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穩定之手16年：離開「母親」梅克爾，德國能否學會自行走路

今年7月，德國總理梅克爾（默克爾）前往美國進行被稱為「告別之旅」的國是訪問，會面她任期內的第四位美國總統——拜登，以轉寰在總統川普（特朗普）任期內愈見分離的德美關係。拜登會後指「好朋友也會有不同意見」，除卻兩國存在利益分歧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外，梅克爾雖表明在中俄的反民主問題上與美一致，但也顯然避免在中美之中只選一邊的立場。9月初，梅克爾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雖然德方僅披露談到阿富汗問題，中方發布的會議記錄則強調「兩國高度互信、友好交往」，這與在中美通話中提到的「遭遇嚴重困難」的氣氛截然不同。

這樣八面玲瓏的外交展演在過去16年不斷上演，成為了梅克爾的招牌之一。德國憲法並未限制政府首腦的任期次數，她何以長期連任16年，過去也已有多方總結：人們大致上肯定，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梅克爾是被一場又一場的危機所磨練出來的政治高手，金融海嘯、歐債危機、難民潮、氣候變遷、Covid-19疫情等國際危機的應對，使她獲得「危機總理」（Krisenkanzlerin）之稱。世運不佳時會有人期盼強人政治，這條規律在德國也得到幾次驗證：「德國媽媽」，喜歡她的人這樣稱呼她，肯定她堅持西歐核心價值、維持德國和歐盟穩定的角色。最受歡迎時，梅克爾的支持率超過80%。

德國即將在9月26日舉行國會大選，而梅克爾則不再尋求連任。有不少專家認為，因下一屆國會的席次分佈會更加多元，不同黨派的聯合政府談判將變得更加複雜。因此，可能要等到聖誕節，甚至1月初才能見證新總理上任。換言之，梅克爾很有可能超越其政治教父柯爾（Helmut Kohl），成為歷來任期最長的德國總理。

而顯然，針對梅克爾過去16年執政的評價並不只有正面的面向，評論甚至是呈現兩極分化的。在對她的「中間路線」的稱許下，有「機會主義」的批評，在「歐洲穩定劑」的讚美下，也有人指實為歐盟分裂暗埋危機；許多人著眼於她為女性帶來的就業機會，但了解基民盟的評論指她對性別政治其實是付之闕如；在她為國家帶來「穩定」的認可下，也有人認為梅克爾過度強調穩定，導致國家頓足不前、錯過許多改革和轉型的機會，消極的態度也令德國社會對政治更加疲憊。

德國的未來會是什麼？這會是在梅克爾卸任之後，人們最關心的問題。

未來擔憂一：經濟轉型、右翼政治

德國經濟的復興全是梅克爾的功勞嗎？這種經濟成就能否在接下來的數年中維持？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間的相對剝奪感，恐怕也是近年來德國極右派興起的原因之一。

1990年，原本堅持「不要跟基民盟扯上關係」的梅克爾，在兩德統一前夕，因為她加入的民主覺醒黨（DA）跟基民盟合併，所以便自然成為基民盟成員。而身為東德女性的特殊身分以及傑出的工作表現，則使她快速成為時任黨主席柯爾總理的愛將。柯爾將當時36歲的她稱為「我的姑娘」（Mein Mädchen），這個暱稱後來聞名全德。1991年，柯爾便提名梅克爾為婦女及青年部部長，三年後換跑道到幾年前才新成立編制的環保部。當時環保部前任部長持反核立場，與政府內部的親經濟派意見不合，所以柯爾決定將其調職，並提拔他認為相對不構成威脅的梅克爾。柯爾沒想到的事，在他1998年選輸而陷入「黑帳戶」政治獻金的醜聞之後，梅克爾竟然用投書的方式，要求他辭掉榮譽黨主席一職，此舉當年震盪了基民盟高層。後來，梅克爾從基民盟秘書長一路爬上黨主席（2000）和總理候選人（2005）。

