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ve P.,博士在讀。守備範圍包括但不限於殖民主義研究、批判原住民研究、國族主義,和東亞研究。)
2023年至今已渡至最後一季,這是一個原住民很忙的一年。其實原住民每年都很忙,不僅僅是今年,如同一段在原住民青年圈子流傳甚廣的自嘲說:「當代原住民真的很忙,忙著文化傳承、忙著生存賺錢、忙著四處陳抗,還得面對歧視。」今年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只是有幾件影響特別大、形式特別難堪的歧視案件,引發了有點罕見的全網討論而已。只是。而已。
梳理著這些事件,從年初的《大嘻哈時代2》饒舌歌手神經元在歌詞中提到「有人乘了1.35還是沒我高」、到中一中園遊會有班級的擺攤主題為「烯環鈉」(編按:音近台語「死番仔」,為種族歧視言論)、再到台大言論自由月掛出的「火冒4.05丈」布條(編按:改寫自「火冒三丈」,3乘以1.35倍就是4.05,影射取得原住民語言認證的原住民學生,可以在升學管道中加分35%),以及經濟系系學會提出涉及原住民歧視的政見,我發現,只要你夠抽離,你甚至可以看出這些事件之間的互文關係。
就好像歧視的形式和內容永遠脫不開固定公式,上世紀的台灣社會如何對待「山地同胞」,在2023年的此時,也依樣畫葫蘆地套用在「原住民朋友」身上。
當原住民在學術研究、政治參與、社會運動中都不再是一個稀有的命題之後,在人們以為原住民不再被稱作「山胞」,就等同於這個社會對原住民的認識與理解逐步前進之後,我們還是可以在2023年的此時,目睹一場場在形式上近乎「返祖」的種族歧視。
容易受傷的漢人
為自己、為群體發聲的原住民,很容易就成為一個讓漢人聞風色變的吵架王,因為他們的聲音總是刺耳,語言總是尖利。
談論種族歧視是一件特別麻煩又不自然的一件事,因為受傷的原住民需要找出一種語言、發明一種策略,盡可能不帶強烈情感地、以不指責個體的方式,來進行「社會溝通」。畢竟,為自己、為群體發聲的原住民,很容易就成為一個讓漢人聞風色變的吵架王,因為他們的聲音總是刺耳,語言總是尖利。「你們原住民一定要這麼兇嗎」的哀嘆,在許多爭議事件的臉書或論壇貼文底下時常出現。
「憤怒的黑人」(angry black man)在台灣的版本就是「很兇的原住民」。原住民的憤怒就此與具體事件以及社會結構脫鉤,成為一種難以溝通又頻繁生事的污名形象。只要原住民是憤怒的(並且總是憤怒的),那他們的聲音就是情緒化、不理性的。這個相信暴力已經遠去、宰制不再存在的社會,便可以安慰自己不需聽見這些噪音。
對此,美國黑人女性主義作家奧黛麗·洛德(Audre Lorde)看得比誰都清楚:「當非白人女性(women of Color)表達對與白人女性的互動中常伴隨的憤怒感時,我們時常受到指責,說我們正在『製造一種無助的氛圍』、『阻礙白人女性克服歉疚感』,或者『妨礙建立互信的溝通與行動』。」(註1)「溫柔堅定」幾乎成為了一個在對當代原住民倡議者而言帶有暴力意涵的期待。
我不確定我想不想成為、或會不會被認為是一個很兇的原住民,因為我發現,在大部分對原住民的歧視事件中,發動攻擊的往往是帶有受傷經驗的漢人。那段時間我腦海中總有一段旋律徘徊,是鄺美雲1993年所唱的〈容易受傷的女人〉,那首歌是我童年時期的部落金曲,直到現在我還偶爾會在KTV點唱。
我想,總是受傷的可能不一定是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有一群「容易受傷的漢人」,從閱讀他們的「傷口」出發,或許能讓我們找到一個檢視種族歧視的索引。
「漢人性」的覺醒時刻
很多漢人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漢人性」的時刻,就是這個「漢人性」被擾動之時。
在學術研究和原住民運動中,有一個詞叫做「原住民性」(indigeneity),在不同倡議世代和學術典範都有其豐富的討論和難以一統的定義。但如果以最為常民、通俗的方式來理解,可以說是作為原住民的經驗(包含文化實踐、知識思維、主權與認同等等),也包含了原住民族抵抗殖民和剝奪的動能。
在台灣,原住民性很常被看作是歌曲舞蹈、傳統祭儀,那對非原住民人群來說,是辨識原住民的一種方式。可是我們好像沒有一個詞可以來表達「作為漢人的經驗」,也好像無法很方便地——像指出動物園裡的企鵝一樣指出原住民那般——指認出作為漢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經驗。
