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後疫情的中國宣傳：放棄宏大敘事了嗎？誰主宰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處心積慮的無聊」，這組矛盾修辭法用來形容2023年央視春晚再恰當不過：不僅迴避了一切社會熱點，連歌功頌德的聲音都奄奄一息。如果說春晚早就纏綿病榻了好幾年，今年則是當衆拔掉了呼吸機。

春晚的破罐破摔可以看作近期中共宣傳領域變化的縮影：2022年下半年起，勞民傷財的防疫政治走到了強弩之末，尤其是宣傳機器——從四通橋事件到白紙運動，再到泄洪式開放後的死亡、恐懼、謠言和混亂，國家宣傳的缺席分外扎眼。不僅傳統官媒不再以任何宏觀層面的官方敘事和闡釋修補中國故事，連習近平政府引以為傲的社交媒體年輕化宣傳陣線也沒有動作。

無論是近幾年培育大批「小粉紅」的二次元化、萌化歡樂宣傳，還是左派記憶中靈活強大、深入民心的社會主義「思想工作」，哪怕是刻板印象中威權國家鋪天蓋地的洗腦工程，現在都很少見。人們在日常言論和思想領域感受到的影響和控制，幾乎全來自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即網信辦）。

「後疫情」也是「後宣傳」時代，網信辦成為中共意識形態工作僅剩的法寶，它的安全管理和審核邏輯主導着思想領域。宣傳式微，網信辦崛起，背後的動力究竟如何；不同的工作邏輯和風格，又將對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表達產生怎樣的影響？

畏懼熱點、迴避語言：被放棄的是春晚還是宣傳？

2023年央視春晚最為荒謬的一點是：作為文藝宣傳的傳統陣地，它全部的努力都在於避免宣傳到任何事情。

歷屆晚會，語言類節目通常承擔主要宣傳職責，為晚會「點題」。2023年只有6個語言類節目（2022年8個，2021年8個，2020年11個），其中《初見照相館》《上熱搜了》《對視50秒》三個小品的主題都是「夫妻沒有隔夜仇」，屬實是「飽和式調節夫妻矛盾」。在所有可能的小品題材中，夫妻關係涉及的人數最少、社會關係較簡單、也相對容易在幾分鐘內達成象徵性解決。可三個小品都一致選擇用莫名其妙的轉怒為喜、雷劈般的幡然醒悟來解決矛盾。

唯一有些許現實指涉的語言類節目是每年慣例——對官僚制度小罵大幫忙的小品——《坑》。但表演中改詞、掉麥，狀況頻出，甚至總時長短了兩分鐘，導致晚會之後的部分「幾乎啓動了全部應急預案」。考慮到主演沈騰和馬麗的舞台經驗，這個命題作文準備之倉促可想而知。小品的主題是批評基層幹部躺平，不幫群衆填坑。這唯一的宣傳也避重就輕，是一種推卸責任式的防守宣傳：上面的意思是好的，一切問題責任都在基層。夫妻之外、基層之外，整個社會乃至國家，都在這台晚會中隱身了。

正如端傳媒前作《黑兔年春晚：過去一年中國人最關心什麼，人人都知道，只有春晚不知道？》所言，整台晚會中，人人盡知防疫問題是最大的缺席在場。不敢談防疫，這固然是因為政策節前突變，宣傳口徑無法協調，且白紙運動讓防疫宣傳過於棘手，只能假裝無事發生。但歷年春晚的其他宣傳重點/雷點：敬老孝親、逼婚催生、民族關係、大灣區等亦紛紛缺位，或在歌舞類節目中一筆帶過：

表現民族團結的歌舞，落點在家鄉，國家一字未提；歌頌一帶一路的保留節目，變成了九十年代風格的「外國歌曲串燒」。聯想到前幾年諸如「黑臉大媽vs中國女婿」之類的堂皇做戲，今年的心虛謹慎顯而易見。更為諷刺的是，習政權奉行「以孝治國」，三年封控號稱都是為了老人。但央視春晚卻罕見地抹去了所有長輩、老人的痕跡。如果不是因為年長的演員均抱恙未能登台，就是導演組明白：節前千家萬戶掛白幡，多少家庭失去了老人；於是貼心地用周深的歌曲含蓄安慰大家：他們死去的時候，像孩子無憂愁。