人們一般肯定，在梅克爾時代，德國民眾的生活安定、富足，德國終於擺脫了「歐洲病夫」的醜名。曾經，在東德經濟的崩壞和全球化對全國經濟的衝擊下，德國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面臨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的雙重困境。2005年，梅克爾登上總理寶座的時候，德國失業率高達11.4%，而債務率則高達67.3%，已長期違反了歐盟《馬約》對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不能超過60%的規定。

但從梅克爾上任以來，失業率逐步下降，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恢復增長，其中，跟中國的貿易扮演關鍵的角色。連歐債危機和歷任財政部長對「黑零」（Schwarze Null，即財政收支平衡）的迷戀都無法阻擋這個趨勢。如今，德國的經濟繁榮富強，是歐盟經濟體的火車頭之一，而「歐洲病夫」之稱是留給被歐債危機重創的南歐國家。

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種經濟成就能否在接下來的數年中維持？德國不少分析者擔憂，德國在出口和汽車產業上對中國的依賴，已經到了需要警惕的程度（alarming dependent）。一方面，與中國的貿易對德國經濟成長貢獻極大，另一方面，中國也正成為工業製造業以及電動車業的競爭對手；一方面，德國能夠在疫情中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快恢復，也得益於過去十多年的經濟成就，另一方面，這也再次揭示出與中國市場的深厚關係。儘管梅克爾幫助了劉霞離開中國，但多年來她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閃爍其詞也飽受指責，這種爭議也一直伴隨著和中國的經濟合作。她的繼任者要如何在國內經濟、產業發展，及與中國的關係上施展手腕，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另外，德國經濟的復興又全是梅克爾的功勞嗎？

雖然梅克爾政府2007至2008年對失業保險和企業稅的改革減輕了企業的財政負擔，並進而發揮了振興經濟的作用，但最關鍵的可能是她的前任、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總理所謂的《2010議程》（Agenda 2010）改革計畫。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所推動的一系列社會安全網和勞動市場的改革，不僅簡化公司僱用和解僱員工，也向失業者施壓，要求他們接受低薪工作。因為這些改革的爭議極大，施羅德落選，但梅克爾得以享受這些政策帶來的好處。2005至2021年間，德國就業機會大幅增長，總共創造了700萬份工作。同時，其中很多份工作都屬於低薪工作，導致德國的貧富差距繼續增大。

這種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間的相對剝奪感，恐怕也是近年來德國極右派興起的原因之一。在梅克爾執政期間，德國極右派相當蓬勃。原本以廢止歐元為政治目標的另類選擇黨（AfD），在2015年後迅速演變成反移民、反性別平等、反婚姻平權等的極右派政黨，而另類選擇黨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國會殿堂的氣氛與文化，也將公共論述繼續往右翼移動。同時，因為國內情報和司法機關長期對來自極右派的威脅大小眼，導致極右派的恐怖份子越來越大膽，2019年甚至槍殺基民盟在黑森邦的政要呂布克 (Walter Lübcke)。

梅克爾恐怕低估了來自極右派對憲法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挑戰。另類選擇黨最大的票倉在前東德地區，而在薩克森邦，他們目前以26%的支持度領先所有其他政黨。選舉研究小組召集人Matthias Jung指出，部分東德選民投給另類選擇黨是屬於「逆反票」（protest vote），是企圖勒索聯邦政府將更多資源分配給東德地區。然而，部分選民確實具有「封閉而極右派的世界觀」。既然如此，在全德範圍內，另類選擇黨近幾年並沒有誇大票源。

只不過，因為黨內鬥爭不斷，以及疫情期間該黨無法樹立願意承擔責任的形象，所以AfD並沒有從基民盟支持度的下降中獲益。與此同時，基民盟在競選期間卻實施其可疑的雙軌戰略：一方面，基民盟允許個別候選人（尤其是參選東德選區直選的候選人）向右翼靠攏，似乎想要贏回這類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基民盟又痛批AfD反民主以及煽動仇恨的言行。本週三，梅克爾背書的基民盟總理候選人拉謝特就表示，面對另類選擇黨針對少數族群的仇恨，「我們巍然屹立」，而「另類選擇黨必須從我們全國各地的議會中消失！」

