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的一天，當四名新澤西警察出現在華裔作家李翊雲的家中，說出一句「沒有更好的方式開口說這件事」時，她心中已經隱隱感到不祥。警察刻意迴避「自殺」這個字眼，只是說她的小兒子詹姆斯被列車撞死，甚至稱正在「積極調查犯罪現場」，但李翊雲幾乎立刻明白——詹姆斯是自殺身亡的。

在她今年5月出版的新書《自然萬物只是生長》中，她也用了警察的開場白來陳述這些事實：她和丈夫育有兩子，兩個孩子都已自殺身亡。大兒子文森特死於2017年，年僅16歲；小兒子詹姆斯死於2024年，年僅19歲。兄弟倆都選擇了相同的方式告別世界——撞火車身亡，死亡地點都離家不遠：文森特在普林斯頓交匯站附近，詹姆斯在普林斯頓車站附近。

面對兩個兒子相繼自殺的巨大悲劇，公衆的反應本應是悲憫、尊重與剋制。然而，在悲劇曝光後，尤其是在中文網絡空間，李翊雲卻遭遇了極端對立的輿論風暴。一方面，是出於同情的哀悼；另一方面，是充滿惡意的指責，甚至將她妖魔化為「失德藝術家」或「帶有自殺詛咒的有毒母親」。一些媒體與自媒體的標題更是觸目驚心，諸如「瘋狂母親逼得兩個兒子都自殺」，或是「李翊雲：兩個兒子替你而死，你可知罪？」 這樣的語氣不免讓人聯想到文革時期的大字報與公審式的道德清算。

必須承認，李翊雲的家庭悲劇也的確引發了一系列無法輕易迴避的問題：她的家族是否存在某種精神疾病或「自殺傾向」的遺傳？她在童年遭受母親身心虐待的經歷，是否在無形中影響了她日後的母職？她是否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去挽救兒子的生命？又為何在兒子死後表現得如此「冷靜」甚至「正常」？連李翊雲本人都反問過自己：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親？兒子死後，她也常常會在打字、做飯、閱讀或練琴的時候停下來，問自己：這樣的事怎麼會發生？我怎麼會處在這麼一種極端狀態？李翊雲是一位對文字非常敏感的作家。她把自己的處境提升到「極端狀態」，就暗含了對普通人輕率評判的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