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不平等的樣貌》：一本探討新加坡貧窮的民族誌，如何戳破國族論述的假象

【編按】：本文為台灣聯經出版社為2022年新書《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繁榮神話背後，社會底層的悲歌》所約寫的書評，端傳媒獲授權轉載，端的版本略有編修。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以美元計）達約6萬元，與美國伯仲之間，差不多是香港的1.3倍，日本的1.5倍，約臺灣跟南韓的2倍，中國的6倍。如果考慮了購買力，用人均GDP（以PPP計）來測量，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是10萬國際元，美國大約是6萬國際元，只有盧森堡、卡達等少數極端富裕的國家，排名能比新加坡靠前。

在這樣富裕的國家裡，窮人是如何生活的？不平等體現在日常生活的什麼地方？為了理解探討這些議題，張優遠（Teo You Yenn）教授自2013年到2016年，在兩個「租賃組屋（Rental Flats）」的社區展開了田野調查，這兩個社區都是由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所規劃，加上另外調查的六個社區，其研究成果便是《不平等的樣貌》，該書以民族誌的形式，平實地呈現了新加坡低收入戶的日常生活。

這本書不只是談新加坡的貧窮。這本書更是在談新加坡的不平等。既然要談不平等，書中自然不能只有「窮人」，也需要有相對富裕的「對照組」，這對照組便是張優遠教授書中的「我們」：新加坡中產階級。新加坡中產階級是怎樣的一群人呢？「他們」一路升學考試、過關斬將，畢業後找到固定工作，定時上繳公積金給政府、買了一台（或更多台車，存了幾年錢，跟一位異性對象結婚，最終兩人買了由建發局營建的公共組屋。這些人，多半相信自己乃是一套「唯才是用」的制度下，篩選出來的得勝者。

一個新加坡，兩座城市：中產階級的HDB Flats vs 低收入戶的Rental Flats

在介紹到這本書的內容前，讀者或許會有疑問：眾所皆知，新加坡實施「住者有其屋」政策，誰會去外面租房子？新加坡的住屋市場有何特點？

新加坡的住房市場，主要的供給者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中產階級，多半會動用自己長期繳納的公積金去申構政府營造的組屋，他們將這類口語上可以購入的組屋稱為HDB Flats，或Purchased Flats，有時會直接簡稱為HDB（就是建發局的英文簡稱）。買下公共組屋的中產階級取得組屋的「所有權」 ，但在年期屆滿後，新加坡政府保留了收回的權力。

至於張教授所調查的低收入戶，雖然也是住在政府興建的組屋裡，但他們必須繳納房租，並不持有房產，換句話說，他們跟政府租房子。他們所住的地方叫Rental flats。雖然Purchased Flats跟Rental Flats都可以叫組屋，但意義卻大不相同。(關於住者有其屋政策，可以參考我的舊文)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規劃組屋時，常常把Rental Flats跟一般中產階級住的組屋蓋在不同社區，在各界壓力下，近年來新加坡政府有考慮興建更多的混合社區，減少階級間的隔閡。

居住的空間雖然不同，卻不代表中產階級不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新加坡的低收入戶。 因為前者終究在工作完之後，需要消費跟娛樂。在新加坡，低收入戶的工作，如書中所見，包含了打掃、收銀、在櫃台銷售化妝品等等，簡言之，這些商店的消費者就是中產階級，而窮人則付出勞力伺候這些消費者。

對於新加坡窮人的迷思

在一個普遍相信「唯才是用」的新加坡社會裡，誰會成為窮人呢？一般人多會相信是「那些不夠努力、懶散、愛亂花錢的人」、「性格不夠獨立的人」，然而張教授的這一本書，卻透過溫柔、細膩的文筆，推翻了這種常見的論述 ——事實上，這些住在租賃組屋當中的低收入戶，勤勞、獨立、打拚、從小學會照顧自己、有禮貌、不願買名貴的東西、甚至假日也不像中產階級一樣可以到處去玩 —— 這些家庭很多沒有車，也必須在假日到商場工作，不然中產階級假日到處shopping，誰來服務他們呢？

