司（如優酷），集結電視劇行業的資金和人才。在這樣的製作單位和資源下，《覺醒年代》的劇本由官學黨史專家、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花六年時間撰寫，場景佈置不惜工本，造就《覺醒年代》成為資金雄厚、劇本紮實、「道服化」（道具、服飾、化妝）用心的精品影視劇。劇集製作完成後，該劇同時在電視台和互聯網平台放映，首先在中央電視總台綜合頻道黃金時間和優酷、愛奇藝等一線網路平臺同步首播，隨後在北京衛視和安徽衛視完成二輪播出，使電視劇播放渠道廣泛，始終保持熱度和覆蓋面。
在官方和資本的「一次創作」後，網民和博客的「二次創作」同樣重要，繼續將《覺醒年代》的熱度推高。電視劇播放後，網絡視頻博主自發製作熱血短視頻及片段，很多網友亦以流行梗飯圈縮寫「yyds」、「絕絕子」、「安利」討論劇集，更將大量劇中人物台詞製作成趣味表情包、壁紙和漫畫，將這套正劇融合到青年人的網絡文化中，達到幽默化、娛樂化的傳播效果。正是在這個基礎，《覺醒年代》穿上互聯網文化的外衣獲得廣泛傳播。
因此，《覺醒年代》的誕生和走紅是官商民三方合力的表現，當中既有國家資本主導，也有民間自發性，構成主旋律電視劇走紅的基本特徵。
知識份子敘事
當然，單憑資金、資源和發行渠道，不足以解釋劇集的成功，我們還是要回到《覺醒年代》的劇本：究竟《覺醒年代》講述的是怎樣的故事？他的敘述和表現手法有何突破？
簡言之，《覺醒年代》採用新的革命歷史題材敘事模式：知識份子敘事，呈現1915-1921年間，中國的男性激進文人怎樣在歷經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逐漸從一介書生轉化為革命同志，從辦雜誌思想啟蒙走向組織政黨直接行動，進而完成自身組織化、激進化、理論化的轉變。當中，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是電視劇的主角，而革命青年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則是電視劇的輔線。
以五四運動為界，電視劇前面近半的篇幅講述陳獨秀從日本回國，聚集李大釗、胡適、魯迅同仁編辦《新青年》雜誌，並逐漸圍繞在蔡元培擔任校長的北京大學。電視劇描述他們致力於思想啟蒙，打起新文化的旗幟對抗辜鴻銘、林紓為代表的舊學，尋求救國之路。
五四運動爆發後，《覺醒年代》的節奏明顯加快，更加激昂，而戲劇矛盾亦從新舊文化論戰，轉為新文化文人、學生運動和北洋政府國家機器的角力。當中，文人陣營內部亦充滿矛盾，比如陳獨秀、李大釗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和胡適信奉的自由主義針鋒相對，最終三人從相識、相知走向分手；而陳獨秀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信奉的無政府主義亦始終和馬克思主義競逐，但最終被共產主義征服、收編。在這部電視劇中，戲劇的高潮落位於陳獨秀和李大釗在逃離北京前往天津途中，兩人相約建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其後，組黨運動在全國各地萌爆發，推動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登上歷史舞台。
如此知識份子為核心的主旋律故事並不常見，卻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功。過去，主旋律電視劇集中描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農村階級鬥爭這些「槍桿子出政權」的故事，而比較缺乏知識份子敘事，因為知識份子敘事在政治和商業層面都並不討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共需要突出自己的政黨屬性代表工農兵群眾，而不是知識菁英建黨。就算近幾十年的意識形態已經鬆綁，或許由於知識份子的敘事較難把握（尤其是涉及個別知識份子的評價），並且文戲缺乏軍事片的動作場面和勝利感，因此並不受到導演和宣傳部門的青睞。這次《覺醒年代》以文人為主，罕有呈現新文化文人群像，不但高度還原了民初文人圈子的生活和論爭，還鮮活地塑造出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形象，實為一大突破。
正因如此，這部電視劇大幅呈現過往電視劇少有的文鬥、演說和政治辯論，屢屢大段大段、原汁原味地表述當時的重要文獻，如陳獨秀的《敬告青年》、李大釗《青春》、《庶民的勝利》、魯迅的《狂人日記》。正如網民指出，這些文章令他們感受到，「第一次發現文人吵架也這麼好看」，「高中課本上學的文字不再是文字，而是真正化為真實的事件。」而頗為難得的是，這些文章在劇中不是蜻蜓點水的口號，而是真的令人體認到這些男性文人的人格、文采和思考光芒。
