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專訪攝影師劉博智，50年華人流散史

「『為何你經常來這裡游泳？』、『因為毛主席喜歡游泳，所以我也游泳。毛主席游的是長江，我游的是珠江。』」今年72歲的劉博智憶述，文化大革命演得最烈的時候，有大量中國人從內地游水偷渡來港，當時的香港流傳著這段廣東人應付公安的對話。

出生於1950年的香港，父母祖籍台山，家中有七兄弟姊妹，家人在九龍太子花墟道經營士多維生。他從小就要騎單車送貨幫補家計，認識不少街坊鄰居，那時候發現，他們都是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中下階層，從番禺、客家、上海、東莞都有，「那時候完全沒意識到他們是逃避共產黨而離開。」

記憶中，母親擔著擔挑，把餅乾、糖、油、壽星公煉奶等副食品、貼身衫褲帶上廣州給親戚。劉看到這些東西，明明都是中國造的，不明白為甚麼它們送回中國去。他們士多也會幫客人寄郵包回內地，寄的物品也是與媽媽帶回廣州的一樣。

於是他開始想像，這些人為何離開家園？便開始與他們聊天，用相機為每個人拍攝肖像，「肖像最吸引的地方，是可以看到他們每個人的生活也很不同，也令我很好奇他們的背景。」他沒有意識到，自己這麼早便開始拍攝他往後「50年不變」的攝影命題：華人流散史。

就讀九龍區名校英華書院，中四時在同學教導下學習攝影，開始閱讀《攝影畫報》觀看他人作品。高中時候，香港爆發六七暴動，他記得商台電台播音員林彬被親中左派燒死的新聞，離家不遠的深水埗曾出現騷亂，街上有土製炸彈，媽媽不許他隨便外出。

中學畢業後，劉博智曾短暫到觀塘工廠做「墳場工」，每晚11時上班到翌天7時製作原子粒，做了3個月，覺得這是沒有前途的工作，儲夠錢買了台海鷗牌相機，家裡問人借錢準備讓他離開香港。那時候劉的哥哥已去了加拿大，然後到他自己、接著是妹妹、家姐，最後是父母。離港前，他也拍攝了自己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這是流散的開始。」

說著台山話，闖入多國唐人街

19歲那年，劉博智來到加拿大展開新生活，在唐人街的餐館做黑工：「做『二砧』，剝骨劏雞，每次一劏就是72隻雞，5箱排骨疊得高高的，把豬膊切出來，分開一塊一塊做叉燒。」沒想到，當時與廚師聊天學到的台山話，將會畢生受用。

儲了一年錢後，他來到美國加州就讀布魯克斯攝影學院（Brooks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 ），後來攻讀研究院，再去肯薩斯大學任教攝影，直至退休。

「那時我對紀實攝影很有興趣，雖然修讀科目是工業攝影，但在圖書館閱遍攝影師 Robert Frank、Walker Evans、Richard Avedon 等人攝影書。直到於研究院聽導師講課才開始明白他們的作品，不少都與美國的社會制度、種族、階級有關，令我對這些主題更感興趣。」他在大學畢業前，開始從學校開車五個小時前往三藩市，拍攝這個世上其中一個最古老也最大的唐人街。

劉博智到達唐人街後，留意到餐館樓上的住宅陽台，晾著不同年紀穿著的衣服，地拖和掃把：「飲飲食食的地方樓上全都是住家，多是單身寡婦、男人、女人，也有兩夫婦或年邁的老人，大部分人也不會說英語。」他趁有人外出的時候進入大樓，希望拍攝上面的移民，跟老婆婆打招呼時，發現許多人連廣東話也不會說，只會說台山話。

「台山話是很重要的工具，學校學不到的，他們一聽到『阿姆你去哪?』（婆婆你去哪裡？）便放低戒心。」聽到親切的語言，大家都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有時候他把相機放在腳架上，鄰居從門外好奇張望，劉便問他們：「一會可以到你房子拍攝嗎？」趕快去拍完，便去另一家再拍。

