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深記者龔玨出發去被ICE（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明州首府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下稱明市）前，我本來有點疑慮。他原意是去採訪1月24日的反ICE大罷工和遊行，但當時北極冷鋒將臨，當地氣溫要掉到零下三十度。我問他：「要不要等一下，不確定這麼冷還有沒有人出去遊行？」他說：「但事情應該還會迅速惡化，再等恐怕會錯過很多東西。」

作為編輯，我一方面擔心天氣冷得沒人出門，他去了也採不到東西，白白在明市待室內看雪景。當然也怕天氣太壞冷死自己的記者，畢竟我也在美國中西部待過頗長一段時間，那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冷我也是經歷過的（就是室外稍為待久點，鼻子雙手耳朵都會開始刺痛長frostbite的程度）。雖然，龔玨在我們的編輯室有俄羅斯王子之稱（這樣把他的秘密抖出來，應該不會生氣吧），確實不應低估他在寒冬中的生存能力。

但更讓人不安的是無日無之的街頭衝突。我囑咐他千萬別太過接近衝突中心，畢竟當時已經發生了月初三子之母Renee Good被ICE開三槍射殺的事件，而龔玨作為亞裔記者，在人群中又特別突出。他這才慫慫的回覆說：「其實……我也有點怕。」

怕歸怕，他的記者觸覺是對的。到達明市的第二天早上，他給我發信息：「我要去現場了，他們又殺了一個人。」就在1月24當日，37歲的護士 Alex Pretti 在拿手機拍攝ICE行動，並試圖幫助一名被推倒在地的女性時，被多名ICE及CBP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武裝人員按倒在馬路旁，腰間合法攜帶的手槍被奪去，兩名武裝人員在數秒內向趴在地上的 Pretti 連開了十槍。當日數萬明市人在嚴寒中上街遊行，要ICE滾出明市，人們喊著：「Say his name」，然後再回應：「Alex Pretti！」。

美國國內一片沸騰，新聞頭條全都是明市和ICE衝突的消息，月初委內瑞拉突襲的新聞周期這就過去了。然後我看了一眼電腦右上角的日期：原來現在還是2026年1月。

我常常想起新聞的價值判斷這回事。人們常說做新聞要「客觀」，做學術要「理性」，這些我們當然可以在字面上取得共識，但實際問下去就會有幾千個更複雜的問題。端的編輯室不是《紐約時報》（希望我今晚會夢到擁有《紐時》的資源，祝我做個好夢……），資源人手都是要「諗過度過」（仔細計算）的，那麼派不派記者去採訪一個現場，本身就涉及一種價值判斷（但那當然不代表不客觀，畢竟不客觀的話就不用去現場搜集事實了）。而我的判斷應該是不論立場都可以認同的：美國移民執法的武裝化（militarization）是一個對美國社會，以至國際社會都會帶來巨大影響的事。

歷史告訴我們，武裝化的邏輯一旦啟動，就會自我擴張。一旦執法機關開始把執法結果量化（抓捕數字、驅逐人數），那個數字就會變成自我增長的機制，這周的KPI是抓二千人，下周就會變成抓三千人，因為 the machine needs to be fed。高層要KPI，下層要「跑數」，要跑數就必須將目標擴大。最初ICE說只針對非法的﹑有犯罪紀錄的移民，但現在我們眼見的事實是，即使一個美國公民在現場用手機錄影，或有槍牌合法持槍，也會被政府機關稱為「恐怖分子」。更不用說的是，暴力必然要繞過程序存在，但程序正義本身就是民主社會的根基。當世上其中一個最大的民主國家開始變成武裝化社會，在世界其他角落的我們，也許更難想像如何能對抗威權擴張。

那天，龔玨在現場給我發來照片：他和監察﹑抗議ICE的當地民眾一樣，戴著3M的防毒面罩－－兩邊有桃紅色過濾棉，我們在某年之後已經很熟悉的那一款，用來阻隔ICE用來驅散記者和民眾的催淚彈。他採訪了明尼阿波利斯抗議現場越南餐廳的華人老闆，那位老闆在Pretti被殺當日打開餐廳大門，讓民眾有個安全的地方休息。說話夾雜著英文和廣東話的她，在談起餐廳外橫飛的催淚彈時，說不知道「tear gas」的廣東話怎麽說。龔玨憑著2019年觀看香港社運直播時的記憶，用「唔鹹唔淡」的廣東話回答：ceoi leoi daan。

作為記者的天職是報道事實，但世上沒有一個記者是像一張白紙般去現場的。一個人的記憶自然會模塑了他理解世界的方法，而這絕對不是一件壞事。在這樣的年代裡，我想，真正應該做的新聞正正是這樣的：讓我們知道現場的真實，和我們的過去與未來有甚麼關連，而我們身處其中，又該怎樣去make sense of it。這大概才是在零下三十度跑了一趟現場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