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七月到十月的旱季，野火並不少見。但今年的野火已經延燒超過兩個月，路透社報導，其規模可能是11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截至10月9日還有至少11處火場未撲滅，範圍仍有8萬5千公頃，大量霧霾更造成馬來西亞、新加坡等鄰國苦不堪言。
根據印尼林業部統計，從今年1月到7月，全國已有超過20萬公頃的森林與土地遭大火吞噬。衛星監測平台「Nusantara Atlas」則指出，從今年1月到8月，印尼全境累計已燒毀近90萬公頃土地。印尼林業部長拉賈（Raja Juli Antoni）在9月指出，印尼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而火勢預計會持續延燒到11月雨季來臨為止。
面對這場「每年都會發生的災難」，一群原住民組織與公民團體選擇不再沉默——他們把印尼總統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及省長等官員告上了法庭，指控政府未能及時採取措施防止火災發生。
對人民、生態與社會經濟的衝擊
這場大火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居民。印尼副衛生部長丹提（Dante Saksono Harbuwono）在9月初表示，僅7月到8月間，就有約1萬3500人因呼吸道感染接受治療，而婆羅洲與蘇門答臘兩座島上，約有550萬人直接暴露在濃煙之下。BBC於9月23日報導，有超過40000起病例發生在幼兒身上，症狀從輕微咳嗽到肺炎不等。
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省一名46歲的教師兼志願消防員埃莉（Ely Marlina）告訴《衛報》，自從煙霾來襲後，他們家已經很久沒有打開過門窗，但風還是會把濃煙一路帶進屋內，「即使睡覺時，全家人也只能一直吸著煙」。她認為非常折磨，眼睛每天又刺又流淚，感覺隨時會撐不住。
隨著火勢延燒，西加里曼丹的志工開始挨家挨戶發送氧氣瓶給呼吸困難的居民與消防人員。與此同時，學校紛紛停課，急診室也被大批病患擠爆。
受害的不只是人類，動保人士在西加里曼丹重災區搶救瀕危的紅毛猩猩，因濃煙昏厥的紅毛猩猩，必須緊急施打氧氣與點滴急救。動保人士警告，火災不只摧毀棲地，也可能造成未來食物短缺，使紅毛猩猩面臨長期生存危機。
生態層面的損失同樣巨大。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研究員凡-德爾-威夫（Guido van der Werf）向英國媒體《碳簡報》（Carbon Brief）指出，根據全球火災排放資料庫，截至9月7日，印尼今年的野火已釋放約7600萬噸碳，速度與2015年印尼近年最嚴重的野火季相等
社會經濟層面的衝擊同樣不容小覷。航班因能見度不足遭延誤或取消，多座國家公園一度暫時關閉，數千所學校被迫停課或改為線上教學。
此外，森林大火產生的有毒煙霧不只籠罩印尼部分地區，甚至蔓延到鄰近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讓空氣品質指數升至「不健康」等級。
野火的成因
吉多·凡·德爾·威夫在受訪時說，野火的規模究竟會不會超過2015年，取決於今年聖嬰現象持續多久，以及過去這些年泥炭地保育工作是否真的發揮效果。運行追蹤亞洲火災與森林砍伐平台 Nusantara Atlas 的地景生態學家加沃（David Gaveau）則表示，聖嬰現象只是「助燃劑」，聖嬰越強、乾旱越久越嚴重，「但你還是需要一根火柴，而我們都知道那根火柴是什麼：是人」。
