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陰暗面》是影響我最深的其中一本書。我和很多有理想主義底色，自認關心社會正義的人一樣，自小相信民主雖非萬能，但也是最能確保人類幸福的政治制度。但可惡的Mann在我青春年少時，把我的信條一條一條撕個粉碎：他說服了我，現代民主一天走不出國家的框架，demos（公民共同體）與ethnos（族裔共同體）就永遠都分不開，意味著國族主義既能催生民治理想，但對於公民身份的限制又會帶來對少數的壓迫，以至清洗。

打開各種媒體，巴勒斯坦的新聞好像證明了這一點。吳海倫在端十周年系列「人類命運不共同？」的開篇中講了一個故事：美國猶太學者、記者Peter Beinart一直都是自由派錫安主義者，支持兩國方案、提倡在作為猶太國家的以色列國旁邊，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作為歷史巴勒斯坦地區內的阿拉伯人的家園。但在Beinart親自前往西岸、見證了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基礎設施後，他在2020年在《紐時》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不再相信一個猶太國家」的評論，公開與錫安主義運動決裂。他終於發現，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兩者可能是矛盾的，一個又自由又民主又是猶太國家又不壓逼少數的以色列，只能存在他的幻想之中。他的結論是，一國方案是唯一的解法：「我們是時候去想像一個猶太人的家園，而不是一個猶太國家。」

這就是Mann說的，公民共同體和族裔共同體的矛盾。但這卻又是現代民主的本質。人們總是說，「以色列是中東唯一一個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tic）國家」。這話現在說來頗為諷刺，內塔尼亞胡身上背負幾宗貪腐案，而打仗轉移國內視線，簡直是威權國家鞏固政權的playbook 101。但以色列的確普遍被各種民主指數列為「民主」，長年的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和壓迫，並沒有讓以色列的民主考核不合格，因為公民權利﹑人權﹑法治﹑安家樂業的可能性，的確給到了那些擁有猶太血統的「公民」－－即便他們可能來自美國﹑俄羅斯﹑歐洲，別說自己，連祖上不知幾多輩都沒踏足過這塊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