總結來說，春晚在內容上力求舞姿奪目、歌詞空洞、熱點應避盡避、語言能省則省。如果人類文化允許歌曲全都沒有歌詞，春晚大概就成為四個小時的唯美氛圍感哼鳴。

主會場之外，春晚在宣發形式上也力求將存在感降到最低：前期低調建組避免注意；中間沒有撒紅包等互動；後期不買熱搜，只有鄧超的瘋狂舞動、馬麗和撒貝寧的鞋跟等等勉強成為談資。與往年不同的另一點是：春晚刻意弱化了和流量明星的關係。從2010年代起，春晚一直試圖將前一年當紅的流量明星和體制內演員組成拼盤，吸引不同年齡段觀衆。但今年，入圍的流量都是春晚老面孔，基本沒有前一年走紅的新生代小花、小生，宣傳上也儘量弱化，和流量明星解綁的意味明顯。

網信辦更是在年前啓動「清朗·2023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禁止粉絲互撕、應援打榜、八卦上熱搜等，絕了春晚的流量吸睛之路。廣電總台甚至還發聲明禁止未經授權使用本屆和歷屆春晚的素材。意圖十分明顯：無需讚美、切勿評論，就把它當成一個屁放了吧。

種種操作加上年關難過的客觀因素影響下，本屆春晚的收視率如願抵達歷史新低20.23%。這些有目共睹的刻意無聊和令人同情的拼命低調，究竟意味着春晚作為宣傳工作遭到拋棄；意識形態宣傳水平退步；還是防疫政治驟然調頭的客觀局勢下，中共放棄了它曾經的招牌產品，「宣傳」？

宏大敘事瓦解：全面勝利之後如何宣傳？

必須存在但又不如不存在的春晚，其實是2022年以來整個國家宣傳態勢的縮影。疫情三年：2020年的宣傳充滿混亂，勉力抵擋流言、陰謀論和失望情緒；2021年宣傳基調成功回到「世界不行中國行」，在輿論中重燃大國驕傲和對政權的信任；2022年，傳統意義上的宣傳工作幾乎不可見（大家都很關心疫情發布會、封控和核酸政策，但很遺憾這些並不算宣傳）。現實條件的急劇惡化讓宣傳難以下手，但客觀因素與其說是主要原因，不若說是壓垮紙糊大廈的最後一根稻草。

國家宣傳最具症候性的變化是宏大敘事、甚至敘事本身的土崩瓦解。「講好中國故事」仍舊掛在嘴上，但實際上中國已經放棄了講述故事。這一變化短時間內很難逆轉。

我們常說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是指提出一種關於人類歷史經驗的主導思想，設置一個尚未實現的遠大目標，來提供社會合法性。用提出這個概念的法國哲學家利奧塔的話說，宏大敘事就是偉大的英雄踏上偉大的航程，為了偉大的目標戰勝可怕的敵人。它需要用豐富的語言講述一個振奮人心，但尚未完結的故事。

早被中共拋棄的共產主義理想是一種典型的宏大敘事。改革開放以來，大到實現四個現代化、民族復興、全面小康、與國際接軌，小到脫貧反腐、申奧航天，這些宏大敘事、故事、目標和困難支撐起抽象政權的合法性。

疫情之初，宣傳部門渲染白衣天使無私、展示方艙修建神速、歌頌基層幹群衆志成城，這種「多難興邦」甚至「喪事喜辦」的宣傳也是一種宏大敘事，着眼戰勝困難、浴火重生，曾經在1998年洪水、非典肺炎、汶川地震和其他大小艱難時刻發揮作用。

