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未來會幸福嗎？酷兒未來，告別焦慮與不確定的時間觀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加・託卡爾丘克講到：「氾濫成災的暴力，愚蠢，殘酷和仇恨被各種好消息中和，但它們無法掩蓋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這個世界出了問題，這種感覺曾經只屬於神經質的詩人，如今卻已成為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一種不確定性和焦慮感。」

但實際上，暴力，愚蠢，殘酷與仇恨一直存在於歷史中，它不是今天、此時此刻才存在的事件。而那曾經獨屬於「神經質」的詩人的情感——不確定性與焦慮感，為何成為了今日普遍的情緒？

我們又如何得知好消息的發生？什麼又是壞消息？什麼引導我們走向幸福？是對未來的希望嗎？那對於「未來的感知」與「希望」又被如何構建？幸福究竟是一種標準還是一種感覺？不可否認，可以得到幸福的途經與現實產生了裂痕，許多人在向着「幸福道路」前進時，被保證的結果卻並未到來，於是人們開始發問。

所謂幸福，所謂未來的圖景，對未來時間的感知與對未知的希望，是如何被構建嵌入人的思維當中的？

我們如何想像希望，就如何獲得希望。

製造幸福

幸福科學假設幸福是「存在的」，可以被測量的、並且這些測量是客觀的，而一個幸福結局的可能性，有關於生活的目標、方向，或者推動故事的情節——這些被和異性戀生活規範與法律緊緊綁定。

Sara Ahmed 在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中批判「幸福」，她指出幸福科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幸福」是好的，因此沒有什麼比最大限度地提高幸福更好的了。所以我們要儘可能提升幸福指數，而其內涵的邏輯是「意義」，在現代社會的網絡中，我們被暗示人生沒有意義等於 nothing，而為了不成為 nothing，我們需要變得有「意義」，而這個意義又是由某種邏輯構成的。

幸福科學假設幸福是「存在的」，可以被測量的、並且這些測量是客觀的，而一個幸福結局的可能性，有關於生活的目標、方向，或者推動故事的情節——這些被和異性戀生活規範與法律緊緊綁定。比如，在大衆媒體上，女性被評定「幸福」與否的重要指標是「嫁的好」，離婚則被當作大新聞來炒作；而男性被評定「幸福」與否的重要指標是「事業」以及家庭生活：是否有個好工作、好房子、好妻子以及孩子⋯⋯

人們都認為「應該」有一系列事件構成一生：上學，就業，買房，結婚，生子，退休，頤養天年。所以在上學的時候，人們想的是如何更好就業（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嚴重，父母可以為了孩子的學業花大價錢買學區房；很多媽媽從初中開始就異地陪讀；小孩從初中開始每年就幾乎只有10天假期；同時升學的壓力使小孩接連跳樓），就業的時候想的是如何買房並且結婚，買房和結婚時想的是如何方便孩子更好上學，一切都順利，就可以退休頤養天年。

甚至可以說，異性戀規範比異性戀更早出現。因為異性戀生活被構建為一種最理想，最合法的生活方式。制度通過立法來保護和強化異性戀規範，因此這種規範甚至已經被抹去了其原本具有的性別、性向、關係特色，而成為「社會主流」的標準，成為「一般」「普通」「大眾」對生活的基本想像。

規範是如何讓我們成為規範本身的？Ahmed 認為這是一種現象學（phenomenology）概念，一種使身體朝向或遠離其TA身體和物體的定向方式（orientation）-——通過重複動作，我們的身體轉向或「定向」某個方向。因此， 內化的社會規範和行為將我們的身體「主要」導向異性戀的對象，使其它對象顯得不可想象或不可能。例如 Ahmed 認為，「婚姻」是幸福感的主要指標之一，婚姻被定義為「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因為它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幸福感。

幸福的科學可以被描述為形成性的：通過在某些地方找到幸福，它使這些地方變得好，成為應該作為商品推廣的東西。相關性被解讀為因果關係，然後成為晉升的基礎。
國家主義，父權制與消費主義與這種理想是共謀的，因為其一起以異性戀規範為基礎製造了一個對美好未來的承諾。這種承諾提供了理想生活的腳本，創造了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核家庭結構與性別分工，在這個基礎上一切相關的都通過機構與公共文化使其再生產與傳播：比如浪漫愛/母愛/家庭相關的文化產品、迪士尼樂園；各種東西方節日；甚至連養寵物都需要是 parent 和 kid 的關係⋯⋯而維護這種理想生活被認為是合法的生活方式（變成我們所知的生活），被認為是下一代（未來）的福祉所必需的。