在這個意義上，這部電視頗有返璞歸真的意味，戲中不依賴「流量明星」和類型片（諜戰片、軍事片）的操作，而是以劇本、人物塑造和歷史質感取勝。當中饒有興味的是，《覺醒年代》的知識份子敘事吸納了「民國範兒」的大眾想像，重塑民眾對民國的理解。大約在2010年代（正值辛亥革命100年），中國大陸民眾對「中華民國」有憧憬與想像，覺得中華民國代表一種優雅高貴的人文氣息（此所謂「範兒」），是一個大師輩出、思想開放的年代，當中隱含一種「今不如昔」、批判中共體制的取態。
到了《覺醒年代》，該劇採用知識份子敘事，已轉化了過去「民國熱」的氣質和內核。同樣是講述民國，《覺醒年代》同樣表現民國時代知識份子的思想光芒和日常情趣，但集中表現建立中共的五四知識份子就是「民國範兒」的化身。換言之，《覺醒年代》表現的「民國範兒」和中共自我形象的關係不是斷裂和對立，而是繼承和兼容。由此，電視劇表現的「民國範兒」已經由批判體制變成認同體制。
為愛國心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的雞血
在《覺醒年代》開播之前，沒有多少人想到這樣的知識份子正劇會征服年輕人的心。然而，正是知識份子的敘事，才將主旋律的故事升維到「艱辛探索」、「理論選擇」、「道路選擇」的高度，為當下的愛國心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的雞血。正如知乎的答主指出，「劇中的人正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我們真的看到了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為了自己的理想甘願拋灑出滿腔熱血。共情的力量真的很偉大。」
在《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和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被捧紅，成為「感動中國」式的人物。陳延年和陳喬年是那個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最流行和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之一），也是最早一批的共產黨員，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被國民黨所殺。電視劇塑造他們為堅毅不屈，心繫家國的知識青年，他們過著清教徒式的生活，追求心中的理想，努力實踐無政府主義思潮提倡的「工讀互助社」。當中一幕，他們滿身傷痕，戴著沉重鐐銬赴死的場面成為「高能淚點」，召喚出觀眾的愛國情感，更促使他們在戲外發起行動。在今年7月1日上海的陳延年、陳喬年烈士墓前，擺滿鮮花和追思信件；在7月4日的安徽延喬路，有4000多市民在這個紀念兩人的路牌下插國旗、擺鮮花和卡片，其中一塊寄語牌寫著「敬愛的延年、喬年先生：請您放心！您們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我們必將誓死守護！」，成為罕見的由電視劇推動的烈士紀念活動。
除此以外，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建黨時刻同樣是高能淚點：在1920年臘月二十三，李大釗送陳獨秀出京。途中，他們在海河大堤上看到的成千上萬風餐露宿的窮困百姓，兩人悲從中來，嚎啕大哭。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們痛定思痛，決定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一個用馬克思的學說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一個可以把中國引進光明，讓中國人都過上好日子的無產階級政黨。」於是，他們接連宣誓建黨：「為了讓他們不再流離失所；為了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為了讓窮人不再受欺負，人人都能當家作主；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為了中華民富國強；為了民族再造復興；我願意奮鬥終生！我願意奮鬥終生！」
這個場景是這齣影視劇的高潮所在，深刻地打動了這個時代青年人的內心。過去十年，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感佔據很多青年人的內心，他們對中國充滿自信和自豪感。在這種情感前提下，電視劇呈現的陳李兩人「以天下為己任」、「為人民謀幸福」和「建立用馬克思的學說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信念，與時下年輕一輩的愛國心產生共振，不但為高漲的民族自信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還將他們自身的愛國情感強化和昇華。觀眾體認到，原來我們「民族自信」的背後，是有「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做支撐；原來我們革命先烈走過這樣艱辛的道路，有這麼高尚的理想和艱辛的歷程。由此，這齣電視劇引發「憶苦思甜」的文本接受效果：當觀眾在濾鏡下回溯早年知識份子創黨的艱苦歷程，很「自然」就聯想到今日中國的來之不易，發出「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覺醒年代》有續集嗎？有！續集就是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感慨。