然而到了2022年，48/72小時核酸和封控幾乎影響到了所有家庭和個體，漫長的折磨耗盡了共克時艱的動員能量。被無私形象綁架的白衣天使走上街頭抗議超負荷工作；被精心美化和萌化的大白形象也抵擋不了現實中防護服包裹的白色恐怖。「大白在單元門外打地鋪」「社區書記缺席女兒成人禮哽咽」「無人機出動運送肉菜包」……精心炮製的暖心故事屢屢翻車，2022年下半年，宣傳部門不得不拋棄了多難興邦的抒情敘事，只剩下乾巴巴的數字、命令和「專家建議」。

不僅是持續的恐怖，疫情帶來的困惑和不確定性同樣讓宏大敘事難以錨定和展開。三年中，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不僅在調整衛生政策，也在調整宏大敘事以容納這個超出既往經驗的疫情：究竟是人定勝天，大自然的懲罰、全球化的代價、醫療落後的後果，還是某些國家的陰謀？形勢變化之下，沒有一種敘事可以存留。更何況中國的政策朝令夕改、一週變三次、十里不同碼。《人民日報》反覆呼籲各級媒體講好抗疫故事，又如何可能呢？

從2022年向回追溯到更長的時間段中，習近平政權好大喜功、偏執地追求勝利，以及將合法性全部押在偉大勝利之上的習慣，本身就是對宏大敘事以及政權合法性的殺雞取卵。上一個十年，中國宣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打贏了脫貧攻堅戰……人民群衆幾十年耳熟能詳的各種政治目標：脫貧、致富、奔小康，甚至是發展和現代化都在短時間內從公共話語中消失或淡化（在各種關鍵詞引擎中搜索「發展」和「現代化」，2012年以來的數量持平或稍微上升。考慮到互聯網總內容的極度膨脹，這些詞彙出現的頻率其實降低了）。

在官方論調中，中華振興已經實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領導者和新秩序的制定者。這種「後勝利時代」的宣傳如同持續的強制高潮，沒完沒了的「贏麻了」令人筋疲力盡且缺乏彈性：情感上只允許積極、歡樂和充沛的正能量；內容上無法容納困難、意外，以及「歷盡艱險爭取勝利」的曲折敘事，因為我們已經「除了勝利別無選擇」。這種殺雞取卵、完全不留後路的勝利狂歡，完全是「dancing like there is no tomorrow.」
不僅是在困難時期，也不僅是關於彈性和容錯，已經勝利的敘事沒有了現代性的無限進步空間，就無法給政權進一步提供來自內部的現實合法性。

利奧塔、德里達、卡林內斯庫、齊格蒙德·鮑曼等很多20世紀學者都意識到，宏大敘事和現代性互為表裏，有相似的特點。現代性雖然在不同時代和國家有不同表現，但其精神根植於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內核是：人類將恆久進步、不斷發展，直到一個只存在於概念中的彌賽亞時刻，盡善盡美的絕對正義降臨，歷史徹底終結。現代性的魅力就在於彌賽亞的降臨將永遠延宕，人們永遠可以期待生活越來越好、幸福終將降臨，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與之相應，宏大敘事的妙處就在於偉大的英雄不斷立下偉大的里程碑，但偉大目標的實現一再延宕，敵人出沒、幽靈隱現。只要征程沒有結束，歷史仍舊向着新的可能性開放，宏大敘事就可以源源不斷地製造希望、提供合法性。

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普遍認為，經歷了毛時代社會主義宏大敘事的失敗和八九的合法性危機，中共從九十年代開始以發展作為單一合法性來源。經濟危機可能暫時挑戰發展話語，但習時代的「全面勝利」卻徹底終結了發展的空間，難以繼續為政權提供合法性。除了像習任期頭幾年一樣，儘可能用歌功頌德延長狂歡時刻，就只能用「外部敵人威脅我們的勝利」狗尾續貂、勉強應付一陣。