換句話說，新加坡一般中產階級對於低收入戶的理解，多半錯得離譜。

無怪乎，當這本書在2018年在新加坡出版（英文）時，立即霸榜，成為年度暢銷書，接而引爆了巨大的討論熱潮，有人批評張教授「同理心泛濫」，有人批評她太過激進，幾乎新加坡的主流媒體都以不小的篇幅報導了這本書。

在學術界，這本書也得到了許多讚譽。張教授的博士班畢業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會學系，該系社會學家Michael Burawoy稱讚這本書「…推翻廣為流傳的錯誤觀念，呼籲人們關注新加坡福利制度的缺陷，同時探討如何修復這些問題。這正是社會學的真締！」

仔細閱讀本書，會發現，張教授下筆時，比較的對像更常是自己。用書中的語句來講：「…我把我自己放在書裡，以我的階級與受訪者的階級比較…。」（頁248）。這樣的寫法在民族誌當中其實不是那麼常見，在書中其實也提到了這做法是有理由的：「我為什麼要把自己寫進來？這不是學術寫作的慣常做法。事實上，我覺得非常不自在。我加入自己的觀點，是因為隨著研究愈來愈深入，發現自己必須這麼做，才能改變我們檢視不平和貧困的角色。理解不平等與貧困最大的障礙是我自己。」（頁43)

然而新加坡人對這本書的反應是激烈的。尤其，在本書第九章「家醜外揚」中提到，好些新加坡人在研討會現場聽到她的論點後，便當場很生氣地批評張教授，要不是認為她否定了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成就，就是認為她被窮人騙了，又或是相當不滿她把「家醜外揚」。

挑戰新加坡的國族論述

新加坡讀者對於本書的激烈反應，在於本書的內容， 幾乎推翻了許多新加坡人信仰的國族論述：「新加坡是唯才是的國家經濟體制」，這論述或許可以由以下三個命題組成：
（1)新加坡政府領導有方，在新加坡的社會裡，有才能的人透過努力自然會爬升到較高的社經地位; (2)根據這唯才是用的制度，既然「我」不是低收入戶，而是中產階級，比我窮的人自然比我差 —— 我才「配得上好生活」（頁34); （3)新加坡福利完善，「有很多針對低收入人口的計劃」（頁145–146），低收入戶要知足，不要再批評政府了。當張優遠教授的書，透過民族誌的方法，呈現出與想像不一致的「低收入戶」面貌時，便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彈（跟反感）

這本書從很多面向來推翻傳統的偏見。比方說教育制度。本書的第四章指出，在新加坡教育制度下，階級差異可以輕鬆地轉換成不平等 ——中產階級的父母遠比低收入的父母，更容易的在能力分班的制度下取得優勢。這與上述「唯才是用」的論述大為不同。

除此之外，本書也認為新加坡提供公共財跟社會福利的制度，擴大了貧富差距。新加坡的社福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以「就業收入資助各種需求」（頁138），簡單來說，有工作的人才有社會福利。一個新加坡人若能畢業後找到穩定的有薪工作，便取得繳公積金的門票，也代表了有醫療保險跟退休金，與在國家的「住者有其屋」政策下買房的資格（頁140)。然而，如果畢業後，無法即時弄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便會被排除在這個福利制度之外。這跟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反，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並不以「普及」為最終目標，反而是「篩選」，將更多資源給予有能力找到穩定工作的中產階級。

因此，一般新加坡人也不把購買HDB Flats、取得醫保視作「福利」，反而認為這是他們應得的。本書便指出，這表面上是唯才者有「本事」得到更多公共財，實際上卻是國家階級分化下，社福制度進一步加劇分配不均，這便是本書中所稱的「有差異的應得」。

從理論的角度鳥瞰新加坡的不平等

張優遠教授認為新加坡本質上仍是個「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頁155)。一般來說，印象中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應當是對市場自由放任，任其貧富差距加大。新加坡政府與英、美不同，處處介入，何以稱作新自由主義？其實，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上，已有許多研究，利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Governmentality）這一概念來探討新自由主義。比方說，柏克萊大學的政治學家Wendy Brown便借鏡了傅柯的概念，認為「新自由主義」不只是一套放任的經濟政策，而是是一種政府治理方式，由政府主動加劇個體之間的競爭，使得市場邏輯貫穿到制度、社會每一個角落，在她於2005年出版的文集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中，稱其為「新自由主義政治理性」 (Brown，頁40)。