在這個意義上，《覺醒年代》有效地使很多觀眾認同共產黨是有理想、有歷史基礎的政黨，進而召喚他們對當下政權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支持。
被平反的、被淡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覺醒年代》作為知識份子民族主義敘事，在舊有的黨史框架中既有突破，亦有繼承，從而符合當下政權的意識形態和自我形象要求。前者表現在踩進黨史歷史問題「半禁區」，為陳獨秀「平反」，後者則表現為繼續淡化蘇俄在中共創立的角色。
從中國的影視歷史來看，《覺醒年代》可能是首次有主旋律電視劇以陳獨秀為主角，並給予相當正面的刻畫。陳獨秀是誰？他是中共主要創始人及初期領袖，在1927年國共分裂被指為投降主義者，拒絕執行共產國際、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導致中共受到嚴重挫敗。後期，陳獨秀被驅逐出黨，因為他和其他托派份子組織了中共至今為止的唯一黨內反對黨。簡言之，陳獨秀是一個有歷史錯誤的領袖，所以在正統的黨史書寫中一度被戴上包括「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革命」、「漢奸」在內的十宗罪名。而根據正統的黨史書寫，毛澤東「偉光正」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批判陳獨秀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因此，陳獨秀並不以正面的主人公形象出現在主旋律影視上，直至《覺醒年代》。
在《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和李大釗並列兩大主角，是領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共建黨的居功至偉的歷史人物，形象相當正面。這個舉動，當然不是編劇和導演自作主張，而是他們見機行事，順應最高領袖對歷史問題的最新取態。在《覺醒年代》之前，習近平曾經多次在講話中肯定陳獨秀在建黨的貢獻。2019年，中共黨史權威亦撰文《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週年》，為其戴上「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五頂「紅帽子」。
「好多人問我，你膽子太大了，你敢寫陳獨秀。我為什麼不敢寫陳獨秀，你看看黨史，你看看總書記的講話，都說他是大大的好人啊。」在談到覺醒年代的陳獨秀形象時，《覺醒年代》編劇、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龍平平就這樣解釋。由此可見，今日主旋律影視作品在歷史問題和人物評價的突破，勢必需要最高領袖的支持。這些突破不必然是「實事求是、歷史胸襟」的反映，而是「歷史服務政治、維護政權合法性」的結果。在《覺醒年代》這個案例，「洗白」陳獨秀可以連帶重述一整代知識份子的「尋路」故事，更順滑地講述共產黨的初心和「救世」故事，進而打通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共建黨三件大事的脈絡，將創黨描述成「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與解封陳獨秀歷史角色相對，《覺醒年代》仍難以「實事求是」講述蘇俄在中共創立的角色，
和很多黨史教科書和電視劇一樣刻意淡化了俄共和中共的關係。這是因為，政權仍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源於自主奮鬥的形象。在《覺醒年代》中，俄國密使不是沒有出場，但他們並非被塑造成帶著資金和資源的領導者，而是和中國早期社會主義者平起平坐的合作夥伴。更關鍵的是，電視劇突出早在俄國密使來中國籌備建黨前，陳獨秀和李大釗已就建黨達成共識，即戲劇的高潮「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也就是說，共產國際在劇中被描述成支持和幫助的角色，而不是主導建黨的角色。
