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從馬雲爸爸到華為公主：「資本家」的西落東升，與大國崛起的兩種思路

日前，在加拿大羈留兩年多的華為CFO、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延遲起訴協議。孟晚舟乘坐中國政府的包機降落於深圳，一路受到中國媒體和網民眾星捧月般的追蹤，不僅官媒濃墨重彩予以報導，並且相關消息刷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9月26日當晚的微博熱搜榜中，前九條全部是關於孟晚舟的。筆者本人的朋友圈中，包括平時不問政治的很多朋友，也紛紛轉發孟晚舟歸國的消息，既有人激動地引述孟晚舟機場講話，讚美「中國紅」，也有人欣慰地表示「回家就好」。

即使是長期聚焦中國輿論場的觀察者，也有可能對圍繞孟晚舟的熱烈氣氛感到疑惑。事實上，越是對近期圍繞國內矛盾的公眾情緒有所關注的人，或許越有理由感到疑惑，因為近一兩年來，「資本」在輿論中的地位已經幾乎到達改革開放後的最低點——無論在螞蟻金服上市風波中，還是在對娛樂圈的治理中，網絡輿論都一面倒地指責「資本」，其中馬雲等相關企業創始人首當其衝。更遑論在圍繞996工作制等僱員待遇問題中，「資本」也是輿論的眾矢之的。政府對「資本」的整治和打壓，正是很多網民表示對這屆政府充滿信心的原因（雖然僱員待遇差、社會流動性低等問題也正是在這屆政府的治理下爆發和凸顯）。

事實上，越是對近期圍繞中國國內矛盾的公眾情緒有所關注的人，或許越有理由感到疑惑，因為近一兩年來，「資本」在輿論中的地位已經幾乎到達改革開放後的最低點。

華為當然並非外在於「資本」圈子，在員工待遇等問題上，也絕非優於其他企業。早在2017年，華為就曾被員工爆料清退34歲以上員工，以保持隊伍高負荷持續工作的能力。2018年，與華為有過勞資糾紛的前員工在離職後被逮捕，在最終沒有對其提出起訴的情況下被羈押251天之久，即「華為251事件」，同樣引爆過輿論。可以說，相比於阿里、騰訊等當前輿論環境中剝削性資本的代表，華為還要更有資格被稱為996文化或所謂「狼性」企業文化的始作俑者。在2018年「251」事件之後，甚至有國外觀察者斷言華為已經「失去了民心」。

從如今孟晚舟受到的禮遇和歡呼來看，這個判斷可謂是有點天真。反美情緒固然是造成華為形象回升的一大原因，但並不只有華為能享受反美情緒的紅利，每遇關於996的討論，以及其他關於中國企業的負面消息，也總會有人以中國的國際地位為理由要求員工做出犧牲。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18年，當劉強東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涉嫌強姦案時，國內大批輿論也曾以美國打壓中國企業的陰謀為劉進行洗白。

那麼，華為當下在輿論中獲得的至高禮遇從何而來？馬雲和馬化騰等人又做了什麼任正非和孟晚舟「沒有做過的惡」，導致二者如今的人氣如此大相徑庭？

馬雲、馬化騰時代：電子經濟模式創新

2017年，我在大陸一座機場候機時，聽到一位母親問她的孩子，「什麼是新四大發明？」他們的對話似乎表明，這是孩子小學思想品德課的考點。「新四大發明」在當時被用以指稱中國引以為自豪的四項技術，即高鐵、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共享單車。這一說法最早或來自於某項調查，詢問在華外國留學生「最想帶回家鄉的中國技術」，而隨後數次被官方媒體背書。「新四大發明」這一說法，實際上代表了當時，也就是習時代的第一個五年中，中國將自己改造成「科技強國」和「創新型國家」的努力，這種努力集中於基礎設施和互聯網經濟兩個方面。

馬雲、劉強東等互聯網經濟大佬的輿論聲望，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達到其頂點。考察當時的輿論可以發現，彼時的互聯網經濟企業並沒有背上「資本」的罵名，反而是被諸多媒體和學者定性為「為窮人服務」。而在民間輿論中，對馬雲的崇拜成為一種潮流。2014年馬雲發布其第一條微博，數萬網友在回覆中稱其為「爸爸」，盛況空前。