這一類「新自由主義治理」的分析，也影響了新加坡的社會學者，比如說，新加坡通常被視為主動介入經濟來達到成長的「發展型國家」，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Eugene Dili Liow卻認為新加坡是「新自由主義發展型國家(Neoliberal Developmental State)」（Liow, 2012)。

至於張優遠教授，在她的上一本書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中，便分析新加坡的福利與家庭政策，發現新加坡政府將社會福利視作一種「競爭下的酬賞」，同時在政策中「偷渡」了許多政府對於「什麼是理想的新加坡人」的規範，於是，沒有努力掙得穩定工作就沒有公積金、不是異性戀夫妻就不容易買到公共組屋，所以儘管表面上政府是大有為，但卻是以強大的國家實力，貫徹某種新加坡特色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這套治理術之下，新加坡的「社會福利」政策幾乎只有「國家-個人」的互動，社會的角色反倒消失不見。類似的分析，也見於張教授探討新加坡福利政策的文章 (Teo,2017)。

這些理論，乍看複雜，甚至有點抽象，但一旦我們明白新加坡政府並非一般人想像的「福利國家」後，再回頭看《不平等的樣貌》裡輕描淡寫的故事，潛藏在新加坡國族論述底下的不平等，便自然而然地浮上檯面了。

遺珠之憾

這本書之於新加坡的貧窮與不平等，有兩個遺珠之憾。第一是本書專注於新加坡的「低收入戶」，所以無以顧及新加坡龐大的移工大軍，而這些移工大軍又是外國人，自然又會牽涉到「種族」問題；第二則是新加坡最富有的一群人，比方說與李光耀家族有關的官商財團，在新加坡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本書出於田野的限制，也不可能提及。比方說，財報永遠不透明的淡馬錫控股。

一方面，之於新加坡的移工，一般人等到在新加坡Covid-19爆發後才有機會一窺移工宿舍的壅擠，疫情爆發後，大量的移工被限制移動，除了工作外，只能被封鎖在小小的宿舍裡，相關的限制維持到現在。本書並未提及新加坡移工（當然，這牽涉到另一個敏感的議題—這些移工不是新加坡公民，但他們是「新加坡人」嗎？）同時，這些移工，許多是外國人，種族亦與新加坡主要族群不同。不過張優遠教授在本書「第十章」中有提及，她小心避免濫用「種族」這一概念來分析貧窮的成因，不過當我們考慮到移工、新加坡國族論述、統治菁英的「種族優勢」時，若不深入探討「種族」議題，仍讓人有感到難以一窺不平等全貌之感。

另一方面，之於上層政商菁英的問題，本書雖然也有注意到（見頁251-252），但限於方法跟田野的場合，也未能著墨太多。本書比較的對像是中產階級，但在新加坡，中產階級與新加坡最頂層的政商菁英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比方說淡馬錫控股，新加坡政府有100%的股權，但從2004年到2021年的執行長，都是李顯龍的妻子何晶。這究竟是公產還是私產？新加坡政府向來說不清楚。透過淡馬錫控股，新加坡的政府（或更直白一點，政商菁英）控股了許多新加坡重要的跨國企業，比方說亞洲數一數二規模的房地產集團凱德（Captialand）、新加坡電信（Singtel）、新傳媒（Mediacorp）、最近才在臺灣併購了花旗消金業務的星展銀行（DBS）等，較少人注意到的是，淡馬錫控股的DBS也是媒體集團SPH的大股東—SPH最有名的業務則是新加坡最大的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這兩年來，許多與新加坡政府有關的財團，以產業重整促進國際競爭力之名，積極調整股權結構、擴張資產、大量併購其他企業，究竟這些食物鏈最頂層的政商菁英，如何以提升競爭力為名義不斷擴張自己的優勢？尚待未來研究者繼續追問下去。

臺灣的不平等研究

筆者身處臺灣學界，不免也想提及臺灣在相似方向上的研究。其實，近年來，臺灣累積了許多關於不平等與貧窮的優質研究。以社會學者為例，臺灣大學社會系黃克先教授的《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便以田野調查的方法，不只考察了臺北市艋舺公園的無家者，如何在表面失序的露宿環境下，建立起「危而豐富」的連帶，也考察了扶貧的教會、善心人士、以及主管單位的基層社工的運作，打破了臺灣中產階級對於無家者的污名和誤解。