然而，這恐怕並非歷史的全部。根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細緻的考證研究，「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流傳於中共的黨史研究部門，但當中並沒有足夠的史料支撐。現存有關說法的史料基礎是高一涵在1927年和的回憶文字，然而據考證當時他身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陳獨秀和李大釗逃離北京一事。因此，「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未必成立。相反，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接觸才是建黨歷程的決定性因素，但這在電視劇語焉不詳。由此，電視劇強調中國男性知識份子才是建黨主角，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性質。
結語：當《覺醒年代》輸出香港
總括來說，《覺醒年代》在中國的輿論場大獲全勝，其基礎是國家和資本的強力支撐，其突破則是採用知識份子敘事，一方面將創黨故事升維至「理論選擇」、「道路選擇」的高度，另一方面使青年觀眾體認到課本中革命前輩的艱辛，為他們本以高漲的民族自信注入理想主義和歷史質感。而在互聯網的環境中，博主和網民又創意地「二次創作」，以網絡流行語言和影像翻譯和轉化這套黨史正劇，進一步提升電視劇的熱度和話題性，使觀看和討論《覺醒年代》成為大型的愛國情感展演和「民族主義事件」。
然而，這樣的一齣黨史正劇或許注定只能在牆內和簡體圈火熱，難以將這種愛國情緒和民族自信擴散出去。近來，《覺醒年代》輸出香港，已在本地電視台足本播出，希望令彼時經歷政治風波的港人「對我們民族復興的歷程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梁振英）。姑勿論實質有多少人觀看，但這部講述「革命」歷程的電視劇在「革命被打壓」的香港播放，很多觀眾感受到的恐怕是一種強烈的諷刺感。
在中國的語境，「告別革命」正在告別，革命的話語已然強勢回歸並化成「民族自信」的一部分，但「革命」在香港卻等同「顛覆國家政權」和違反國安法。當越來越多港人像戲中的民國知識份子那樣坐「政治牢」，香港的觀眾看到陳獨秀說「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看到李大釗說「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什麽監獄什麽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要主流的香港觀眾透過觀影召喚出對黨國的認同和愛國熱情，這是可能的嗎？
參考資料：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董牧孜， 《回歸革命史觀——《覺醒年代》的史觀轉向》，《文化纵横》， 2021(06)
蟻坊軟體，〈 《覺醒年代》大數據解析：文化覺醒力量如何激蕩輿論場？〉，2021
王桂環，〈用藝術精品宣傳研究黨史的一次嘗試 ——訪 《覺醒年代》 編劇龍平平〉，《北京黨史》，2021（3）
龍平平，〈我為什麼要寫《覺醒年代》〉，《中國民族博覽》，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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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分析得太好了！
感谢Edward的长篇回复，是对文章很好的补充，确实多阅读不同的史家观点，才能破除官方党史的惯用话术。
那苏联极权体制之下领导人考虑过个人独裁的问题吗
回樓上網友：謝謝您的回覆，首先並不存在我對早期共產黨革命性和理想主義的「否定」，如果瀏覽我所有回覆，應該不會讀出我對主流敘事的「否定」，我沒有否定（反而因為自幼就對革命歷史感興趣我崇敬很多早期的真正革命者），而只是表達了我對這一歷史敘事模式大到框架（比如對五四概念和各種宏大詞語）小到細節的持續懷疑和反思。反思就等於否定嗎？其次我認為只考慮大而化之的所謂整體結構性視角依然在重複並容易被封印在中共主流的宏大敘事，真正「忽視歷史語境」的行為難道不是只談結構不談細節？歷史語境需要通過還原細節來甄別。早期黨史的研究資料也不算少，現在蘇聯解密檔案已經出版了很多套，另外通過關於顧順章、向忠發等早期叛變者的專題研究足以窺見很多不同於主流敘事的端倪，究竟中共早期的革命有多少「進步性」以及如何定義「進步性」，究竟「進步」是中共獨具的特性抑或是由時代洪流群體個體在內外合力下形成的「歷史的進步」，都需要打個問號。話說回來，對於究竟能否質疑一種特定的結構敘事，我想，茅海建研究中英鴉片戰爭的《天朝的崩潰》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不囿於既有立場和敘事模式，而通過大量史料全面立體又抽絲剝繭地揭示構成一百多年來傳統史學敘事的「奸臣模式」命題及依此建構的民族英雄敘事結構中存在的大量問題，對道德化歷史敘述他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評。最後我還是推薦《東方歷史評論》第四期「變革的節奏」裡唐小兵和王奇生的對話：《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裡面也許會有幫助您思考的信息。另外對於您認為中共從王明和毛開始走向如何的定論不太同意，建議您還是可以了解一下早期黨史尤其富田AB團這個被歷史掩蓋模糊的事件的。