新冷戰的到來讓「捍衛勝利果實」具有了一定合法性，給習近平幫了大忙。或許在這件事上，全球的獨裁者和被唾棄的領導人都應該互贈錦旗、感謝彼此成全。有了冷戰氛圍，官方一邊宣傳我們無比強大、堅不可摧，另一邊渲染美國威脅可怕，也毫無違和感。同理，2021年雖然動態清零讓百姓苦不堪言，但「中國行外國不行」，只要有了比較，也能引發集體興奮。整個宣傳話語中，由外交部「懟人天團」主導，做給國內人看的「大外宣」雖然和內宣一樣破碎拉胯，但有了敵人的在場，就能暫時控制輿論。而無法過多依賴外部威脅的內宣方面，工作就不好展開了。

告別宣傳時代：結束社交媒體蜜月期，官媒失去存在感

缺乏宏大敘事作為主心骨，宣傳工作顯得朝三暮四、缺乏連貫性，甚至逐漸喪失存在感。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內，發達的社交媒體成為宣傳工作想要攻克的一塊肥肉。以融媒體之名，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共青團中央等主要官媒紛紛入駐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各大社交平台、僱傭年輕「小編」、玩二次元梗、打造虛擬人設（AA、BB君、某哥、某妹）、炮製線上活動、和明星互動、與飯圈合作……這種網絡化、年輕化、娛樂化的操作順應社交媒體自身擴張，在傳統宣傳不容易抵達的青年人中培養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尤其是對國家的信任和好感，獲得了可觀成功。

但成功的只是形式，花樣翻新的玩法背後缺乏內容尤其是敘事的支持，只能在消費主義佔據絕對優勢的社會上升期吸引注意力，難以持續，更無法應對可能的變化。2020年1月疫情剛開始時，年輕人尚有心情和官媒打配合，把修建方艙醫院的挖掘機萌化為「藍忘機」「嘔泥醬」，一個月後共青團中央上線虛擬偶像江山嬌、紅旗漫時，僅僅五個小時就被一肚子怨氣恰好沒處發泄的網民罵下線。

年輕化宣傳的屢屢翻車，也讓各級媒體負責人對年輕化、網絡化的宣傳方向喪失了信心，共青團中央官微多次遭到上級點名批評，效仿者也望而卻步。尤其是，對飯圈文化逐漸展露出的狂熱、衝動和行動力的恐懼、對明星負面榜樣作用的擔憂、逐漸和對年輕人失控的恐懼混在一起，在領導層中造成了「年輕人不學好、不像話」的道德恐慌。道德恐慌讓宣傳和青年網民重新拉開距離，也侵蝕了此前的融媒體成果。

習的第二個任期內，廣電總局對流量明星的態度從拉攏利用到提防打壓，2020年先後推出針對明星的「限籍令」「限薪令」和「劣跡藝人封殺令」，2021年禁止播出偶像養成類節目和選秀節目，2022年禁止流量明星參演重大主旋律題材影視作品，絕了主旋律捆綁流量營銷之路。明星被逐漸區分為流量咖和正劇咖，想要職業生涯獲得保障，只能接受審核並徹底轉型。

失去了流量和流行文化的加持，國家宣傳不僅仍舊沒有故事和內容，連吸引年輕人的形式都失去了。文藝領域幾乎只剩下了正劇咖專屬的獻禮題材「餅」劇不溫不火。而在從前的新聞，如今的融媒體領域，官媒長期以來相互配合、協同生產內容的努力悉數失敗，社交媒體上專門吸引年輕人的花樣表演也不再自由——整個2022年，共青團中央都沒有發布大規模的社交媒體活動，之前為人津津樂道的二次元、飯圈、玩梗搞笑等要素消失的同時，內容也越發應付了事。

結果就是，讀者見到的官媒分為兩半：一半仍屬於傳統的新聞編輯，統一轉發中央文件、新華社和外交部通稿，像起居注一樣記錄習近平的日常活動，起不到任何宣傳作用；另一半則交給新媒體「小編」，把無關緊要的互聯網內容拼拼湊湊、包裝成暖心小故事和花邊新聞刷存在感。從「男孩抱走小狗給大狗磕頭」到「小朋友哈爾濱室外舔冰舌頭被粘」，總會收穫評論「沒有新聞也可以不用說」。

