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的屋苑宏福苑燃起大火。这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二宗五级大火，为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火灾。火势发展迅猛、剧烈，直到28日清晨，火势才大致受控，消防逐户进行爆破搜救。截止28日下午三时，事件造成至少128人死亡，包含1名消防员；另有逾79人受伤，仍有约200名人士情况未明。
于1983年左右落成的宏福苑，整体楼龄逾40年，共有八幢住宅大楼，每座约31层高，属于高层住宅设计。在全球范围内，高层建筑着火都属于世界级难题，救灾和救援的复杂与困难，集中体现在疏散、救人和灭火等面向。
近年全球发生的多宗高层建筑火灾事件，多与建筑外墙材料、住宅防火标准、外墙翻新维修工程有关。其中，2017年发生在英国伦敦的格兰菲塔（Grenfell Tower）大火，是一例典型的高层建筑外墙防火失当案例，一定程度上可与今次大埔火灾进行参照比较。格兰菲塔约24层楼高，于1970年代中期建成，属于老旧公共房屋。那场大火延烧2日，最终造成72人死亡。事后调查报告指出，大楼的外墙不符合规定覆盖层是火势迅速蔓延的主因，同时，救援过程中的疏散策略也饱受批评。
另一宗值得回顾的灾情，则是2010年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特大火灾，事件当时也发生在该栋高层建筑翻修之际。事故缘起涉事政府部门将修缮工程非法层层转包，最后没有从业资质的电焊工因违法作业引燃了极易燃的墙体保温材料，最后据官方公布的数字，造成58人死亡。
从灾难防范到救灾策略，再到事后调查安置和重建，这是一条漫长和困难的道路。火势终究会被扑灭，但灾难留下的创痕，或会在人、社区、历史和制度上永久留存。端传媒尝试结合具体的高层建筑火灾案例，探讨和梳理高层建筑的防火设计、救援难点、人群心理行为模式、灾后调查和重建等一系列问题。
高层建筑如何防范火灾隐患？老旧高层维修应该怎么做？
香港宏福苑的致命大火，再次凸显一个在全球城市快速垂直化进程中反覆出现的难题：高层建筑一旦起火，处置难度将显著高于一般建筑，整修也长期受阻。
东亚与中东城市在过去数十年加速向上发展。香港在1972年启动“十年建屋计划”后，公营住宅建设全面转向高密度与高层化；1983年落成的宏福苑便属于这一阶段的产物。但正如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的垂直城市指数（Vertical Urbanism Index）所报告，高层的区域密度过高反而会影响城市的宜居性。
火灾是这一压力的集中体现。各地对何谓“高层”的分类各有说法，但在消防角度，一旦云梯无法抵达顶层，建筑就需要依赖自身的耐火、排烟与疏散系统来应对火情——这些建筑便在消防意义上属于高层。一旦建筑本身的防火系统有缺陷，外部救援能力便难以弥补。
上海同济大学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的联合团队回顾历史上的高层建筑火灾，归纳独属于高层建筑的火灾隐患要点：
- 烟囱效应加速烟热上升：热空气密度低，更容易从电梯槽等走火通道里快速上升，在通道顶部积聚。
- 外部救援受限：云梯难以到达高层，救援主要依赖楼内的消防设施。
- 疏散路径冗长：楼内状况复杂；部分地区鼓励在住宅中的民众采用的“就地避难”策略（stay-put，强调除着火户以外的住户留在屋内等待救援）会增大疏散难度。
- 供水高度受限：越到高层，水压越小；向高层供水对消防泵压力要求较高，喷淋系统在极端条件下也可能受限。
以香港屋宇署《2011年建筑物消防安全守则》（下称《守则》）的最新修订版为例，在逃生途径方面，高层住宅从单位内部至逃生通道的最远步行距离限制为45米，进入逃生楼梯前应经过防烟门廊。同时，天台也需设可达楼梯，并按人口预留空间作为庇护场所。
对于建筑本身，防火、防烟的效能有明确要求。对于住用部分来说，防火隔室要求耐火至少60分钟，且通往公共区域的单位门必须装有防烟封条。
主动防火措施也有相关的规定。《最低防火设备和设备规范》的细则显示，对于自动防火减火设施的要求完全参照英国标准BS 5839-1、欧盟标准12845。
在消防救援途径方面，超过街道30米的楼层需在60米范围内设消防员升降机，并以不少于2.25平方米的门廊相连。
在香港，高层建筑也应当设置避火层（在最新的标准中称为庇护层）。任何楼层高度超过地面25层的建筑物，必须在垂直方向上每隔20至25层设置一个庇护层，用作紧急情况下住户的临时避难空间。对于25层以上而未达40层高的住宅楼来说，庇护层并不是必须的，只需要能够保证天台具备庇护条件。
