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端传媒推出「人类命运不共同？」系列评论，已发出两篇，本篇为第三篇，从气候和环境角度看人与「非人」的命运共生，也尝试从原住民女性主义的案例和理论中找到关于共生的启发。不论我们是否再谈「共同体」或「团结」，我们在co-exist的过程中或许都可以提出新的伦理想象——关乎个体与世界、我们与他人，可以是怎样的关系？
关注跨文化联结及气候问题的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什，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大错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中写道：“人类世的进程颠倒了现代性的时间秩序：那些身处边缘的人，如今最先经历着、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人类世（Anthropocene） 是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和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在2000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一个由人类主导的全新地质时代。在人类世中，温室气体排放增多，全球不可逆得变暖，大量动物灭绝，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扩张，土地中永久沉淀下塑料、核废料等人造材料。
25年后的今天，“人类世”还没有被国际地层委员会（ICS）正式列为地质年代单位。“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在大多数报道中还是会被中立地写成“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甚至“变化”一词，在保守人士看来也仍然是一种阴谋论。 任何懂得使用“人类世”一词的人，都已经站在批判和悲悯的起点了。 洛杉矶大火来了，现代性进程中受益最多的全球北方精英，刚好可以坐飞机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