@Edvard 个人愚见：早期共产党的强迫行为和革命暴力其实更应该放在结构化的视角下来审视：中国社会积累多年的矛盾、动荡与压迫，地方底层根深蒂固的暴力文化，大革命期间迅速膨胀的党组织，中央对地方的有限控制力以及中央自身的内在张力，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与反革命暴力，内战的残酷和血腥，日常化的紧急和敌对状态，以及中共的农民化、军事化和武装割据化…… 虽然暴力不容否认，但忽视历史语境、去用道德化的修辞和角度否定早期中共的革命性、进步性与理想主义，我个人认为不是什么很好的倾向。当然，我也同意自王明和毛开始，ccp便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这一切，并且沦为斯大林化的威权机器。但越是这样，前四一二时代的那些左翼青年才越在中国这片专制的盐碱地上显得可贵。最后，我认为这部电视剧最大的缺点还是在于当代中共历史神话的老生常谈：民族的救亡压倒了人民的启蒙。
修改一下上段的錯字：「恢復」—「回復」，「會會」—「會議」。打字太快沒有檢查，不好意思。
不知道您為什麼總是重複「洗腦」這個詞，看來是也有一些憂慮「洗腦」問題因而持續為自己信仰的歷史敘事辯護，也許「洗腦」這個詞聽起來比較重，其實用「價值觀未經反思」來形容更好些。我能看得出您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我恢復第十一個觀察者也是在請他可以留意一下他表述中不自覺採用的那些觀念型態，比如說要給共產黨劃分出早期革命救亡時期，是不含雜質的正面形象，和後來的「邪惡」是完全不同的，但我舉了例子證明了早期黨形象並非像他所想像，對百姓和對自己人幹過很多心狠手辣的事情，而且正像文章中所說，早期黨幾乎就只是共產國際的遠東分支，是共產國際的提線木偶（大革命前後陳獨秀執政的四年間，聯共中央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會就居然有122場，在張學良奪取中東路時期，共產黨甚至打出「保衛蘇聯」的口號），這些在電視劇裡有表演麼？為什麼要舉邊角料的例子？首先這些根本不是邊角料，而很多是歷史學家費盡畢生心力研究的課題，其次，正是需要這些歷史細節才能拼湊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不是你一句「難道主流敘事不是真的」就能打發的，端媒這篇文章整個後半部都在討論這些細節問題。你想用籠統模糊的所謂主流敘事、想用應然來對實然「實際是怎麼樣」予以否定，這實在是有些可笑。麻煩以後討論問題先把邏輯理清。
《觉醒年代》这个名字就很讽刺啊，不知道讽刺谁，反正我一集都没看。这一个月以来也看了很多书和文章，起码终于明白六四是怎么回事。虽然真的从初中第一次知道到现在25岁终于明白它的原因，很羞愧。我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出：伟人=流氓头子；《血红色的土地》：一个观点，建国以后各种运动死了四千万至七千万人，即便你认为他们里面有真正的坏人，那更多的只是维护证权用的私刑；六四的记录照片：被碾过的血肉一团。无论五四启蒙被多么被赞誉，甚至它可能还是被建构的虚假概念。我仅仅看完这些，也无法赞同这个政权了。你当然可以说建国都有血泪，美国也不少西方还在对犹太人大肆屠杀。但在这片土地上，恶不断被激发，青天大老爷的叙事一次次被强化，反思是没有的。当然现在官僚体制也懒得糊弄你了，西安地铁后已经坚定了我拘留所见的看法。人时时刻刻都将面临灵魂深渊，救赎只是虚妄和不存在，你甚至不知道你在坚守个什么？（戴锦华评残雪），你幸福吗，你自由吗？只有时时刻刻的恐惧吧。
@bbbb，至於我的價值判斷，我只能說對於共產黨以此起家的各種主流敘事比如實現共產主義、實現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敘事等等都沒什麼興趣，而且非常警惕可能為我帶來的價值觀念的一元化和語言運用的扭曲錯位。我小時候曾經對革命敘事感興趣，《覺醒年代》裡面那些人物和故事我小學時就了解，因為當時我曾買過《中共黨史人物注釋集》、《陳獨秀風雨人生》、稀見史料書系裏的《鄭超麟回憶錄》等等，覺醒年代確實不能給我帶來什麼新的信息，反而為我帶來困擾，我對於其中許多人物的塑造其實不太認同，和我從歷史資料裡看到的人物形象存在較大偏離（至於說這些是影視塑造，確實可以這樣說，但既然如此，「和歷史事實相比已經偏移」則更加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因此您所謂這些「能給覺醒年代打多打折扣」，確實會打很大折扣，因為看得讓人尷尬，加入了無數編造的故事以及和歷史材料記載裏相比因夾帶私貨而扭曲失真的人物形象，所以也就只有一個虛幻飄渺的「革命敘事」「救亡圖存」的空架子而已，人物也只是一具具使用了歷史人物名字的空殼。