假設我們仿照「原住民性」的造詞邏輯,姑且粗魯地稱之為「漢人性」——「漢人性」,或者是說作為漢人的身體感和生活經驗,之所以無法被漢人自身輕易察覺,並不是因為其過於幽微或是遭到壓抑。相反,恰好是因為這種身體感和生活經驗是台灣社會系統組成的默認數值,它自然地成為了一種讓棲居其內的人感到舒服的前提、用於彼此對話的常識。很多漢人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漢人性」的時刻,就是這個「漢人性」被擾動之時。
想像一下這個場景:在中一中的教室裡,你發現隔壁坐了一位「原住民」同學。你見過這三個字出現在課本上,說這些人五千年前就住在台灣,會釀酒、會打獵、會織布,會一些你可能此生為止都沒有做過的事情。老師可能在課堂上讚美他:「成績這麼好,指考再加分上去豈不是破表!」也可能你在走廊上偶然聽見老師責備他:「你再不用功,就算加分也上不了好學校。」
你見過那位同學的家長開車來學校接他,也聽說過他暑假去上補習班,他的一切看起來貌似都跟你沒有什麼兩樣。你可能在心裡困惑著,也不滿著,如同太魯閣族學者Ciwang Teyra分享的真實訪談那樣:「⋯⋯這個學生就在全班面前被同學指責說『老師,某某某同學他從小在台北長大,他為什麼可以加分?他沒有很窮,他跟我們住的地方一樣,受一樣的教育,為什麼可以加分?』」
所以在同學提議園遊會攤位主題以「烯環鈉」為名時你也跟著笑。然後你考上了台大,在言論自由月時看見一幅寫著「火冒4.05丈」的布條張貼在校園內、聽說了「原住民特權是政府對平地人的暴政」之後聳了聳肩。因為你隱約也感覺到,有些人好像過於輕易地取得了某些東西,而那些東西可能就是從別人那裡不甚公平地拿走的。
意識到慣以為常的世界中帶有一條隱晦的界線,劃分了自己與某些人,這是對他者、階級、特權的初步認識。然而使得漢人與原住民真正區別開來的,是漢人只要轉身就可以回到這個以他熟悉方式建構的世界,如果他願意,他甚至可以不需再踏過那條界線。可是即便是意識到這條界線存在,都可以帶來強烈的威懾感,致使他們產生了一種不安的錯覺,並將這種不安的錯覺直接等同於對自身存在的危害。
對「漢人性」的覺醒時刻便被他們用來「去權」(disempower)自己(編按:empower/賦權概念的反面,指剝除某人行使某(些)事的自信及能力,進而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未來或成功的機會掌控在他人手裡),創造了一個機會去想像自己成為弱勢的一方,使得他們更不可能對漢人所攜帶的特權產生反省。如此一來,理解「原住民特權是政府對平地人的暴政」這句話所處的位置好似也變得不那麼困難了。對許多漢人來說,意識到原住民的「存在即特權」乃至去容忍這種存在-特權的共構體,就是相對被剝奪感產生的濫觴。
但他們幾乎沒有疑惑過,是從何時、在什麼情況下,有一群人的認同主張、掙扎經驗,甚至於他們的存在本身,被悄無聲息地從眾人的常識中驅逐出去。此時的「漢人」指向的是一群面目模糊的、與歧視加害者站在同一陣線的大眾——他們與這個以漢人性為預設值的社會同頻共振,他們傾向展示自己理應獲得卻被偷走的東西,對那些有別於他們常軌認知之外的經驗不感興趣。
於是,種族/族群歧視變成了台灣社會裡的大象。我曾聽旅美的朋友對我說「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很嚴重,但幸好我們台灣沒有」,說明了對他來說種族歧視是一個「西方社會」特有的議題。這種排除邏輯實在地說明了對原住民的歧視(或我更願意稱「種族/族群歧視」)恰好是這個社會的基礎組成,與資本主義、都市化、現代化、甚至是民主制度(註2),共同維持著這個社會的運行。
不談「種族歧視」只談「歧視」的迂迴
被歧視的群體是「弱勢」,因此對這種歧視暴力的解釋,便順理成章地導向「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欺壓」這個結論。
「制度性歧視」(systemic discrimination)一詞解釋了歧視如何與社會制度共構、深入人們的日常和專業生活中。你也可以說,歧視作為一種基礎建設,隱匿在生活世界的周遭,悄然地盡到其「義務」。
「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研究基礎建設的人類學者告訴我們,基礎建設存在的目的,就是讓你感知不到它的存在;它之所以被凝視就是因為它失靈了,它不符合預期地在人們生活中現身了。人們不需要知道歧視是否真的存在這個社會中,或許有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語言飄散在網路空間裡,政治人物偶有「用詞不當」的失言舉動也不足為奇,這些都只是這個令人自豪的公民社會中的小小瑕疵。