而相信這個承諾的所有人一起來複制或傳播這種文化，進一步維護其合法性。同時這個承諾的有效性來自於其保證你生活的幸福與舒適。

它們甚至被稱為「快樂度計」，這些東西暗示了一個邏輯：「為未來投資」，你不是生活在此刻的時間中，而是順着「幸福模版」的指向朝向未來。而快樂不是來自於內心的感受，卻總是在未來等待。同時微觀與宏觀是合謀的，在評定生活在一個國家的幸福度時，個人又被隱藏在集體中被標準測量。

在未來很難去立刻展望時，幸福標準不再以其規劃的目的地為終點做判斷。只要完成了其中一項，有着朝終點出發的可能性便也可以稱之為幸福。

在未來很難去立刻展望時，幸福標準不再以其規劃的目的地為終點做判斷。只要完成了其中一項，有着朝終點出發的可能性便也可以稱之為幸福。近幾年互聯網上流行的tag幾乎都是——「最想成為」「這樣做你就可以」「談戀愛結婚就是幸福」；在小紅書上/IG/推特上，大家拼命地想證明自己是幸福的，即使現狀並不令人滿意。租房沒關係，是自己的「家」就行。在聲稱」不要容貌焦慮的同時」，美妝博主教你如何選擇一個合適自己的妝容，所以「所有女孩都是美麗的」或者是遵循着「健身博主」的飲食和運動建議，這樣你就是一個自律幸福的人⋯⋯

在動作（action）和社會網絡中，人們尋找意義。擁有高學歷找不到工作也沒關係，當外賣騎手和網約車依舊可以月入上萬（即使國家利用這種職業使工作行業更加內卷）。這種在沒有流量助攻下當然可以是真幸福的生活，卻被滲透、塑造成虛假的、聊表安慰的幸福模版，使一切矛盾都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結構可以隱身。
這樣的邏輯甚至不僅僅只出現在異性戀生活方式或大衆選擇中，就連背離主流社會的革命團體似乎也遵循某種線性思維：所以你做這些是為了什麼呢？做這些有意義嗎？有任何改變嗎？生活在此刻的情感內驅力不會被看到，它會指向你未來的「成就」，以結果去導向意義。

在這樣的規範下，偏離「正軌」的愛、性文化合法性較低，婚姻、一夫一妻制和繁衍後代是文化想象中的特權，「目標」被視為生活的理由，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浪漫愛情方式、各種社會制度的基礎，不斷重複，以至於被自然化。在其暴露失效前，它是有巨大迷惑性的，對它的信任使人捲入了向着幸福模版前進、抵達美好未來的想象鏈條中。

這又無意識地規範了另一種行為方式：似乎按照給定的順序和邏輯做事情，人的行為就可以得到保障。在這裏，因果關係其實是倒置的，是一種果因關係。

行動（act）源於首先給定的承諾，這個承諾帶來了慾望與希望，慾望和希望不是靠自我發展起來的，它是靠在這個制度下被規範的、被可視化的事件激發出的。對大多數人來說異性戀是可見的，異性戀婚姻是幸福的。組成人生的一系列事件被認為是自然的，我們可以依賴於它，不需要去思考，在系統內部努力，就可以抵達被承諾的目的地——幸福與快樂寄存在未來。

承諾的失效・殘酷的樂觀主義

「相信這種規範下的承諾」是一種樂觀主義，這種對於承諾的信賴會導致一種依戀，而這種樂觀主義或者依戀本身最終是不可持續的或者有害的，因此在它們陷入困境時，樂觀主義就會變得殘酷，帶來了焦慮與痛苦。

現在，幸福人生/社會/世界的模版明顯地變得越來越觸不可及。現代社會對於人們的諸多期望和承諾看似如此光明和穩妥：理智、文明、科技發展，將保證我們走上一條「正確、安穩、通達幸福」的道路。技術發展想要讓我們信仰一個烏託邦，而「戰爭」只發生在過去和現代文明未能觸及的地區（中東地區總是以打擊恐怖分子為由實行戰爭之實）。然而，在全球範圍內，我們看到了這些承諾的破碎。只要⋯⋯就⋯⋯的模式失效了。