比方說如果真正讀過魯迅的著作會對電視劇裡的形象不那麼認同，說難聽點，魯迅的真實形象被遮蔽嚴重，（最早從延安時期開始，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續蔓延），對魯迅的宣傳和闡釋的過程中就進行了某種階級鬥爭話語和政治功利話術的偏離，魯迅形象的符號化構成了毛時代政治再現魯迅的深層邏輯，本質是一種具有引導性的對政治話語及敘事模式的刻意選擇，使得魯迅脫離原始語境形象逐漸概念化符號化扁平化圖騰化，這就是在革命敘事中對人物形象逐漸「單一化」「模式化」扭曲的一個典型例子。有興趣可以找找端媒曾經發表的一篇朱學勤談五四運動的文章，還有唐小兵談余英時的那篇，也談了五四。關於我們慣常理解的革命敘事究竟有無問題，可以參考《東方歷史評論》第四期「變革的節奏」裡唐小兵和王奇生的對話：《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反思》。
我的意思就是他认同觉醒的历史叙事脉络；而你动辄说他被洗脑，可是你只是在挖一些边角料啊。你的论据不足以动摇觉醒的历史叙事，更不能支持你断定别人被洗脑的论断啊。
bbbbb，您看不出我的留言是在回復第十一個觀察者麼？我在指出他留言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所以才列出了一二三點。這與我相信的歷史敘事這個話題到底有什麼關係啊？就好比我對著一篇文章修改裡面的錯別字您卻說「你對文章沒有一個主要的認識」，這完全兩碼事好嗎。
另外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大河剧。我觉得觉醒年代就是一部大河剧啊？
@Edvard 所以你相信什么样的历史？你相信的历史能不能有一个主要的叙事和价值判断？你举的这些例子能给觉醒年代里的叙事打多大折扣？人家在说主要矛盾，你只是在挖一些边角料啊。难道当时内忧外患不是真的吗？难道当时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不是真的吗？
本劇的胡適形象好像也是有突破，以前胡適的形象也很糟糕
中国自称左派的人很多，但是并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左派。其一，他们从来不敢要求有权的人与自己平等，只敢要求有钱的人与自己平等；其二，他们所追求的「平等」其实并非平等，而是希望原本在自己之上的人最后能被自己踩在脚下——至于这到底正不正义，他们并不在乎，因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由赢家来决定谁是正义。我只要把他们批倒批臭，让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我就是正义的。
杨奎松的《革命》里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如何帮助建立党组织有很详细的介绍。跟前几年纪念五四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
上面有一處有錯字，「或者說也許需要補充一部分官方敘事以外的內容」，「外」打錯了。
@第十一个观察者
您的知識需要更新了，或者說也許需要補充一部分官方敘事以為的內容，可能是在中共教導的歷史敘事模式之下沈浸太久，即便自以為思想獨立不會受到洗腦然而或多或少已經被同化了。其實對絕大部分被灌輸的概念、定義都需要重新審視。
首先，我認為文章裏給陳獨秀“平反”的講法問題不大，陳在黨史上曾經作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投降主義”“反對派領袖”、（抗日戰爭時期則是）“叛徒”形象被戴過九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更是一直在歷史課本上被延續使用，實際現在黨史和歷史學界早就給他全面摘掉了所有帽子，只留著一個“右傾錯誤”，連“機會主義”都刪掉了，但是陳在民間的形象一直未得到扭轉，《覺醒年代》的確起到了一定對陳獨秀形象的真實還原。陳從早年至晚年思想一直在發生變化，從“康黨”到“孫黨”到“共產黨”到“托派”最後是“終身反對派”，出獄後他對國民黨、共產黨、托派都持反對態度，最終走向自由派，回歸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他晚年文集有興趣可以簡單讀一下（《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這本書收集了他晚年的一些重要文章），陳高瞻遠矚眼光獨具，當時已經看出了世界三大反動源頭是希特勒、墨索裏尼和斯大林，認為“克格勃”的殘暴直接使蘇聯倒退回中世紀，而且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專人民之政而非黨員之政，同時當時他也已預言，50年後蘇聯的紅旗將會落地，果然90年代初蘇聯解體。