值得留意，庇护处应占整层楼面面积至少一半，耐火，也至少需在两侧开敞，使空气流通，并配置符合标准的照明及应急照明。
在原理上，该层应当与其余楼层分隔。例如，逃生楼梯在此应当转换位置，庇护处能够直通只有火警时才能开启的消防员楼梯间或升降机，并且以防烟门廊与楼梯衔接。
但是，在人们意识到火灾隐患、并将其写入规定前，大量高层建筑已经建成。如何处理既已建成、但未按新标准设计的高层建筑，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香港，屋宇署虽已立下较新防火要求，但2011年前落成的建筑并不自动适用。在议员质询时，政府曾表示被界定为“目标楼宇”的旧式房屋才会收到改造通知。对于未设有逃生通道、防烟措施和救援途径的建筑则不强制追溯补装。
与此同时，老楼数量的增长远快于重建速度。香港发展局表示，达到50年楼龄以上的私人楼宇已超一万幢，占总数20%，且每年增加500幢。然而，每年拆卸重建的却只有160幢。
英国面临制度性瓶颈。高层建筑产权复杂，责任划分一直陷入僵局。并且，一旦开始维修，不少项目会发现拆除不阻燃的外立面后，反而会暴露建筑本身隐藏的更多消防缺陷，导致工程周期延长、资金需求增加。地方政府预算有限，使拖延更加普遍。
对于老旧高层而言，翻修往往并非一次性解决。英国多年的改造实践显示，在不同阶段使用的材料标准并不统一，监管强度也随时间变化，部分建筑因反覆更换外墙而叠加了多重安全风险。部分项目在早期翻修中使用的材料并未达到阻燃要求，使后续升级必须再次返工，令风险与成本在长期累积。
在香港，建筑署和劳工处对翻修时使用的脚手架系统架设方式有明确规定。在脚手架上搭设的“安全网”也应使用阻燃材料。脚手架外层的塑料覆盖物也应同时具备防风和阻燃的双重作用，且须避免覆盖物影响通风或遮盖自然光。对于竹制的脚手架，规定也要求其使用期限不得超过24个月，否则必须更换或拆除。
然而，法规并未详细规定居民在翻修期间留在建筑内部时应如何保障安全。香港理工大学屋宇设备工程学系荣休教授周允基曾在论文中为此敲响警钟：管理不善的脚手架会成为火灾蔓延的风险。他指出，香港多雨的特征也会让本该阻燃的塑料覆膜积水，导致行人滑倒，而翻修期间楼梯等公共空间可能被施工方部分阻塞。
如何制定逃生、救援策略？
高楼救火一直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由于消防云梯高度限制，消防员往往只能选择“内攻”，然而垂直登高会消耗他们大量体力，大量受困人员又使得他们要优先考虑救人而非控制火势。高楼内部复杂的结构往往会加剧他们面临的挑战，因“烟囱效应”等现象造成的持续高温、浓烟也会严重威胁消防员的生命安危。
当然，业界也始终在探索解决这个难题的新方法。一篇2024年的论文综述梳理并深入分析了2010-2023年间大量关于高层建筑防火与减灾的前沿研究，发现学术界不光在改进防火分隔、耐火材料等传统的被动防火技术，也在开发更先进的水雾、喷淋系统，甚至在尝试运用无人机、AI等热点技术。
但是，无论消防员的战术如何完善、防火技术如何发展，提高火灾存活率的最关键因素依然是公众的自救能力。因此，制订合理的高楼火灾逃生策略一直是消防安全从业者关注的重点。
不存在一种对所有高层住宅都“正确”的逃生模式。更理想的状态，是让每一座高层建筑——尤其是住宅楼——事先根据自己的结构、住户构成和管理条件，制定一套量身定制的火灾对策。
那么，一旦真的遇到火警，到底该往下跑、往上跑，还是留在屋里封门等救援？
如果从高层疏散研究的角度来看，“往上逃”几乎已经被系统性否决。一篇发表于2013年的关于高层疏散的学术文献综述把各种疏散模式逐一梳理后指出：正常情况下的基准策略永远是向下、离开建筑；向屋顶疏散只在极端例外下才会被考虑，因为屋顶空间有限，直升机救援的容量和安全性都极差，而继续往上爬对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几乎是二次伤害。
真正棘手的选择，其实是在“往下逃”和“就地避难”（stay-put）之间，这也高度依赖具体城市和建筑的制度语境。以香港为例，消防处在宣传中强调：如走廊、楼梯无烟，就应带上“逃生三宝”（手提电话、门匙、湿毛巾）迅速逃离；不然则应返回单位，关上大门，并用胶纸或湿毛巾堵住缝隙。
上引文章第一作者、隆德大学火灾安全副教授Enrico Ronchi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高层建筑的疏散设计有多种方法，包括全面疏散（所有人应撤离）、分阶段疏散（即优先疏散建筑物部分区域或人群）、设置避火层（庇护层）或采取驻留防御策略，但后两种策略仅在确保火灾发生时能维持高层建筑部分区域安全的前提下才有效。