其實這種保障一直不存在，但近幾年的世界變化令對它們的掩飾更為虛弱。2016年特朗普在極具爭議的情況下當選美國總統，他公開發表的各種言論和政策，引發了至今全球對民主制度的質疑和擔憂。2024年，他又來競逐總統了。2019年底開始的三年疫情將全球推入隔離與恐慌，科技以擔憂健康的藉口被用來監管人的行蹤，更多人對看似有序的世界秩序產生了懷疑。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奪取政權，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了全面入侵，2023年，哈瑪斯和以色列之間又爆發了戰爭。

回首中國社會，幾年前還有聲音抱怨996工作制的不合理，而如今非996的公司已成稀缺；曾經繁榮的房地產公司屢次暴雷，爛尾房使許多年輕人的辛勤付出化為泡影，甚至老年人的養老金也不知所蹤。對於有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問題始終是一樁令人疲憊的事情。在疫情期間，大政府充分地利用了手中的權力，試圖讓大多數人仍舊相信，只要「相信」，事情就會變得更好。2024年，中國A股暴跌，官方給出的信息是，「整個國家都洋溢著一種樂觀向上的氛圍。」

Lauren Berlant 在2011年提出「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她探討了人們如何經常投資於某些觀念、關係或願望，以獲得意義、目的或幸福感，她認為「相信這種規範下的承諾」是一種樂觀主義，這種對於承諾的信賴會導致一種依戀，而這種樂觀主義或者依戀本身最終是不可持續的或者有害的，因此在它們陷入困境時，樂觀主義就會變得殘酷，帶來了焦慮與痛苦。

更為遺憾的是，不少人在承諾有可能失效時，繼續相信並且沿着這條路前行。在高壓的教育環境中，被質疑為何小孩子要生活地如此疲憊時，家長的回答是為了以後「更好的生活」，TA不得不相信這個承諾，以至於認為因為升學壓力大而跳樓的孩子是「極少數」，大家仍在慶祝每一次科技的「突破」——它代表着文明的進步。

Berlant提到這些依戀的殘酷之處，「受試者」可能無法忍受失去TA們的慾望對象或場景，即使它的存在威脅到他們的幸福；因為無論依戀的內容是什麼，它形式的連續性都提供了某種東西，即主體對繼續生活和期待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意味着什麼的感覺的連續性。在殘酷的樂觀主義運作的地方，慾望的對象或場景的活力或活力會導致原本應該在依戀工作中實現的繁榮的消耗。這可能指向一種平庸的愛情，也揭示了癡迷的慾望、謀生的工作、愛國主義等等。

而 Ahmed 指幸福腳本被認為是矯正裝置，將身體與已經排列好的東西對齊的方法。累積為直線的點可以是性能：直線上的一個點可以是保持直線的要求。偏離路線就是受到不愉快的威脅。離經叛道者的不快樂有一個強大的功能，那就是一個反常的承諾（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會得到那個！），一個同時也是威脅的承諾（所以不要那樣做！）。

幸福腳本是強大的，即使我們失敗或拒絕遵循它們，即使慾望偏離了它們的路線。通過這種方式，劇本說出了一個特定的事實：偏差可能會帶來不愉快。幸福腳本鼓勵我們通過明確這些後果來避免偏差帶來的不愉快後果。「整個世界」似乎取決於主體，不快樂不幸福，只是因為沒有以「正確」的方式，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

慶祝消極

大家慶祝消極，慶祝失敗，從被拒絕中找到了偏離的快樂與繁榮的方式。如果主流總是在想象着快樂的到來，那麼酷兒永遠在享受此刻的快樂走向不被承諾的未來。

理論上，在這種「幸福圖景」中，酷兒最不幸福，且永遠不會獲得幸福。因為幸福和快樂與異性戀規範有關，而「不快樂、不適、羞恥和壞」則與酷兒有關，TA們無法遵循異性戀的「幸福腳本」，並與死亡、非生命以及非生產性聯繫在一起，導致了一種在異性戀幸福腳本中沒有未來的圖景。酷兒的故事腳本不是類似於先於異性戀規範存在的異性戀，而是由被抑壓在異性戀歷史中的酷兒們一同共寫的。這個腳本不是直線狀的，不是序列的累積，而是一個散漫的無定型的領域。