其次，對於“五四”運動及其意義，還是不要隨意跟從國內歷史書的敘事模式為好。說難聽點“五四”就是共產黨自己建構起來的偽記憶歷史。現在很多資料都顯示，比如《余英時回憶錄》也寫過，他一直到1946年才聽說過“文學革命”，而他的曾在南開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的父親和胡適還是朋友。胡適日記裏也寫過，1922年北大預科招生時有考生當場向胡適提問“五四運動是個什麽”。陳平原選編的《新青年文選》在導讀中也指出：“新青年或者五四文學革命能在歷史上烙上深深的印記，要得益於後來的多代人的評論與回憶，參與者之後的自我構建形成了完整的歷史記憶”。“五四”時期只提出了反對舊傳統、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化，把“五四”認定為反帝反封的是毛澤東，在大革命後中共六大會議上才提出了把中國判定為半封建社會的說法，而且，“反帝反封建”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所謂斯大林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歷史五階段論”，則早就是過時的古董了。中共歷史，寫進黨史裏的那些，有很多刻意建構、虛構出的歷史集體記憶，大量東西不禁細琢，宏大敘事之下太多細節亟需審視，畢竟，連四大地主（除劉文彩是確有其人，但劉實際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好人，並不是惡霸地主）形象都能編造以此來錯亂我們的歷史記憶的某黨還有什麼不能編造呢（周扒皮、水牢、半夜雞叫全部是子虛烏有），我們自以為被正確編纂並被全盤接受的歷史中到底埋藏了多少虛假的東西還真是難講。
第三，如果您以為早期共產黨是完全正面的形象則再次陷進了那種傳統的建構主義的敘事，有興趣可以看一下社科院陳鐵健的講座，他講過大革命時期1927年廣東地區共產黨為自籌黨費：“坑蒙拐騙偷搶”，綁架有錢人家的子女勒索贖金，還掘人祖墳取出骨頭進行勒索，稱要大力發展流氓無產者進黨。這類事情在早期歷史中出現次數並不少，包括對自己人，顧順章叛變後一家遭滅門，當時特科局誰下令做的這事可以去查查，還有富田事件AB團、延安審幹、土改這些可以被稱為文革清洗和鬥人先聲的事情，對自己幹部對百姓做過什麽事，歷史還是有記憶的，回憶錄、日記、口述史，歷史參與者和目擊證人寫下的資料還是挺多的，比如曾做過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出版過三四本著作，他的《黨史筆記》《自述》也涉及了很多毛、洛之間的已被刻意模糊和掩蓋的眾多遺留問題，尤其對延安時期的目擊是非常重要的一手資料，並且他的這些著作也是對偽黨史的一次清算。
@第十一個觀察者
不管怎樣說，中國共產黨還是高掛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神主牌。毛澤東的錯不歸作中國共產黨，歸誰？大部人不喜歡共產黨，很多時就是因為毛澤東。
赫魯曉夫因為清算史大林，還勉強可以將蘇聯共產黨和史大林分開（大家能否認又是另一回事）。
說到底，現在黨認同甚麼？為何陳獨秀被開除黨籍？連貫而看，正如@月見貓咪所講，墮落了，言行不一，這不能避而不談。
這就是為何我對馬克思有好感，不太喜歡共產黨。一來馬克思從未執政、革命，所以無那麼多言行不大，但中國共產黨就不是這回事。
@第十一个观察者
分阶段太过麻烦，无论什么形式的政体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大致是要满足正当性，权威，和力量这三个方面的要求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共产党的
这个填空题我可以先这么写
正当性：没有法律的极权社会
权威：捡皮夹子的土匪+”伟光正”人设=诈骗
力量：社会控制S，执政能力A
看起来像黑社会吧但毕竟可以分阶段变身大幅提升战斗数值，所以用充满铁和血的邪恶轴心来形容更恰当
斯大林独裁管和十月革命是两个阶段，十月革命的时候斯大林还没掌权呢，赫鲁晓夫修了和管斯大林时期又是两个阶段，我一直说不要把政治概念人格化，不要把国家人格化，那样的政治观念很幼稚，列宁死了斯大林才敢独裁，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才敢有动作，这意识形态事实上都不连贯了，什么时候到共产主义是“真”共产主义呢？
举个例子比如我信仰苏维埃（虽然我并不），你这个“反自由主义”的帽子要扣在哪个阶段？“极权主义”又要扣在哪个阶段？你说戈尔巴乔夫算不算“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那这帽子不就歪了么。