未來擔憂二：綠色政策

梅克爾在核能及新能源開發上被批評為緩慢及重視不足，很難相信她曾經享有「氣候保護總理」的美名。在梅克爾執政期間，德國從原本的氣候保護領袖淪為中段班生。

梅克爾在核能及新能源開發上被批評為緩慢及重視不足，很難相信她曾經享有「氣候保護總理」的美名。

她在氣候和環保問題上的論述與姿態開啟於就任環保部長時期。雖然不像柯爾內閣的前任部長那麼激進，梅克爾在擔任環保部長期間還是盡責為環保議題發聲。1995年，她在柏林主持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的第一屆氣候變遷會議（COP1），當時就主張「氣候變遷需要我們快速而積極的行動」。她在大會演講中指出，已發展國家應當扮演先鋒隊的角色，才能成功說服其他國家跟進，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她1997年所編寫的《生存的代價》（Der Preis des Überlebens）一書中，她進一步坦言，如果全球每個人的碳排放量都像工業國家民眾的排放量一樣大的話，我們將無法制止氣候變遷的惡化，因此，德國人應該要有心理準備，德國恐怕無法維持目前的財富水平。

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這樣的發言都算是相當激進。

2007年德國是G8高峰會主辦國，梅克爾跟當時的社民黨籍環保部長一同前往格陵蘭與冰川合照，意圖傳達全球暖化的急迫性、並將高峰會議程的焦點放在氣候變遷等環保議題上。高峰會期間，經過梅克爾個人及其團隊的努力，連原本在環保議題上較為保守的美國和日本都答應要共同為抵抗全球暖化而努力，接受將全球暖化控制在兩度以內的目標。這是梅克爾重要的政績。

冰川合照雖然被綠黨質疑為政治作秀，但在國際舞台上的倡議使得梅克爾在公共輿論中贏得「氣候保護總理」（Klimakanzlerin）之稱。不過，梅克爾在國內的政策表現讓這個美名相當快速幻滅。

2007年，當梅克爾內閣的環保部長在國會殿堂宣布政府的新氣候保護計畫的時候，她報告，德國如果每年節省2億7千萬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就可以達成所謂的「40%目標」，也就是與1990年相比把總排放量減少40%。然而在既有的政策框架下，這個目標本來就很難實現，但因為德國在福島核災後決定重新廢除核能，而政府沒有考慮到氣候變遷的相關配套，這個目標就更難達成。如今，由於核電廠僅產生 13% 的電力，德國不得不再次更加依賴燃煤發電，才能滿足德國作為工業大國對電力的高需求。 2021年，德國41% 的電力依然來自 148 家燃煤發電廠。

根據政府2007年宣布的計畫，德國應透過提高能源效率，從而降低電力消耗；應利用更多的再生能源（包括建築供暖中）、建築綠色改造（包括隔熱工程）、更高效的發電廠、更加利用熱電聯產等等政策來達到氣候保護的效果。但實際的政策落實遲緩，其中，諸如將老屋綠色改造的費用可從稅收中扣除的政策，遲至2020年才落實；汽車稅的改革，也就是將汽車的排放量納入課稅標準，也至2021年才開始實施。德國對電動汽車的推廣也相當緩慢，政府原本預估2020年能達到百萬台電動汽車，截止今年四月卻只達365,300台。

在梅克爾執政期間，德國從原本的氣候保護領袖淪為中段班生。第一任期時，德國還能仰賴前任政府環保政績的蔭蔽，但歷年的「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CCPI）報告顯示，德國在2014年，也就是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的聯盟政黨（Unionsparteien）跟自民黨（FDP）執政、而梅克爾的第二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首次掉到前10名之外，急劇下降至第19名。CCPI 2014年的年度報告稱，「過去一年，德國在歐盟的能源討論當中扮演比較沒有建構性的角色，另外德國還成功阻止歐洲排放權交易體系急需要的改革。」

2017年，政府推動的《再生能源法》修法，要求綠色供電商參加招標，因此風力發電廠的建設大幅減少，從每年新蓋總電力5吉瓦（GW）多的發電廠，到只剩下2吉瓦的。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國際政治危機不斷，環保議題在公眾視野中退居次位，而梅克爾似乎也先把此議題束之高閣。2014年9月，當120名政府首長在紐約齊聚一堂，召開聯合國氣候會議，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還多次追問總理府，梅克爾是否會改變心意，但她不僅選擇缺席，還去參加德國工業聯盟（BDI）的會議。