「他們1920、1930年代來到美國，一代人老去了，丈夫死後，英語有限，或賣了物業，便來唐人街來租一間房住。」由於讀書時金錢不多，每次拍攝也要很珍惜，先和被攝者溝通，讓他們放鬆下來，看準了才按下快門，「你走進別人的家，你緊張他便更緊張。」

後來，除了溫哥華和三藩市，劉也到過匹茲堡、紐約、甚至是墨西哥蒂華納等多個北美洲唐人街拍攝，從1973拍到1995年。

文革後的中國，驚險運底片

1979年，離港十年後，劉博智回到香港，準備拍攝文革後的中國。

他在任教的大學圖書館，找到大量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政治評論，還有從1950年開始的《人民畫報》、《中國畫報》和《中國旅游》等刊物，花數年時間閱讀大量資料，了解中國文革前後的政治背景。他心裡清楚知道，眼前都是符合政治主旋律的「擺佈統戰攝影」，他決心要拍攝一些「與統戰不一樣」的照片。

由於言語相通，他首先來到廣東一帶說粵語和台山語的地方，也就是許多美加華人的故鄉，拍攝了不少肖像和的家居環境，「當時的攝影師比較少拍攝這些題材，多數都是街拍。」

接下來數個暑假，劉都會回到中國拍攝。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剛完結的幾年，住家裡仍有不少政治宣傳的痕跡，有人貼上了毛澤東寫給華國鋒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標語，另外也有家庭，大廳掛毛澤東肖像，睡房則掛周恩來的。劉解釋，牆上的肖像和標語，許多時候更像是一道「護身符」，證明大家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萬一被人盯上了，也可以說自己忠於黨。

文革過後，中國社會才逐慚開放，當時較少外國人到中國拍攝，當局或會擔心他們拍到敏感的內容，因此海關審查較嚴格，劉曾聽說過一位美國地理學會的攝影家，到中國旅遊拍了些照片，出境時過不了關，底片都被人拿到廣州沖曬，結果全都沖壞了變成黑色。於是他做足準備，用骯髒不起眼的帆布袋載住三腳架。在通行證上寫許多旅遊名勝地點，洛陽、西安，統統列出來。

離境時，劉跟外籍太太排在遊客隊伍。關員看到他行李內有一大堆底片，把他拉到一旁詢問，劉便對關員說：「你看看我到過這些地方，中國這麼漂亮，我拍攝許多風景照片。」對方顯得有點遲疑，看看遠處高樓上方另一位職員的指示，當時隊面有多位外國遊客在等待過境，那人最後做了一個手勢，把他放行。

1997街頭的香港臉孔

1997年香港回歸，劉博智決定要回港拍攝一輯作品，因為香港街上的背景太複雜，隨便拍攝一個人站在街上，很容易會迷失在背景中。於是他帶上一塊能拉下的白色窗簾做背景來拍攝人像。

由於背景面積不大，不足以遮蓋背後全部環境，畫面裡反而出現了許多回歸前的城市景象和歷史符號，由街上的招牌廣告、其他人的衣著、舊立法局到國殤之柱等。由於那年的6月天色一直陰沉，他利用閃光燈讓照片增強對比。

他表示，自己拍攝的人物都是各行各業的普通人，有太子道樓下的保安，街上遇到的主婦、穿溜冰鞋褲上印有Hello Kitty圖案的小女孩、在殯儀館工作的女道士、也有一位上班族，是劉從加拿大回港的外甥，身穿整齊西裝，腋下夾住報紙，準備去找工作。

其中他拍攝的一位快餐店洗碗工，問他回歸那晚可不可帶自己出去見識一下？劉便帶了他出去走走。

那個晚上，來到了曾為英軍基地的添馬艦，不列顛尼亞號載著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離開香港水域，一位白領階層看著船離開，顯得有點不知所措。目睹香港回歸中國，劉博智想：「人們把英國把旗揮來揮去，但要走的始終都要離開。」