在異性戀和父權制度的信用已經破產的情況下，從不被承諾幸福的酷兒們反而早就在被驅趕的區域中，偏離「承諾」為自己尋找到了一種通向未來的方式。這給所有人一種啟發：通過酷兒化（queering）未來，延展了一種酷兒性未來與酷兒的未來。這種通向未來不代表通向幸福，更確切地說，不代表異性戀規範語意下的幸福。因為如果主流社會秩序以異性戀為標誌，那麼酷兒們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家的感覺。

通過拒絕融入主流生活，酷兒理論中（Judith Butler，Sara Ahmed，J. Halberstam, Eve Kosofsky Sedgwick，Lee Elelman…) 開始形成這樣一種團結一致的立場：拒絕主流社會秩序，不尋求包容，從而接受「不幸福」，或在主流範式之外尋找新方式。這種新方式不是相信承諾，也不相信行為上的果因關係，從而不會產生依戀而陷入殘酷的樂觀主義中。這是一種快樂的消極主義。大家慶祝消極，慶祝失敗（The queer art of failure，J. Halberstam），從被拒絕中找到了偏離的快樂與繁榮的方式。如果主流總是在想象着快樂的到來，那麼酷兒永遠在享受此刻的快樂走向不被承諾的未來。

在酷兒因為沒有異性戀制度下的生殖能力而被認為「反未來」時，Edelman 主張我們要接受這種恐同的言論，他認為，與其試圖「合群」，不如將酷兒與死亡驅動聯繫起來，因為它抨擊了生殖未來主義，從而拒絕了異性戀制度下的承諾。

而 Leah A. Minadeo 在2019年的文章 Imagining queer futures to ensure queer survival 中則認為，酷兒的未來是具有生產性並且可以想象的，因為Queer不是一個限制的場所，而是一個孕育可能性的場所：

快樂和生活並不是相互排斥的，但酷兒對快樂的追求是促使酷兒走向未來的動力。因為在偏離社會規範的同時，我們也重塑了偏離的構成。為酷兒在未來以新的、更明顯的、更認同的方式騰出了空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性質在這裏成為一種反思性的隱喻，艾滋病毒是一種快速變異的病毒，這意味着它很快就會複製自己的許多副本，而每一個副本都是前一個副本的稍微不完美的版本。這讓試圖動員免疫反應的免疫系統感到困惑，但這些突變以可預測的速度發生，使病毒有可能在人體內傳播。正是「不完美複製」，使酷兒開闢了通往自己可能性的道路。

酷兒並不是一種先於其本身存在的身份，卻恰恰是因為一直生活在歷史與時間的縫隙中，那些被拒絕、找不到自己存在與生活在現有世界的不適感，一直促使我們自己從過去打撈自己的存在，從而形成了一種酷兒的歷史觀與對於時間的感知。

而最重要的是，酷兒並不是一種先於其本身存在的身份，卻恰恰是因為一直生活在歷史與時間的縫隙中，那些被拒絕、找不到自己存在與生活在現有世界的不適感，一直促使我們自己從過去打撈自己的存在，從而形成了一種酷兒的歷史觀與對於時間的感知。可能每一個酷兒都是歷史學家，因為我們需要不斷從過去確認自己的存在，我們因何成為了現在的自己，我們需要從過去被埋葬的歷史中確立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同時我們不相信文化產品與律法，因為在文化產品的歷史中我們處於夾縫，或是為了維護異性戀制度而被塑造成一種悲慘存在，在律法中被驅逐與壓抑。我們從不相信官方解釋而總是走在質疑的路上。

Menon認為，異質歷史觀（Heterohistory），即歷史主義的框架，將「過去」和「現在」標記為完全不同的，「未來」也被類似地封鎖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的絕對分裂」中，可以說異質歷史是沒有過去的，它需要不斷地去構建一種正確的「集體記憶」，很多人就掉在了這個縫隙中。吹捧「進步」的異史計劃認為，由於「現在」是線性時間中最先進的時期，我們現在共同接受的真理一定是我們有史以來最接近真理的；我們的複合學習一定是以漸進和改進的方式積累起來的。本雅明稱之為「被現在的存在填滿的時間」 （time filled by the presence of now）。本雅明認為，一個忘記過去、向前邁進、以進步為導向的年表是法西斯主義的壓迫策略。它抹去了我們的記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歷史，這樣它就不會對過去所做的事情或未來將要做的事情負責。