但所有这些分类，到了现实中都不能被当成教条。2017年伦敦格兰菲塔大火的调查表明，当晚之所以酿成重大惨剧，一大原因恰恰在于消防部门过久死守“留在室内”：在外墙已全面起火、烟火蔓延至多个楼层时，指挥官仍迟迟未下令全楼撤离，错过了本可以组织疏散的时间窗口。事后，无论是学术综述还是英国政府委托的评估都强调：不存在一种对所有高层住宅都“正确”的逃生模式。更理想的状态，是让每一座高层建筑——尤其是住宅楼——事先根据自己的结构、住户构成和管理条件，制定一套量身定制的火灾对策。
此外，Ronchi 强调，高楼火灾的受害者往往是年长者与身心障碍者。疏散并非竞赛，其核心在于确保最脆弱的群体能抵达安全区域，因此未来亟需转变设计思维，把无障碍领域的知识应用于疏散通道设计。
火灾中的人类行为是一个从感知线索、判断是否真的危险，再到决策、行动的复杂过程。
不过，即使为楼内民众制定了最优疏散方案，能否成功执行，最终仍要看每个人的个人身心状态。由于人在面临火灾时的心理情况与平时有很大不同，行为心理学研究对于火灾救援而言也至关重要。
格林威治大学 Ed Galea 教授是火灾疏散行为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早先曾多次就大型事故（如梨泰院人群拥挤事件﹑羽田机场撞机事件）接受端传媒访问。他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针对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双塔疏散事件的深入调查。他发现，人们在楼梯中行走的速度比工程师预期的慢，只有不到一成的受访者在火警响起后立刻撤离，绝大多数受访者在开始疏散前会先执行一至两项任务，例如带走钱包﹑照片，或者警告邻居和亲人，最后他们的反应时间比那些立刻撤离的人长了1.5至2.6倍，大多数人浪费了8分钟到半小时宝贵的逃生时间。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员Erica Kuligowski则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火灾中的人类行为是一个从感知线索、判断是否真的危险，再到决策、行动的复杂过程。面对火警，许多人会受“正常化偏见”影响，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认为没有坏事发生，因此无需行动。另外，年龄、性别、是否接受过消防训练、接受咨询的质量与丰富程度、有没有暴露于浓烟毒气中等，都会影响人的判断、决策能力。
伦敦格兰菲特大火和上海胶州路大火，事后如何进行调查？
格兰菲塔大火翌日，时任首相文翠珊下令依《法定调查法》对格兰菲塔大火进行法定独立调查，调查委员会由退休高院法官 Martin Moore-Bick 主持，并由法律团队、技术专家、火灾生还者、消防部门、承包商、建筑管理公司等共同参与。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于火灾当晚的事件，包括重建火灾的完整时间线，调查建筑外墙，以及分隔系统如何失效、消防队与应急系统的反应，以及在起火后维持两个小时的“就地避难”（stay-put）政策是否有加剧伤亡。第二阶段调查外墙工程的设计与材料选用、市政府与管理公司的责任、建筑法规是否不清晰或长期失效，材料供应商是否误导市场等。
调查委员会向政府部门、伦敦消防局、承办商、建筑师、材料供应商和大厦管理公司索取资料，最终累积超过二百万份文件。这些证物涵盖内部电邮、工程图则、合约、外墙材料测试报告，以及多年来居民投诉记录。委员会发现英国政府早在1992年和1999年，就先后在两次火灾事故后被警告高楼外墙火灾的风险。
委员会也在文件中发现，早于2001年已存在指出外墙物料“燃烧激烈”的测试，但被标示为保密；又例如在承办商和分判商之间的 WhatsApp 讯息里，调查人员读到他们讨论如何改用更便宜、但更可燃的物料，以节省工程成本。
委员会亦委聘多名跨领域专家撰写报告，涵盖火灾科学、建筑材料、消防工程与建筑法规等范畴。前文提及的格林威治大学 Ed Galea 教授就是委员会的技术专家之一。透过火灾模拟软体，Galea 在调查中指出“就地避难”（stay-put）策略在普通住宅火灾可能合理，但对于覆盖可燃外墙、可能在火灾中形成快速垂直蔓延通道的高层建筑而言，这一策略是严重错误的。因为一旦外墙起火，火势与烟气可能先占据楼梯与走廊，使整栋建筑迅速丧失安全撤离路径。