BDI是德國重要的游說團體，而雖然BDI公開承認氣候變遷的存在，表面上也正視該議題對德國作為工業大國的挑戰，但在實際行動方面，除了不具約束力的「自我管制」之外沒有什麼作為。實際上，BDI扮演阻擋氣候保護進程的角色，就如2019年，時任BDI主席Dieter Kempf批評，政府的2050年總排放量目標（減少95%）不切實際，而「雄心勃勃的氣候保護目標不能靠固執已見的強制來實現，而只能與經濟效率和供應安全相協調」。

對梅克爾選擇缺席氣候變遷高峰會，氣候保護組織Germanwatch執行長貝爾斯 （Christoph Bals）表示，「我認為，梅克爾發出如此明確的信號，表示比起參加關鍵的氣候高峰會，她更重視BDI的會議，是幫了自己倒忙。工業大國中，只有俄羅斯、澳洲或加拿大等在氣候議題踩剎車的國家，沒有在政府領導人層面上派代表去參加。 因此，梅克爾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實在令人費解。」後來，梅克爾在國會的環保委員會上，則以嘲諷口氣對議員說「我沒必要（去紐約）跟李奧納多吃點心」，進一步顯示她對該會議的不重視。（註：李奧納多是為氣候保護做出許多貢獻的好萊塢演員）

汽車工業是德國的支柱產業，它們在氣候議題上時有對立立場，而梅克爾與汽車業界的關係也非常緊密。實際上，梅克爾於任期內一而再，再而三忽視環保團體與科學家的呼籲，卻幫德國的大企業背書。像是2013年，當歐盟討論對汽車排放的標準時，德國政府在最後一刻推翻各國談判團隊達到的共識。梅克爾後來證實她阻止成員國大使的關鍵投票，是因為德國要注意「不能使自己的工業基礎變弱」，她還特別提及德國的就業率也是重要的考量。當年扮演總理府和企業產業的媒介角色的府會國務秘書Eckart von Klaeden，2013年末加入戴姆勒（Daimler AG）成為首要說客。德國政商間的旋轉門也是政府幫大企業護航的重要因素。

根據2019年外洩的歐盟內部文件，在歐盟邁向2050淨零排碳的目標上，德國、波蘭、匈牙利，與捷克都拒絕將氣候保護措施與具體的 1.5 度目標聯繫起來。 他們還拒絕任何基於時間的氣候中和承諾，而從峰會閉幕聲明草稿刪除了將 2050 年作為歐盟氣候中和目標的提法。

回顧梅克爾在歐盟無數內部談判中的角色，盧森堡能源部長特姆斯（Claude Turmes）對《taz 日報》說「只要不涉及德國核心利益，梅克爾就會協助氣候保護政策的推動」，但「當能源或汽車企業介入的時候，她也會在最後一刻（為他們）推翻大家已經達成的共識。」

雖然如此，今年3月，環保部長仍開心不已地走上記者會講台，宣布重磅消息：德國終於達成氣候保護的階段性目標，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40%（相較於1990年），是德國1990年以來首次成功達標。然而，關鍵因素並非德國環保政策有成，而是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經濟活動與交通停擺，導致排放量大幅減少。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2021年的黑皮書中直言，梅克爾不斷延後終止燃煤的日期，使國內再生能源發電廠的建設停頓，拖延加強交通中對排放量的管制。而她對監督汽車排放量鬆散的態度，才讓聲名狼藉的「柴油門」有可能發生。「綠色和平」批評梅克爾在國內外幫德國企業之核心利益護航的過程中，已從「氣候保護總理」變成「汽車總理」。如今，如果有人提到「氣候保護總理」，大多數只剩下諷刺的意味。物理學出身的梅克爾應該比所有的政府首腦都清楚全球暖化的威脅所在，但她還是選擇了輕忽這個百年來最大的挑戰。