有趣的是,在許多關於這些歧視案的討論中,「種族歧視」是一個被大幅規避的用詞。這歸功於中文詞彙的便利性,在英文racism和discrimination之間,「歧視」一詞可以用來包含一切形式的歧視行動,而不用吐露在漢語語境中同樣尷尬的「種族」一詞。
人們避談「種族」(race)是因為其暗示了純粹的同質性,而這種想像的同質性在人類歷史上,時常是一個人群對另一個人群行使滅絕性暴力的主要藉口。是的,具有生理意義上同質性的純血「種族」當然不存在——你可以說當前人類幾乎不存在不混血的可能——作為生理範疇的種族不存在,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建構概念的「種族」、將人的差異種族化(racialize)並且分門別類、安置於優劣尺規上的權力結構,卻是一早就參與到人類社會的運作之中。
那麼,不談「種族歧視」只談「歧視」的迂迴說明了什麼?大致想來原因有幾。一是可以鬆散地表示被歧視的群體是「弱勢」,因此對這種歧視暴力的解釋,便順理成章地導向「強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欺壓」這個結論。
然而,「弱勢」與「強勢」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強勢族群之所以強勢,唯一的原因就只是因為他們獨佔了創造與再造弱勢的權力。對弱勢族群的命名,實際上進一步確認了強勢族群的優勢地位,而後用替弱勢主持公義的道德責任來合理化強勢者的存在。弱勢是一種處境,而非身份。
又,秉持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綱領的台灣社會,相信不將人群差異解釋為種族差異就是公平正義的體現,然而我們的教科書歷史與大眾認知,並不打算納入台灣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段裡從「番」變原住民、從不是人變成人(註3)的歷程。
很多漢人聞「種族歧視」而色變,是因為他們相信談及「種族歧視」時必然伴隨對漢人的針對性攻擊。然而,前些日子才發生的屏東三地門鄉鄉公所排魯盃事件,則否定了這個預設。
在鄉公所舉辦的高爾夫球示範觀摩邀請賽的計畫書內文中,赫然出現了「積極導正原住民族現有之不良嗜好」字句之後,三地門鄉公所出面道歉,表示「本所反對任何族群歧視及族群刻板印象,此次因計畫內容文字敘述不當⋯⋯」,甚至指出計畫書文字撰寫者也是原住民身份。種族歧視的討論在這個情境中顯得格外尷尬和不適宜:當業務執行單位、業務指導單位、甚至參與在活動中的人都是原住民時,我們究竟要怎麼理解,此等歧視是如何發生在一個「邪惡的漢人」甚至不在場的情境?
事實上,存在在原住民群體之內、原住民個人之間的「歧視」恰如其分地體現了殖民是如何致力於譜寫原住民形象與塑造道德意識。換言之,原住民歷經最漫長的抗爭不僅僅是面對殖民政權本身,還有許許多多諸如「懶惰」、「酗酒」、「衝動」、「天真」的殖民給定形象(註4)。簡單地回顧一下報章電視裡有多少犯罪行為的報導皆會點名行為者的「原住民」身份就知道了。
我與我的很多原住民同儕皆有過相似的經驗:在成績不理想時會被班級老師特意關懷道「雖然你是原住民,但你一定做得到」。這是一個鼓勵原住民不要活得像其他(懶惰、酗酒、衝動、天真的)原住民的殖民邏輯,為保護搖搖欲墜的自尊,原住民必須找到一個正面定義的參照物並向其無限靠攏;在反殖民主義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看來,這是殖民性最為根深蒂固的所在(註5)。
對三地門鄉公所以及計畫書撰寫單位而言,「文字敘述不當」保證了此次事件只是一時的行差踏錯。同時,文字效果和撰寫者用意之間的錯位(「我非本意,只是文字表達出了紕漏」),以及行使歧視者與受歧視迫害者之間的錯位(「原住民怎麼可能歧視原住民」),都阻絕了這份宣傳文件被冠以種族歧視之名的可能。也就是說,這份聲明的發語立場除了道歉,更重要的任務似乎是將公所從種族歧視之水火中解救出來。