這再一次證明所謂的承諾根本在其承諾之時就根本沒有打算為未來負責，只是一種騙局。而同源史學（Homohistory）則通過承認現在是過去的無縫延續來組織時間。該框架承認時間與過去的交融，過去的長臂不斷伸向現在，重新安排現在（就像我們也伸向過去一樣），以及我們尚未到達的未來。同源歷史拒絕異質歷史線性時間所聲稱的「進步」，並將過去歸功於可能比現在更了解的東西，以及我們已經超越真理、可能回歸真理或尚未完全達到真理的可能性。

酷兒未來，另一種時間觀

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積累、重組、複合和重塑。這就是 Menon 所描述的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係：它有年表，但它積累和複合，與之前和之後展開的一切交織在一起，改變了它們的意義。

我們正在構建什麼樣的未來，以及過去構建了什麼樣的現在，這些問題在異質歷史模型中根本無法提出。

Minadeo 舉了一個絕佳的例子：沙漏。頂部的燈泡充滿了等待它們實現的可能性，當它們被實現時，它們落入底部的燈泡中，在那裏加入了其他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它們按照一定的順序倒下，這受到周圍可能性實現的影響，但有些早就倒下了，這並沒有使它們過時。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積累、重組、複合和重塑。這就是 Menon 所描述的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係：它有年表，但它積累和複合，與之前和之後展開的一切交織在一起，改變了它們的意義。

酷兒是通過否定來再生產。Halberstam 將這種否定的抵抗稱為「影子女權主義」（shadow feminism），「抵抗的影子檔案，它不以行動和動力的語言說話，而是以疏散、拒絕、被動、不得體的方式表達自己」。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總是交織在一起，所以會留下印跡，終有一天這些抵抗會被發現，會被打撈，會對「此刻」產生影響。我們生活在此刻，又生活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此刻，而我們行動的此刻也會變成過去對未來產生影響，這種相關性沒有任何給定的邏輯與明確的因果關係，我們在此刻不用揹負着任何朝向未來的責任，而行動會像顆粒一樣彌散至未來。

借用穆尼奧斯的觀點：我們可以將酷兒想象成一個地平線。地平線隨着接近而後退，總是遙不可及。未來也是如此，無縫地摺疊到現在，在到達之前就被捲到過去。地平線是無法到達的，因為它們是想象的，這確保酷兒生活所需的想象力。酷兒不僅有未來，而且酷兒本身就是未來主義者。地平線「拯救並鼓勵了自由等概念，這些概念因新自由主義思想和同性戀同化主義政治的影響而枯萎。」雖然他承認烏托邦願望的天真，但他也堅定地支持這些願望，並反駁說，正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的約束實用主義「表現得理性，最終更可行」，而將烏托邦願望視為不切實際。但事實證明，這些承諾才是不切實際的。

偏離承諾，未來就不存在終極性，它成為一個無限的、不斷變化的可能性場所，它的無定形性使對未來的追求更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可能性的根本基礎。

回到 Ahmed 的現象學概念，可以說「生活的腳本」是使身體朝向或遠離其TA身體和物體的定向方式，但其實這種定向不一定會與被規定的承諾牢牢綁定。通過重複偏離的動作，也可以擁抱酷兒性的個人與集體未來。因為酷兒不僅僅與性取向和性別身份有關，它牽涉到滲入世界的身體；它牽涉到一種使身體朝向或遠離他人的方式，這影響到一個人如何進入不同的社會空間（這假定了特定的身體、特定的方向、特定的愛和生活方式）。而有些人早就在生活中實踐這種通向不同可能性的未來。無論是嘗試女性/酷兒共住，共寫，反消費主義，加入到生態女性主義中消解自我和Ta者的界限，還是想象一種跨越國界的可能性，聯結個人與個人，偏離異性戀和國家主義及消費主義的線性承諾，加入到這些和主流承諾不一致的生活方式中，都是在創造未來的可能性。

偏離承諾，未來就不存在終極性，它成為一個無限的、不斷變化的可能性場所，它的無定形性使對未來的追求更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可能性的根本基礎。而未來成為一種可以被構建的東西，一種我們可以觸摸、重新安排和影響的東西。逃離線性承諾，而不陷入因依戀承諾而帶來的殘酷性的悲傷與焦慮中。

參考影片：

Je, tu, il, elle

O Fantasma

The living end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Les Amours d’Anaïs

Ema

High art

Being John Malkovich

Anatomie de l’enfer

Romance

Raw

Tit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