德國社會這幾年來對環保議題的重視增加，2019 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綠黨漂亮的成績，以及國際學生族群所串連的「未來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運動終於喚醒了梅克爾，促使她在卸任前稍微恢復了對相關議題的關注，2019年她也首次召開所謂的「氣候內閣」來制定相關的政策規劃。今年6月，她在國會最後一次備詢時，回應綠黨籍議員的質詢說「時間緊迫，我能理解年輕人的不耐煩。 從客觀情況來看，我們做的還不夠。」

未來擔憂三：數位化、人工智慧

或許是因為梅克爾一直以來都在跟時間賽跑，處理各種國際危機，她的政府過去16年內以維持現狀為主，並未花太多力氣來為未來作準備。她並非不重視相關的科技產業，但在政策排序上，往往都落後於外交、金融等其他議題。

2013年，梅克爾曾聲稱網路（internet）是一種「新大陸」（uncharted terriority）。此說法後來快速成為網友瘋傳的迷因，人們嘲笑梅克爾不懂網路，也體現出梅克爾政府對未來課題的輕忽。或許是因為梅克爾一直以來都在跟時間賽跑，處理各種國際危機，她的政府過去16年內以維持現狀為主，並未花太多力氣來為未來作準備。她並非不重視相關的科技產業，但在政策排序上，數位轉型、寬頻基礎建設、人工智慧（AI）研究與應用等議題，往往都落後於外交、金融等其他議題。

然而，也因此，網絡不好成為了這個國家難以啟齒的基礎建設問題。在德國搭高鐵，想要在車上工作、追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網路頻頻斷線是常態，而車上的WiFi還要額外收費。上班族不堪其擾，德國許多農村地區也不得不忍受這樣的日常。2009年，梅克爾曾經承諾全國家家戶戶在2010年都有機會連接到寬頻網路（Broadband），但在2021年的德國，寬頻地圖仍然顯示許多「白色區塊」（white spots），也就是說，很多地方網速低於30Mbit/s，而特別嚴重的地區是位於東北部的梅克爾家鄉，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邦。

2018年，梅克爾首次召開了「數位化諮詢委員會」，但實質的政策一直都無法落實。委員會主席蘇德（Katrin Suder）坦承「為我們的工作設定政治框架的並不是我們，而是組閣談判的結果。如果政府能投資更多錢就太好了，但我們也應該談論新的工具，像是數位基金，以對未來技術進行長期和有系統的投資。」

到了2020年，德國在Covid-19疫情期間總算是體會到了數位轉型的急迫性——各地的衛生局與核酸檢測實驗室都還要透過傳真來回報確診病例；部分被匡列居家檢疫的接觸者在14天檢疫期滿之後才收到紙本的隔離通知書；一旦發生跨區的足跡，不同衛生局之間的聯繫也遇到各種困難。其實，德國流行病學與公衛專家早在2014年就已經為防堵伊波拉出血熱疫情研發一款疫情管理與分析軟體，但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際，似乎沒有一個衛生局使用。實際上，到2021年初，仍然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衛生局有跟進安裝這款新的軟體。

同樣地，2021年的西部大洪水災難，許多地方政府也忽視了氣象局的相關警示，而因為德國沒有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當地居民對此次洪災的嚴重性始料未及。令人意外的是，政府並沒有記取教訓、而選擇繼續倚賴舊技術，在洪水天災之後，決定以8800萬歐元贊助全國地方的汽笛系統。

在梅克爾的帶領下，聯邦政府沒有提供一個清晰的政策藍圖，給企業足夠的誘因來推動科技發展與轉型。太陽能便是其中一例。以前，德國算是全球太陽能產業中的龍頭，2004年，德國安裝值300 兆瓦的太陽能板，並超越日本成為太陽能板增長最多的國家。而由於德國《再生能源法》 （EEG）的修正案降低了上網電價補貼（feed-in tariff）並將規模大於 10 千瓦的太陽能板施加徵稅，使得德國對太陽能板的市場需求下降。同時，中國以大量而低價的產品打破德國的市場優勢。2011年起，德國太陽能板生產業的營業額逐步下跌，到2015年中國在太陽能板生產與出口量都超越了德國；2010年時的133,000名從業人員，到2019年只剩下約33,000人。德國失去全球太陽能第一大國的地位，這兩年才慢慢從谷底爬起來。有專家認為，為了達到將全球暖化維持在1.5度以內的目標，每年新安裝的太陽能板數量應達今年增加數量的六倍之多。以梅克爾時代的速度來看，這個任務恐怕難以達成。