總的來講，儘管社會主義政權一貫以宣傳見長；中央政府時時都在強調「提升文化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外媒一致認為中國的宣傳系統無孔不入、對全民成功洗腦；而我們在日常經驗中也覺得宣傳無處不在，但至少在2022年，印象中強大連貫、有鮮明意識形態特色的社會主義宣傳已經不復存在。互聯網時代的中共宣傳雖然一度在年輕人中間培植起了國家主義情緒，但它在意識形態上竭澤而漁、內容上支離破碎、形式上顧慮重重，存在感越來越低，已經不再是思想領域最重要的國家政治力量。

網信辦時代：沒有宣傳，但有謠言

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宣傳落幕，但人們顯然還是感覺到日常的思想和言論中，國家無法忽視的強大在場。是誰取代了主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幾十年的宣傳工作？

從機構上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即網信辦。
網信辦官方給出的主要職責包括：落實互聯網信息傳播方針政策和推動互聯網信息傳播法制建設，指導、協調、督促有關部門加強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依法查處違法違規網站等。（實際上還包括提高互聯網覆蓋率和建設5G之類的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用這一套邏輯，網信辦不僅管理了互聯網，還取代了傳統宣傳部門，主導了民衆的文化生活。

一方面，宣傳部和所屬各路官媒無法整合敘事、找到有效工作方法，逐漸失去了上級信任，存在感日漸降低；而文化部自從失去了出版印刷領域的話語權，直屬單位主要就剩下幾家博物館和劇院之類，雖然合併了旅遊部，但疫情期間旅遊業基本癱瘓，也毫無存在感。另一方面，文化宣傳部門不僅被網信辦搶了工作，自己的工作也逐漸被網信辦的邏輯同化：網信辦主任按慣例兼任宣傳部副部長，便於兩部門「協同工作」，當屆廣電總局局長徐麟是前一任網信辦主任，四個副局長中有兩名同樣來自網信辦，且地位都比較重要——難怪廣電總局這幾年的工作內容充滿了「嚴格審查、堅決打擊」，風格無限趨同網信辦。

網信辦的風格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刪。其本質是用工科的邏輯，通過數據監控、內容審核和篩查來應對安全威脅和道德恐慌。用網信辦的方法管理意識形態，意味着姿態上的被動——不在意內容生產，只在意內容刪除；也意味着風格上的粗暴——從「讓你相信什麼」變為「我說什麼」，再退化為「我不說，也不讓你說，你愛信什麼信什麼」。網信辦及其工作邏輯能夠脫穎而出，不僅是因為互聯網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導作用和上級的安全恐慌與道德恐慌，還在於網信辦契合了宏大敘事缺席後的碎片化工作需要：不必在意連貫性，哪裏翻車封哪裏。

除了字面意義上的刪除和封殺，在三年疫情的恐慌中，網信辦主導的工作方式還包括闢謠和對陰謀論的利用。

2018年，網信辦的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簡稱舉報中心，是網信辦和網民直接接觸最多的部門）成立了官方權威的「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2020年疫情形勢最緊張的時候，平台上線客戶端和小程序，和衛建委、各級地方舉報中心和中央、地方宣傳機構（比如上海的解放日報、北京新京報社控股的首都網）組成龐大的聯合闢謠賬號矩陣，人民日報等主要官媒的社交媒體賬號也幾乎每天都會多次「官方下場闢謠」。

雖然三年來大家都對官方闢謠的存在習以為常，並學會了區分「闢謠式闢謠」「造謠式闢謠」和「坐實式闢謠」，但一個龐大國家的宣傳系統，把闢謠作為和人民對話的核心，還是頗為驚人。它既說明宣傳手段日暮途窮，也說明疫情和疫情引發的貧困、短缺、信息閉塞和信息飢渴中，謠言已經成為了日常活動的重要參數。