印尼約有全球36%的熱帶泥炭地。天然泥炭地長期處於積水狀態，不易燃燒；但排水工程會降低地下水位，使泥炭乾燥並增加火災風險。這些泥炭地一旦起火，能在地底悶燒數週甚至數月之久，難以徹底撲滅。自1990年代起，印尼開挖大規模的排水運河工程，將泥炭地轉為棕櫚油、造紙用林等經濟作物種植地，永久性地降低了地下水位，原本濕潤的地景變得極度易燃。一旦地表起火，火勢會鑽入地底泥炭層悶燒數週，即使地表看似撲滅，仍可能在數週後於他處重新竄出地表。
野火發生的原因有時與以火清理土地的做法有關，包括為開墾棕櫚油種植園而非法縱火。
印尼媒體報導，印尼環境團體Walhi的調查發現，加里曼丹地區高達74%的火點，都落在企業特許經營範圍內，其中1萬739個火點位於棕櫚油種植許可（HGU）範圍、7880個火點位於採礦特許區、6905個火點則落在森林利用許可（PBPH）範圍內。這項數據呼應了外界的質疑，野火不一定是意外。
今年的乾旱程度也加劇了災情。印尼氣象氣候地球物理局的資料顯示，今年8月初，全國約九成地區降雨量偏低，而目前發展中的2026至2027年聖嬰現象，正在讓原本就容易起火的旱季變得更加乾燥。
遲來的法律追責
面對延燒兩個月的火勢，印尼政府已投入64架飛機與54000名人力，在婆羅洲與蘇門答臘展開空中及地面滅火行動。印尼內閣秘書長泰迪（Teddy Indra Wijaya）表示，政府正從空中到地面全力動員，目標是撲滅火勢、降低濃煙影響，並保護民眾免於森林與土地大火的威脅。他補充，由於火場面積廣大，增加滅火難度。
國際支援也陸續到達，日本自衛隊在9月派出約300名人員前往西加里曼丹協助滅火，馬來西亞則提供了三架直升機、一架飛機與52名人員支援。東協國家也依循《跨境煙霾污染協定》架構，自8月底發布區域性野火警戒後，要求成員國每日提交火點活動與滅火應變資料。
但為什麽災難年復一年地重演？2015年發生史上最嚴重的野火之後，印尼政府曾推出一系列補救措施，包括在2016年成立專責的泥炭地與紅樹林復育機構（BRGM）。2021年起BRGM的職權更擴及紅樹林復育。但該機構已在2024年任務屆滿，2025年4月，印尼政府確認不再延長其任期，並將泥炭地及紅樹林復育工作分由林業部、環境部及海洋與漁業部負責。外界則質疑，原本集中處理泥炭地復育的專責機構撤除後，相關工作能否維持。
印尼環保非政府組織「印尼自然保育基金會」（Yayasan Konservasi Alam Nusantara）泥炭地戰略負責人尼薩博士（Dr Nisa Novita）對此提出質疑，「這些年來確實有進步，但問題是，這樣的努力究竟足不足以應付下一次強烈聖嬰現象帶來的風險？」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群原住民與公民團體選擇透過司法途徑追究責任。9月中旬，名為「西加里曼丹之息」（Nafas Kalimantan Barat）的公民團體聯盟，在西加里曼丹省首府的坤甸地方法院對總統及其他官員提起集體訴訟，指控政府未能有效預防與處理境內野火。
原告律師格羅里奧（Glorio Sanen）表示，這起訴訟是回應西加里曼丹民眾對政府長期疏於防範、未能妥善處理每年重演的野火所累積的不滿。西加里曼丹原住民聯盟負責人Tono則指出，煙霾持續籠罩原住民村落，這些居民對野火的「貢獻」其實最少，承受的卻是最沉重的苦果。
訴狀中也要求政府加強對特許經營業者的監管，尤其是那些將種植園與礦區設置在已抽乾泥炭地生態系上的業者，因為加里曼丹多數火點都被發現座落在棕櫚油、造紙用林與礦業特許區範圍內。原告同時指控印尼國家災害應變總署（BNPB）未能在西加里曼丹迅速展開滅火行動，並將此歸咎於防災與預防預算長期分配不當。
這並非印尼公民社會第一次嘗試透過法律途徑追責。2016年，七名印尼居民曾控告時任總統佐科威及其內閣官員與地方政府，未能妥善處理2015年的野火。這起訴訟一審時原告勝訴，但2022年最高法院最終推翻了這項判決，接受政府提出的司法審查請求。這次的訴訟案已正式在坤甸地方法院登記，法院接下來是否受理原告各項主張，以及被告方將如何回應，將是下一階段的關注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