追尋古巴唐人的故事

拍完香港回歸，劉博智想追溯更早期的華人移民史。2009年，他首次到古巴拍攝，「像發現了另一個世界」。

第一次在夏灣拿拍攝了10天，後來全島都有去，一拍就是10年。他從「台山會館」和「龍崗會館」開始，拍攝華人和他們的後代。因為經過了幾代混血，許多華裔從外表上已看不到華人的痕跡，加上西班牙文化裡兒女會從母姓，名字也不像中國人，要找到他們並不容易。

令他十分詫異的是，當地剩下來的少量華人竟然都是說台山話，「就算他們自己不會說，聽到也會知道是自己父母所說的語言。」於是順利拍攝了許多古巴華人肖像。

「第一批中國人，於1840年已經去到古巴，不少都要靠社團聯結來保護自己，會館就開始雨後春筍般開設。」劉拍攝了他們家居環境，也拍攝有洪門背景的中國會館，又叫古巴唐人把祖先的照片放在心口前，為他們拍照。

「古巴在1959年解放前，夏灣拿唐人街縱橫有20條街，高峰期有20萬中國人居住，那時候美國有金山，古巴一樣也有金山。」他解釋，美國於1860年美國解放黑奴後，大量中國廉價勞工取代他們來到古巴、加勒比海等地謀生。

「礦業、蔗業、煙草，建築業全部也需要人做，但很多都是『賣豬仔』來的。澳門以前有些豬仔館，就是西洋船還未來到時，安置一班苦力的地方。那些出國謀生的人，大多是來自鄉村的廣東人，由中山、南番順，五邑，一直去到鶴山。」劉指出，和現在柬甫寨的人口販賣園區相似。

回鄉

「我到古巴已經沒有甚麼痕跡，但知道以前華人曾經好有錢，他們懂得做生意，又勤力，開設園莊、有自己的貨車隊。」直至1959年古巴共產黨執政，隨後華人富戶的資產全被充公，不少人自殺，「唐人街有班老人，逃離了中國共產黨，怎料去到古巴又遇上另一個共產黨。」

有人把錢收到牆裡，用英泥覆蓋，後來慢慢將錢拿出來，回中國買房子，但劉博智說這些只是極少數。他拍攝了數十年華人移民，不論在古巴、美國抑或加拿大，只有少數華人能夠回鄉。

「大部分都是在古巴死的，根本沒錢回鄉，有些去了美國，去了墨西哥，就在那裡老死。」許多華人經過幾十年打拼，既無法融入當地主流生活，也沒有足夠金錢返回故土，又或者故鄉再沒有相識的親人，或回鄉後不適應生活，於是很多華人最後寧願孤獨地在海外死去。

「為何我們要離開中國？為何不能留下？幾代人去建鐵路、去當礦工，回去台山最後沒有了消息。」他在紀錄片《古巴唐人── 上世紀的移民故事》叩問：「我大伯坐船去溫哥華，去了兩次也撈唔掂（混不下去），非常潦倒地返回香港。我在想金山是甚麼？為何他們要去金山？而我去金山的時候，發覺是另一回事。」

機遇

今天，劉博智最大的興趣是釣魚。他早已厭倦了人多密集的旺角，非常喜愛人煙稀少的美國中部小鎮生活，「沒人找我，沒有應酬，才可以專心做想做的事。」他笑說。

近年，他很少再拍攝唐人街了，看上去餐館上的住宅，發現還是跟數十年前一樣。他見證唐人街的轉變，由最初人們說台山話，後來說廣東話，近20年開始說普通話。

回顧50多年的攝影旅途，劉說：「不管在哪裡，遇到許多機緣巧合的事，碰上許多陌生人，但當他們了解我要做的事，都很願意幫助我。當出現機遇，我要思考怎樣推進它，才能成功到達一個又一個地方。」

太太是美國人，兒子是混血兒，對於中國人身份認同，現在他看得很開：「我覺得自己去到世界哪裡便能夠適應哪裡，在我的世界觀，不一定要做中國人或香港人。」可幸兒子的廣東話說得不錯，也會在家中做港式燒排骨。

這幾年，他開始專注到非洲拍攝新的計劃 ，尋找華人移民史之前更早的黑奴歷史。談到最近一兩年港人移民潮，劉博智哈哈大笑，說自己不拍了，「由你們後生一代去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