2022年底驟然放開後，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購物和出行都被謠言所左右——按照謠言囤完退燒藥囤血氧儀、囤完製氧機囤特效藥（如果動用人力財力搶得到的話）、囤完蒙脫石散囤成人紙尿褲……謠言的價值超過所有新聞的總和。關於人口失蹤、器官買賣的經典叫魂式謠言更是鋪天蓋地，意味着恐慌和威脅感成為了社會的主要心態、陰謀論則成為了設置議程的重要動力。恰如失去宏大敘事的國家宣傳缺乏邏輯、沒有故事、簡單破碎，充滿恐慌的社會情緒同樣對宏大而遙遠的許諾和複雜的論證缺乏興趣，轉而渴求對眼前威脅的迅速解釋。

闢謠作為一種短平快的解釋能夠滿足一部分人，但國家提供的信用很快就告透支。對此，後勝利時代用來支撐宣傳工作的新冷戰思維，尤其是「外部敵人威脅論」和民間對謠言和陰謀論的關注結合，創造出一種轉移責任、宣泄情緒、給出答案的小敘事：我們現在的問題背後都有看不見的境外勢力作祟。這種敘事說新也不新，1960年代初所謂「三年困難時期」，雖然意識形態工作沒有像現在崩盤得這麼厲害，但關於資本主義陣營的陰謀論思想和「抓特務」的熱情卻同樣比先前高漲，成功轉移了很大部分的社會注意力，和今天互聯網上人人境外勢力、均價五十萬人民幣的氛圍如出一轍。

稍有不同的是，今天，對外部威脅的恐懼和憤怒已經幾乎是國家政權能夠調動的唯一情緒。並且正如白紙運動中所見，官媒直接指責境外勢力的效果並不好，反而遭到「我們是月球來的境外勢力」一類的群嘲。如研究陰謀論的學者所言[1]，國家更多是採取含沙射影的暗示性修辭策略，並用狗哨的方式間接引導非官方的陰謀論表達。例如，面對中國政府延誤時機導致病毒擴散的指控，外交部發言人頻頻提及歷史上美國人如何利用人造病毒、製造生物武器、隱瞞疾病消息，暗示病毒擴散和美國有關。接下來，非官方賬號會接住官方傳球，用更誇張的語言和拼湊的證據，在社交媒體上製造病毒來自美國實驗室的陰謀論。最後，外交部則會用提問的方式（例如「十問美國」）對着虛空求證僞，從而徹底坐實陰謀論，轉移矛盾。

費拉不堪、雞零狗碎的直接宣傳、由你知我知的禁令堆砌的透明壁壘，加上對謠言和陰謀論的偷偷擺弄，幾乎就構成了2022年到現在中國官方全部的宣傳策略。轉變的根源遠在疫情之前；轉變的契機於過度防疫的第三個年頭到來；白紙運動超出政權預料的爆發和抗疫的驟然成功——這個習近平勝利護照本上的一個新紀念章差點就成了整本護照的作廢戳——則讓轉變徹底無法回頭。

破碎、放棄、躺平的也不僅是宣傳領域。仔細論之，外交部的懟人擡槓式外交、從絕對清零到泄洪式放開的衛生政策……國家管理的諸多領域都在躺平。2023年春晚小心翼翼地批評躺平幹部，不料最大的躺平幹部就是政權本身。

雖然國家躺平只意味着破罐破摔、放棄僞裝，不意味着百足之蟲的僵硬或者死亡。正如國家雖然對白紙運動瞠目結舌、啞口無言，還是可以逮捕參與者、恐嚇圍觀者。但我們或許可以認為，曾經的鐵板一塊如今已鏽跡斑斑，民心向背也開始鬆動。民心向背的新轉機，閃現於烏雲尚未散盡的天空。

[1] Cheng, C. Y., Zhang, W. J., & Zhang, Q. (2022). Authority-led conspiracy theo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Exploring the thematic features and rhetoric strategies. Convergence, 28(4), 1172–1197. https://doi.org/10.1177/1354856522110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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