馬雲在2018年前受到熱捧，當然不是因為他真的致力於為窮人服務（雖然他也有心往這個方向塑造人設，包括大量僱傭軟文寫手渲染其扶貧項目等），而是因為以馬雲為代表的互聯網經濟正好迎合了當時國家經濟轉型的重點。2010年代初，國內外普遍流行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由改革開放紅利帶來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即將走到盡頭，經濟放緩乃至下行的趨勢勢不可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重點，一是促進轉型，確保經濟平穩落地，二是安撫民眾情緒，讓經濟上的震盪不至於擴散到社會層面，引發社會動盪。

馬雲在2018年前受到熱捧，當然不是因為他真的致力於為窮人服務，而是因為以馬雲為代表的互聯網經濟正好迎合了當時國家經濟轉型的重點。

新興的互聯網此時被視為是經濟轉型的關鍵，互聯網經濟提供的網購、外賣等服務項目，恰好對這兩點都有所助益，既被視為是保持中國經濟高增長、或者至少實現「軟着陸」的推動因素，同時也是維持民生、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砝碼。電子商務及其附帶的物流等行業，主要服務於日益增長的城市化進程，短時間內的確起到了促進就業和拉動內需的效果，通過資本運作也帶來了一波金融行業的高潮，並且也給人們帶來了生活超級方便快捷的印象，部分地抵消了物價上漲、消費降級帶來的負面心理。

在這一階段，互聯網大佬們屢次受到接見，與中央領導進行會議和商談。習近平曾在2015年強調：「要充分發揮企業利用互聯網轉變發展方式的積極性，支持和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進行創業探索。」 李克強也表示，互聯網「是中國夢的一部分」，將之視為一種經濟大戰略予以發展。互聯網經濟企業因此得到重視，馬雲、馬化騰等人也因此被官方和民間輿論塑造為「人民資本家」、「紅色資本家」，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官方媒體屢次對之發表長篇讚揚性評論和專訪，而此時輿論中對他們的負面評價也是少之又少。

與此同時，在2018年之前，華為雖然在業界嶄露頭角，但其對於總體經濟的作用和在大眾輿論中的地位，遠不可與阿里巴巴、騰訊甚至京東同日而語。中國在當時雖然強調由「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的轉變，鼓勵科技創新，但對電子經濟模式創新的強調要超過對電子產品創新的強調，更遑論被作為國之重器的基礎設施等重工業項目和新能源產業。

中美貿易戰後的硬核強國需求

2018年12月，孟晚舟被加拿大當局根據美國的臨時引渡請求扣留，這一事件正逢中美貿易戰升級的關鍵時間點。同年4月，美國對中國中興通訊公司發布出口禁令，導致中興公司無法正常經營；5月，華為公司也遭到出口禁令，導致華為芯片斷供，頓時身陷危機之中。中美貿易戰的背景和美方突然的禁令，使得華為、中興等手機企業一躍而成為了輿論之中的霸權受害者和反美先鋒，收穫不少同情。

更重要的是，在中美對立的國際危局中，包括一部分高層在內的很多人，由芯片事件開始意識到：只靠虛擬經濟和互聯網技術，無法讓中國成為「創新強國」。成為「強國」，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尖端工業入手。

在中美對立的國際危局中，包括一部分高層在內的很多人意識到：只靠虛擬經濟和互聯網技術，無法讓中國成為「創新強國」。成為「強國」，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尖端工業入手。

實際上，互聯網經濟的創新和電子產品的創新，對應了兩種大國崛起的思路。前者代表的經濟轉型觀，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產物——通過促進就業、拉動消費、刺激經濟增長、提高GDP，帶來繁榮昌盛。經濟學的自由主義邏輯成立的部分前提，則在於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理論框架，即認為各國在國際貿易方面的聯繫可以保障和促進各國的良性發展。若只憑消費和就業，當然不能創建工業強國，軟件上的創新也並不能帶來硬實力的發展。若沒有與國際社會的貿易往來，經濟增長不僅難以實現，也一文不值，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在中美衝突、貿易收緊的新冷戰背景中，嚴峻的貿易壁壘下，很多決策者認為，自由主義的創新經濟將難以實現。這時，將建設「創新強國」的焦點投放在硬核技術上，成為了自由主義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因為與互聯網軟件創新不同，硬件工業技術創新所追求的最終目的，恰恰是國際關係中與「自由主義」相對的「現實主義」學派所側重強調的自給自足（autarchy），要讓中國在沒有與國際社會往來的情況下，同樣可以製造出高精尖產品，並將之用於與其他國家的對抗之中。