除了冷落太陽能產業之外，梅克爾政府對汽車產業的轉型也持消極態度。今年3月，當荷蘭、丹麥等9個政府呼籲歐盟執委會及早宣布停售傳統內燃機汽車的日期的時候，他們遭到基民盟政要的強烈譴責。德國汽車產業慢慢開始轉型主要是因為國外市場的要求或歐盟的相關規定，並不是因為德國政府的推動。2020年底，梅克爾還安慰德國雇主聯合會的代表們說，「接下來幾年內，我們當然還會繼續依賴內燃機引擎」。

根據工會領袖兼汽車業專家 Hans Lawitzke 的觀察，近年來，汽車產業的技術發展非常驚人，但德國錯失良機，甚至是小看了這些趨勢：「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德國汽車業堅持他們過時的生意模式太久了，而他們現在要注意的是能不能趕上大家的進度」。這似乎也符合杜伊斯堡汽車研究中心 Ferdinand Dudenhoeffer 教授的看法，他接受《彭博社》採訪說：「這是相當大的問題。德國政治人物要邁向未來，但他們也想要營救過去。」梅克爾恐怕也是他所指的政治人物之一。

未來擔憂四：大聯合政府與基民盟的未來

所謂大聯合政府的執政模式本應是當一個國家面臨重大挑戰時的例外，在梅克爾時代卻成為主流。兩個敵對陣營的合作，要麼可以給政府一個完成不受歡迎而沒人敢單獨肩負起的大型改革的機會，要麼就會演變成僵局。

梅克爾自然並非一直都是改革的絆腳石，她後來的政治作風受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

2005年國會大選期間，她的政見其實包含許多重大的改革計畫，從健康保險到聯邦官僚體制的改革，再到稅制的簡化，都是梅克爾及基民盟的重要政策目標之一。不過，基民盟當年的得票率不如預期，比2002年還減少三個百分點，無法跟理想的夥伴自民黨一起組成聯合政府。因此，與社民黨的談判中，梅克爾在她的改革議程中必須做出很多的妥協。其中，她甚至將8個聯邦政府的部會讓給社民黨籍的部長。同時，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聯盟政黨總共只拿下7個部會。

不過，不僅是社民黨的阻撓，她自己的陣營也經常扯她後腿，許多基民盟的邦總理和其他的政要不贊同跟社民黨的合作，並期待2009年可以解脫大聯合政府的包袱。四年後，這個夢想雖然成真，聯盟政黨可以跟自民黨一起組成「黑-黃」的聯合政府，但自從梅克爾第二任期後期開始，聯邦參議院的組成也越來越多元，不再受聯盟政黨所控制。因此， 很多在國會通過的法案在參議院慘遭否決。2013年，因為自民黨得票率尚未超過5%的國會門檻，梅克爾又不得不跟社民黨合作，而這個大聯合政府存續至今。

所謂大聯合政府的執政模式本應是當一個國家面臨重大挑戰時的例外，在梅克爾時代卻成為主流。兩個敵對陣營的合作，要麼可以給政府一個完成不受歡迎而沒人敢單獨肩負起的大型改革的機會，要麼就會演變成僵局。在梅克爾消極的執政態度之下，恐怕比較傾向於後者。也正因如此，她的政治作風經常被描述為沒有遠見的「管理」而非「主政」。基於這樣的觀感，年輕人甚至杜撰出「作梅克爾」（merkeln）的新創詞，將梅克爾當成動詞以表達對重要事情的「不作為」、「不表態」，和「不冒險」。2015年，「作梅克爾」在著名的青年流行語比賽中獲得亞軍。已故前國防部長施特魯克（Peter Struck）曾說「梅克爾是一位很好的機師，你可以無憂無慮地坐上她的飛機——前提是你不在乎飛機飛往哪裡」，意指梅克爾沒有遠見和中心思想。