格兰菲特大火调查的第一阶段在2018年开始，只用了约一年时间完成，但第二阶段调查历时近五年，加上疫情令第二阶段的进度明显延后，到了火灾后7年的2024年9月4日，调查委员会才终于公布了长逾1700页的调查报告，系统性地追究了政府与私营部门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此外，对于火灾事件负责人的刑事调查进展更为缓慢。2024年9月，英国皇家检控署曾表示，预计在2026年底之前不会做出任何起诉决定。
香港大埔火灾发生后，不少人回忆起2010年11月15日发生在上海静安区胶州路的一场特大高层住宅火灾。当日下午，一栋28层楼高的公寓外墙在改造期间，电焊溅落的金属熔融物引燃了在脚手架堆放的可燃保温材料，引致火势迅速蔓延至整栋大楼。
而上海胶州路大火的调查则以一种具“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火灾发生第二天，上海官方立即称事故是无证电焊工人违规操作所致，并迅速拘留包括三名年轻电焊工在内的四人，引发舆论哗然，火灾现场甚至有民众和遇难者家属静坐抗议。
彼时正值中国新闻业黄金年代，大量媒体派出记者来到现场，报道了上海市民聚集悼念的氛围，描摹死难者、尤其不受关注的农民工死者的画像，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伤数字，揭露施工者资质与招标过程中的腐败嫌疑，分析大楼节能改造所使用的聚氨酯材料与火灾的关联，甚至还有媒体调查了更为敏感的议题，如消防出警缓慢、低效，市民慈善捐款去向不明等。
在舆论的压力下，国务院调查组承认工程存在违法分包问题。2011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大火最终调查处理结果，认定事故直接原因系无证电焊工违规作业，导致焊渣引燃下层加送后加上堆积的易燃材料，与此同时给出了多项间接原因，包括建设单位、投标企业“相互串通、虚假招标和转包、违法分包”，以及各个相关企业、机构、部门管理混乱、工作失职、监管确实、检查不到位、“领导不力”等。
同年8月，被移交法办的26名责任人被以滥用职权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罪名处刑。两名最初被捕的电焊工分别被判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被当时的媒体报道称赞“彰显法律正义”。但是，在这受审的26人中，仅有4人有真正意义的行政职位，其中官阶最高的静安区建交委主任高伟忠也仅为处级。更高阶的官员中，只有静安区区长和一名副区长被撤职，其余人士往往只得到象征性的纪律处罚，如静安区区委书记被“党内严重警告”，上海市副市长沈骏被“记大过”，而市长韩正则只是被国务院责令“作出深刻检查”。即便被撤职的两位静安区区领导，也都迅速复出，并在国有企业担任高管。
这场大火的官方事故调查报告始终没有正式对外界发布。2012年，曾有21名受害者及家属将国务院告上法庭，要求全文披露报告，但之后并没有关于诉讼结果的消息。几年后，该调查报告据信以非官方形式出现在数个在线文档网站上。端传媒查阅后发现，这两份文档分别上传于2020和2022年，总计仅12页，相比2011年6月发布的调查处理结果，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增量。
灾后修复
在上海胶州路火灾发生后，尽管司法和党政机关迅速对相关人员作出处分，但在居民赔偿和善后问题方面，一直存在沟通不畅、信息不透明、受害居民需求未受重视等问题。
火灾发生后，上海市政府宣布遇难者家属可获得人民币96万的赔偿金和捐助。然而，将赔偿和捐助捆绑发放的做法引发争议。遇难者家属须签署赔偿协议，认同政府的赔偿金额，才能领到额外的社会捐助。
此外，社会捐助分配的不透明也受到受害者家属与社会舆论的质疑。尽管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静安分会随后公布了详细账目，但上述澄清未能消解疑虑：定向捐款的去向是否得到落实，善款发放的权责单位究竟是上海市政府还是慈善基金会，都存在疑问。部分受害家属更怀疑政府以救助的名义发放善款，一位居民当时曾告诉《财新》杂志：“很多款项没讲来源，我们都以为是政府发的，还很感激。没想到谢错人了，其实应该感谢社会爱心人士。”
安置方面，因大火失去家园的居民最初被安置在附近的临时宾馆，住宿餐费由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和政府支付；后续有居民另寻租屋处，亦可持续领取餐费和租屋补贴。到了隔年7月，政府善后工作领导组宣布工作重点将从救急转为赔偿，要求居民于10月15日，即大火发生11个月后，搬出临时安置宾馆，餐费补贴也将停止发放。部分居民认为政府这么做是为了加速赔偿谈判。