所以我说我看到马恩搞出共产党宣言搞出来纲领带领欧洲工人运动，我可以说我喜欢共产主义，因为你要看清楚他们对付的是谁啊，你以为8小时工作制是资本家自我检讨出来的么，那十月革命对付的是谁？五四对付的又是谁？你要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就“先行反共”，这和国内魔怔人反美没区别嘛，因为没区分历史阶段啊。你要觉得不清楚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有些人说自己是德棍，结果问他魏玛共和国和德三和冷战后分裂的德国的时间点分别是什么，竟然不知道，那他粉的是个啥呢是不是。
一样的，其他献礼片票房烂了，觉醒年代那么多人爱看，说明人也知道其中的区分，我觉得这是好事，反倒是帽子给整合起来扣上来的说法，我反倒懵了，是因为没看懂吗
问一下反自由主义和信仰极权主义的所谓左派，苏联领导人知道个人独裁的问题在哪里吗。想要进行卡尔施米特所说的全面统治，还不想要被人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呢
评论挺让我惊讶的，我还以为大部分人是认同共产主义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这一点，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觉得共产党是“不变邪恶轴心”啊…这种思维和“被洗脑”的那些人反而不是殊途同归了么
我庆祝十月革命，喜欢列宁，和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什么关系
这某种意义上也是让当今时代的年轻人有一个逃避现实的机会，顺便再把他们的矛头引导到资本家那里去，房间里的大象就更方便隐形了。
看這個官宣劇才是洗腦的。中共的官宣劇讓你「教科書」內容重新「認可」，還以爲自己很酷，更加愛黨愛🇨🇳。😏
算了，即便拍出來了也播不了吧
誠然，在當代的知識青年眼中，二、三十年代的中共與國民黨的腐敗形成強烈的反差，馬列主義為當時的知識青年提供了一幅理想中國的藍圖，所以在抗戰時期，它能夠憑著意識形態的精神感召力吸引大批年輕人投奔延安。然而，早年的純潔性並不能掩飾之後的墮落，自1942年延安整風到1957年的反右，中共已經差不多將黨內的五四以來民主、自由精神扼殺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服膺於毛的「新人」黨性，到知識分子的集體馴化。《覺醒年代》道出了早年革命的純潔性，然而，中國的影視創作者有沒有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關於革命者背叛革命，墮落的真相？若沒有的話，這部作品只能說是藉由抹去黑暗面，促成早年的理想主義與現今生活之間，因果上的偷樑換柱，說白了，就是出於政治上的功利目的去操弄歷史。
可憐的國人，从肉體到思想被擺佈了一次又一次，主動丟掉思考能力，離真相越來越遠。
陈独秀晚年倾向于自由主义民主，这才是当权者不能接受的地方
香港大學研究勞工博士生方然被廣西國安帶走，涉「顛覆國家政權」
誰是共產黨，誰是國民黨，可難說得很啊😅
陳獨秀真是令人唏噓，由早期打到孔家店，到中期經歷太多共產黨、國民黨的政治紛爭，結果晚年走回儒家。
當我知道陳獨秀這件事，就算本人不喜歡儒家（偏好道家），很難不想像陳獨秀經歷過甚麼。同時，儒家作為統治方式，為何能維持那麼久。
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
你国沿用反贼叙事七十年居然屁事没有，呵呵，你国人真是单独起源的
左派？大陆算是盛产一些反自由主义和信仰威权主义的“左派”，国家主义同路人。只反资本家，不会反当权者。
说是给陈独秀”平反”倒有点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拿出来批判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27年八七会议的时候，《觉醒年代》主要内容应该在北伐之前，那时候南陈北李的主要功劳是“建立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反帝反封等。党史上也没把陈独秀一耙子打死，照例也是分开来谈的。
第二觉醒年代收到大热捧的另一个原因是，五四运动时期和后来建党初期，是这代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最“纯粹”的时候，年轻人当然爱看，旧社会腐败黑暗，跑出来热血青年拿着当年“最先进”“最潮流”的东西来抗击这一切，他的内核本质是反抗，斗争，寻找光明未来，这些东西向来被年轻人喜欢，别说他们爱看，我一个左派其实也挺爱看的，因为这时期搞的工人运动确实是实实在在的，22-23年工人大罢工大大小小搞了100多次，正好五四部分又非常政治正确，所以火起来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