在2017年的選戰中，社民黨候選人舒爾茨（Martin Schulz）指控梅克爾的競選策略是「對民主政治的直擊」。他說，梅克爾欲透過「不表態」來迴避正面討論議題，讓選民投票意願下降，可說是企圖催眠選民。舒爾茨認為，這樣「不對稱的去動員化」(asymmetric demobilization）對民主政體有所損害。實際上，研究選舉的學者早在2009年就已經如此描述梅克爾的競選策略，指出基民盟的目的是要讓社民黨的傳統選民不願出來投票，而不是擴大基民盟的票倉。

當然，梅克爾消極的選舉策略與執政作風很難有所突破。俾斯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被務實主義的她奉為政治宗旨。然而，在一個大聯合政府裡面、在聯邦制和歐盟的各種限制之下，這樣的態度是否不足以突破僵局？梅克爾不曾孤注一擲，為某一個她所重視的議題站出來賭上她所有的政治資本。前總理施羅德在8年內曾提出兩個不信任案，來強推其政黨和社會大眾所反對的改革法案；反觀梅克爾，在任期16年內，卻連一次不信任案都不曾提過。

執政德國長達16年的基民盟獲得歷史以來最低的支持度，只剩下19%-22%，然而，2019年已經宣布退出政壇的梅克爾個人支持度仍然以64% 領先所有政治人物。

即使如此，梅克爾也曾經顯露出她不同的一面。2011年福島核災後，她違背了基民盟多年的政治主張，推動退出核能的決定。2015年，在敘利亞的難民危機當中，她伸出援手，歡迎困在布達佩斯車站的難民繼續前往德國。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德國收容了100多萬的難民，美國《時代》雜誌評選梅克爾為年度風雲人物，隨後，她也被稱為「自由世界的領袖」。梅克爾的決定雖然得到許多左翼和自由派的肯定，然而，德國的右翼，包含她所帶領的基民盟及其姐妹政黨基社盟在內，出現嚴重的分歧，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勢力從此以後也越來越強大。

面對這樣的挑戰，她跟土耳其總統厄多安達成協議，讓他承擔「處理」難民的責任，而厄多安的處理方式就是幫歐盟蓋一面牆，把難民隔絕在牆外，導致許多人無法透過陸路到達歐洲。所以雖然梅克爾曾公開說「我們辦得到」，但她並沒有堅持到底。更何況，難民危機的爆發本來是可預期的，或許也是可預防的。德國《明鏡》雜誌評論說：「再一次，她沒有遵照某一個既定的策略（⋯）一旦她認為代價太高，她又再一次放棄一個自由進步的政策方案。」。

如今，梅克爾終於要走下神壇了。根據最近一系列民調顯示，執政德國長達16年的基民盟獲得歷史以來最低的支持度，只剩下19%-22%，然而，2019年已經宣布退出政壇的梅克爾個人支持度仍然以64% 領先所有政治人物。競選期間，梅克爾大部分時間選擇不插手，基民盟的總理候選人畢竟也不是她首選的接班人。她自己指定的接班人AKK最後選擇放棄追求總理寶座，而在國防部找到了新的使命。選戰倒數的最後幾週，梅克爾才開始比較積極地加入。國會的演講中，在呼籲選民支持基民盟時，她說「誰領導我們的國家並非無所謂」。

1999年，梅克爾在鬥下教父柯爾的社論中呼籲基民盟的朋友「必須學習自行走路」，解脫對前總理柯爾的依賴。如今，基民黨或許需要重新借鏡梅克爾當年的呼籲，重新學習在沒有母親梅克爾穩定之手的扶助下，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執政16年之後，披上在野黨的新衣，或許正好是聯盟政黨所需要脫胎換骨的機會。同時，德國也必須要從16年的夢遊中覺醒，面對氣候變遷、經濟轉型等被梅克爾所遺棄的課題。

（戴達衛，德籍台灣居民，德國及歐盟時事觀察與評論家，清大社會所博士生，法蘭克福邦高等法院授權中德翻譯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