根据《关于胶州路728号灾民房屋损失赔偿的方案》，静安区政府提供了房屋修复、货币赔偿、实物赔偿这三种赔偿方案。但三种方案都未获大多数受灾居民的认可：大火过后，居民情感上不愿意继续居住在原址；每平方米5.1万元的赔偿基准，略低于该地区二手房平均房价；实物赔偿为3年半内交付的期房（预售屋），多数居民则要求同等条件的现房或新房。在房屋赔偿外，更棘手的问题是财产赔偿。多数居民的财产在大火中化作灰烬，难以举证、估价。
时任静安区人大代表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斯伟江表示，缺乏独立调查小组和第三方协调机构，是中国重大灾难事故后，受害方和政府、企业陷入赔偿僵局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第三方机构，只能由政府担任协调者，但在上海2010年特大火灾中，静安区政府本身既是责任方、又是求偿对象，赔偿谈判中因此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无法建立信任等问题。
事过境迁后，上海市政府并未就过火大楼未来的命运征求市民意见，也没有发布过任何公开声明。大楼并没有被拆除，也没有重新启用。它的外墙被涂成原始的水泥色，所有窗户都被用相近颜色的金属百叶窗覆盖，大楼四周没有任何纪念这场灾难的文字。这座曾经的教师公寓就如同一块高耸而又瘆人的墓碑，矗立在如今已成为士绅化酒吧街的胶州路上。
英国伦敦格兰菲塔大火的赔偿和善后问题，则在长达七、八年的调查和诉讼后，终于迎来结束的开端。
2023年5月，格兰菲塔大火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和被告达成和解，获得约1.5亿英镑的赔偿。这场集体诉讼包含900多名原告，由14间律师事务所代表，但未涵盖所有大火受害者。被告包含肯辛顿和切尔西市政府、伦敦消防局和外墙覆层公司 Arconic。代表律师表示，900多名原告获得的赔偿会依“各自的具体情况”来分配。
作为1.5亿赔偿的一部分，2024年6月，肯辛顿和切尔西市议会投票通过“未来格兰菲支援”（Future Grenfell Support）最终方案。所有符合资格的大火受害者将获得总金额4200万英镑的援助，以及持续至2028年的福利。由于受害人数达15000人，每人分配到的金额有限。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可选择一次性领取款项，或每年领取1500至8000英镑不等的分期补助。
长达七年的谈判和诉讼过程，让许多受害者身心具疲。除了金钱赔偿外，周遭社区对心理健康资源也有强烈需求。当地政府因此推出支援计划，为火灾发生时居住在格兰菲塔500公尺内的居民提供身心健康补助、运动中心会籍、社区活动资源等福利。
2025年9月，格兰菲塔开始拆除工作，由 Deconstruct UK 执行。政府承诺将会以“极其谨慎和敏感”的方式拆除建筑，并尽量减少噪音对当地的影响。拆除工程将从建筑物顶端开始，逐层往下，每层预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拆除，整个过程预计持续两年。
对于是否拆除格兰菲塔，当地居民存在复杂的情感。格兰菲健康与福祉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 Sara Northley 博士告诉《Sky News》，对害怕看到该建筑、勾起创伤回忆的居民来说，拆除可能是一种解脱；但对于受难者亲友或幸存者来说，该建筑是亲人的安息之地或曾经的家，拆除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人们不希望它被遗忘。”
香港红十字会建议，如市民因大型事故感到不安，可采取以下措施：1. 暂停接触相关新闻或社交媒体片段
- 大量重复观看事故画面可能加剧焦虑与情绪波动。可先暂停浏览与事故相关的影片、新闻或社交平台内容，让自己有喘息空间。
- 留意自身情绪反应：在大型意外后出现担心、恐惧、气愤、失眠或持续想起事故画面，都是正常的压力反应。若上述情况持续或影响日常生活，应及时寻求支援。
- 考虑使用心理支援服务
香港红十字会提供“Shall We Talk”心理支援服务，如感到不安、恐慌或不知如何调适情绪，可致电（+852）5164 5040 或透过 Telegram @hkrcshallwetalk 预约，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职员或义工提供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