在中國國內輿論中，芯片事件似乎表明，新冷戰格局既成定局，和國際社會的經濟聯動就不再那麼重要，發展自己的工業核心硬件技術，才是崛起的必由之路。於是，此前一直在小範圍內流行的「工業黨」思維廣泛流通起來，開始充斥輿論場。

這種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為思想圭臬的「工業黨」興起於21世紀初，對1950年代的重工業躍進十分推崇，其本質上是在現實主義框架主導國際關係理論，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國際環境危機四伏的背景下，以冷戰思維和軍事動員思維觀照歷史，並在幻想中擬定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民間思潮。工業黨「工業興國」的話語，不僅帶有一望即知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性質，還公開擁護只問結果不問代價的叢林法則和馬基雅維利主義價值觀——雖然工業黨號稱信仰馬克思主義，重視工人權益，但在國家危難當頭的「例外狀態」下，強國強軍壓倒一切，工人首先是中國人，應該團結、犧牲，為國工作。

和「工業黨」相伴左右的衍生流行話語，還有2018年後在危機中驟然興起的「入關學」。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同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和冷戰思維，入關學還包含着更明確的孤立主義意味：從國際社會的網絡中退場，斬斷國際聯繫，擁抱硬實力，鄙視軟實力，因為「入關後自有儒學大師為我所用」。現實主義的「工業黨」，與互聯網經濟所代表的、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轉型理論，此前在輿論場上分庭抗禮、不分高下。但由芯片事件開始，勝負逐漸分明，「工業興國」獲得了大國敘事中的主流地位。

由芯片事件開始，勝負逐漸分明，「工業興國」獲得了大國敘事中的主流地位。

隨着貿易戰中反美情緒的增長，以及芯片事件帶來的對尖端技術重要性的覺悟，使得「科技強國」的重點發生了轉移。側重於商業模式轉變而非基礎技術變革的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技術逐漸從輿論場中退出。它們既然不再是「中國智造」的主角，也就不再是大國自信的來源。

2018年中興禁令發布之後，官媒《科技日報》立刻發出「是什麼卡了我們的脖子」的疑問，不僅直言中興事件暴露了中國尖端技術的薄弱，並且指責「新四大發明」一類說法是對領導和民眾的「忽悠」。一個月後，互聯網經濟巨頭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也跟風表示，「最近的中興事件，算是把大家打醒了」，並且打臉地自稱，移動支付等所謂的「新四大發明」「彷彿海灘上建樓，一推就倒」。

集中爆發的此類言論實質上否定了互聯網經濟作為「創新強國」支柱產業的地位，「新四大發明」的說法從此無人問津，馬雲和馬化騰等人自然也同時失去了作為「強國」形象代言人的光環。而這一代言人寶座，則很快被善於用愛國作為營銷手段、並把握住了此時風向的華為所佔據。

階級意識覺醒徒有其表

與此同時，互聯網經濟紅利期逐漸過去。雖然短暫地掩飾了經濟增長的減緩，但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加劇、社會流動性的降低等大體趨勢，虛擬經濟卻如同飲鴆止渴，無法扭轉，只能加劇。互聯網企業本身也困難重重，頻繁大量裁員，並被壓榨員工的負面新聞所困擾。

面對越來越大的失望，中國網絡輿論彷彿對「資本主義」有所醒悟，曾經被尊稱為「爸爸」的馬雲，如今在彈幕中面對的是清一色的「你的工人爺爺來了」、「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那個號稱「為窮人服務」的馬雲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變成了「賺窮人的錢」的馬雲，有媒體評論稱馬雲、劉強東等互聯網巨頭「忘記了初心」。