真正的問題好像慢慢浮現出來了——避免指涉種族(或是族群)歧視的背後是一個終極的焦慮在發揮作用:我不是種族歧視者。我不要成為種族歧視者。可能其他人是,但我不是。經典的「Not all men」命題。這種焦慮把個體的價值觀和道德責任放到中央被圍觀人群用石子擊打,卻忽視了容忍歧視生根發芽的結構性土壤。種族歧視、族群歧視是結構,是基礎建設,是當代台灣社會的土壤,若非歷經一頓力透地心的整地,在這之上開不出所謂多元或和解的花。
你們的篳路藍縷,我們的顛沛流離
歧視如果是一個結構,那它就不會輕易地走到終點。
對權力高位的強勢族群的叩問是抵抗種族歧視的要點,但這並不需要「漢人」從今而後背負著罪惡感而活。當原住民說「台灣是一個漢人中心的殖民社會」時,期待的並不是所有承襲了「漢」認同的人群立即道歉或跳海(註6),而是要求這些人們開始嘗試用一個陌生的、有點不舒服的方式去重新看待他們所處的世界。這樣的批評並非對特定身份人群的指責,而是去揭露一則讓多數人感到不安的處境,看見一幅編織著篳路藍縷的勤奮人們開啟山林的美麗織品,用力翻至背面卻是原住民顛沛流離的景象(註7)。
我們的漢人朋友啊,請聽我們一言。你也許希望你的原住民朋友在教育你時溫柔一些,我也希望你能知道,原住民更希望你在容易受傷之餘,更加勇敢一些。用力地反思、誠實地自我教育是需要很多勇氣的。你必須要很勇敢,才能走進這個社會預設值之間的幽微之處;也必須要很勇敢,才能相信這個社會/世界的倫理與權力關係,並不是你原先以為的那般運行。
每一次的「你們原住民一定要這麼兇嗎」,都在說明一個經久不衰的困境:這樣的對話對漢人來說發生得太少,使得他們學不會、也不用學會如何問問題;而對原住民來說,這樣的對話卻是發生得太多,使得他們疲於應付如迴圈般的無知與偏見。歧視如果是一個結構,那它就不會輕易地走到終點。如果歧視必然是不厭其煩地發生,那麼道歉與溝通也該同理可證。
註1: Lorde, Audre. 20202. Sister Outsi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註2:已經有許多深度報導及學術研究指出民主制度的溫床是種族不平等,且種族不平等或種族主義實際上有功於民主制度的持續蓬勃發展。見 How American democracy sustains racial inquality,或Cruelty as Citizenship。
註3:最有名的案例莫過於前總統馬英九在一場都市部落座談會上爆出的經典語錄:「我把你們當人看。」在同一場座談中,馬英九為捍衛自己對都市原住民的諸多政策貢獻,表示原住民的「基因沒問題」,是「機會有問題」。報導參見連結。
註4:《懶惰土著的迷思》詳細且精準地討論了殖民者如何透過建構殖民地原住民的負面形象來穩固其殖民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註5:法農在《大地上的受苦者》著重討論了這種殖民心智是抵抗殖民時首要破除的對象。
註6:在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議題中,經常遭遇到「把土地都還給原住民,是要漢人去跳海嗎?」的抗拒。相關討論可參連結。
這篇文章太多學理上的探討,有點失望,人的主觀性感覺誠然是從日常生活中建構,但文中提及的制度性保障所塑造的原住民有特權的觀感,並沒有就客觀性的情況作探討和破解,原住民是否在制度上有較多優越的保障,原住民對比漢人社群在社會經濟上是否趨同,這些結構性分析可以做多一些。
在台灣最需要這種文章的時候,出現這篇文章,真的好感謝。我唯一不確定是否認同的,是「這並不需要『漢人』從今而後背負著罪惡感而活」這句,因為閱讀時,我同時想到的文章是 〈島嶼樂園上的原罪?比較視角下的清代台灣殖民歷史 〉(Original Sin on the Island Paradise? Qing Taiwan’s colonial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讀完那篇文章後,我常在想,如果這樣的殖民歷史是漢人的原罪,那身為漢人的我該怎麼面對這樣的原罪?
(這篇2008年出版的好文,似乎到現在還沒有中文翻譯,真的很希望端傳媒可以考慮取得原作者同意,翻成中文。文章從台灣的清代殖民歷史,連結到當代台灣的政治現象,尖銳但又懇切地指出「漢人中心的台獨主義」實際上是與「漢人中心的大中華主義」互為鏡象,當時讀完覺得非常驚心,很適合與本文並讀……)
非常優秀的文章,感謝作者精闢的解說🙏
“这样的对话对汉人来说发生的太少”应为“得”
讀者您好,感謝指出,現已修正,還請參見。
這篇是轉載嗎
加分和歧视是伴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