除此之外，臺灣也有社會學者，研究向來被視作「發展型國家」的臺灣，如何受到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影響，意外地得出了類似新加坡學者對於新加坡的觀察。例如夏傳位(2019)爬梳了臺灣歷年經濟政策的演變，察覺臺灣漸漸走向了「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發展主義」。除此之外，社會學家也以量化的方法探討不平等。比方說，林宗弘利用經濟部統計、中研院《臺灣企業排名資料庫》、社會變遷調查等資料，觀察到階級不平等於近年來的擴張（林宗弘, 2015）。

近年來，臺灣也有許多經濟學者研究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除了利用社會變遷調查（如Chu and Lin 2020），臺灣經濟學者主要是以「稅務資料」來分析貧富差距的議題。
首先，朱敬一教授等人利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的報稅資料，探討所得面（流量）的不均，他們發現台灣所得最高5%與最低5%家戶之間的所得差距從1998年的32倍，逐年成長至2011年的96倍（Chu, Chou, and Hu，2015）。亦有研究團隊以財稅資料估算房屋、土地、股票、存款等「財富面（存量）」上的貧富差距，發現臺灣的財富的吉尼係數高達0.79，略低於美國，接近瑞典跟南韓（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

經濟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了這一代的不平等，會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沈暉智與林明仁（2019）同樣以稅務資料來分析，發現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家戶年所得中位數高達150萬臺幣，遠高於全體樣本中位數的86萬。

同樣使用稅務資料，經濟學者進一步探討臺灣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否有減緩貧富不均。李維倫、林明仁、蘇軒立、蔡宜展四位經濟學者的最新研究，有三個重大發現，第一，他們發現臺灣的「稅前所得吉尼係數」高達0.6，大約是政府官方統計的兩倍（背後的原因很複雜）。第二，臺灣過去十五年來推升不平等的動力，來自於家戶的股利所得分配上的差距，背後的源頭，則是企業的保留盈餘自2008年以來的高速成長。第三，他們在檢視資料後，發現臺灣目前的社會福利政策，重分配的強度勝過美國跟法國，大幅度的減少了「稅後所得」的分配不均，意外的是，重分配的主要管道，竟然是旨在普及醫療服務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見Lee, Lin, Su, and Tsai, 2020）。

在臺灣，全民健保的政策目的是「全民皆納保、使得全體民眾可獲得公平的醫療服務」，最終卻輾轉成為最能減緩緩不平等的制度，這研究結果，似乎也呼應了張優遠教授的說法—「沒有全民普及的社會福利制度」（頁137）是新加坡不平等的一大來源。至少以臺灣的全民健保為例，一個更普世、人人都能參予的社福制度，的確能有效地減少貧富差距。

尾聲

這本書至少帶給臺灣讀者兩個啟示。其一，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新加坡的案例告訴我們，就算臺灣人均GDP從人均30,000美元翻一倍，提升到60,000美元，仍然會存在不小、甚至更為惡化的貧富差距。不過，臺灣目前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多半仍只關心「經濟成長」，較少深入探討不平等，《不平等的樣貌》以新加坡的經驗，豐富了我們對於不平等的理解跟政策想像。

其二，臺灣在威權時代的國族論述——從美好的加工出口區到偉大的十大建設——其實掩蓋了發展過程中的階級剝削。比方說戰後維持了相當久的肥料換穀制度，榨取農民的所得，重分配到工商業跟軍公教部門。這一套論述並沒有隨著臺灣解嚴、走向民主而消失。貧富差距持續加深的今天，何以會出現「韓流」，以及許多緬懷蔣經國「黃金年代」，緬懷這些「國族論述」的人，許多對民主政治不抱信任，但對於這些現象的深入討論卻不多，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鄭紹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與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助理。研究專長是工業化、產業政策、制度研究、美援政策。學術網站請見此處）

參考文獻

–社會學與政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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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傳位，2019，〈台灣的新自由主義時刻：危機、典範競逐與新古典 經濟學者的進擊〉。《台灣社會學刊》66: 55-124。

黃克先，2021。《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臺北：春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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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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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賢明、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羅光達. (2021). “臺灣財富分配2004–2014: 個人財產登錄資料推估”, 經濟論文叢刊49(1), pp.7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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