馬雲當然沒有忘記他的初心，他的初心從一開始就是盈利。無論是「為窮人服務」，還是他屢次提到的「國家有需要時把支付寶交給國家」，都只是他當年作為「創新強國」的首席代表，為了迎合國家和輿論，為自己打造的護身符。當中國在芯片事件之後將「創新強國」的重點由經濟模式創新轉向核心技術創新，這種護身符就失去了效力。不再作為「強國」代言人的馬雲等人，也失去了官方賦予的光環庇護。對人民網進行的搜索顯示，與2018年之前動輒被官媒點名表揚不同，近兩年來，馬雲沒有在官方這裏獲得多少正面評價。

任正非的初心與馬雲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同，同樣都以盈利為首要目的。然而與馬雲的落寞相映成趣的是，就在過去短短一個月中，人民網不僅大幅報導關於華為公司新品發布的相關內容，甚至還多次讓華為對城市治理的建言獻策登上了顯著位置。

另一方面，「狼性」企業的代表、早在馬雲之前就被多次曝出裁員清洗員工隊伍和剝削員工問題的華為公司，無論現實中對工人階級做了什麼，卻被網絡上的「工人爺爺」們放過，在輿論的批評中幾乎隱身。作為新的硬件科技創新的代表，華為承託了新的「強國」希望，並且這種希望甚至比此前那些互聯網企業身上的希望更加純粹，因為華為不需要做出為窮人服務的承諾和姿態。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輿論中，華為自始至終都沒有背負過改善民生的使命，它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為國家服務。只要為國家服務，對員工的壓榨就是必需的犧牲。

當前很多中國觀察者認為，輿論左轉，階級意識覺醒，資本家人人喊打；甚至有人將馬雲近期在螞蟻上市中遇到的不利與輿論環境相聯繫，認為可能是輿論影響了高層決策。然而孟晚舟事件表明，中國輿論中的階級意識，如果不是徒有其表，至少是局限的。馬雲在輿論中的倒台與華為在輿論中的崛起，並不是相互矛盾的，反而是同一個過程的寫照，這個過程就是現實主義的工業黨邏輯取代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邏輯的過程。

孟晚舟事件表明，中國輿論中的階級意識，如果不是徒有其表，至少是局限的⋯⋯而即使從馬克思的角度來講，馬雲和孟晚舟都是剝削階級，對於孟晚舟卻並無所謂，因為「強國」代言人的身份抵消了剝削階級的身份。

馬雲等互聯網大佬所代表的互聯網經濟曾經是「創新強國」的踐行者和形象代表，那時大陸輿論將他們捧為「人民富豪」，讓他們肩負偉大復興的希望。但當他們的路線被判定為不符合新冷戰的時代需要，也無法真正解決經濟問題時，他們跌落神壇也是自然而然。

而即使從馬克思的角度來講，馬雲和孟晚舟都是剝削階級，對於孟晚舟卻並無所謂，因為「強國」代言人的身份抵消了剝削階級的身份，誰指出其剝削階級的身份，就是「酸」，是對於工業強國路線的挑戰。誠然，當前互聯網上關於階級問題的討論不可謂不激烈，但其底色仍然是民族主義的。《共產黨宣言》說，「工人沒有祖國」，但當前關於階級的討論卻完全不同，誰符合國家的路線，誰就在輿論中獲得了免罪金牌，而不符合國家發展方向者，也就隨之被輿論所拋棄。

此外，有趣的是，在2018年芯片事件剛剛發生之時，導致「新四大發明」等對互聯網經濟的吹捧降温直至死亡的，其實是當時的一種對「強國」敘事的反思態度，認為「新四大發明」、「厲害了我的國」這些言論讓中國陷入了驕傲自滿，實際上阻礙了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才導致被「卡脖子」時沒有還手之力。

然而在芯片事件之後三年，中國國內主導性的輿論卻並沒有比三年前更加收斂。孟晚舟順利回國，華為雖仍然受到芯片事件的後續影響，但幸無倒閉之虞，「祖國強大」仍然是官媒和民間輿論對於此事的主流反應。在這種喜氣洋洋的勝利主義中，華為手機和鴻蒙操作系統會否成為新的「新四大發明」，也未可知。

（韓大狗、李大貓，中國民族主義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