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

張婉婷大概從未想像過自己花費十年籌備的作品，最終會讓自己面對沉重的人格指控，在早前幾天的訪問裡，她還那麼興奮雀躍地分享自己和攝製隊如何瞞天過海，為紀錄片取得李慧詩的十幾秒訪問片段。但結果很諷刺，隨著兩名受訪女生對張婉婷表達不滿，李慧詩隨後亦公開批評電影採訪手法有欺詐成分，形容自己在不知情下被利用，只礙於香港沒有肖像權而無法阻止電影上映。

幾經發酵並背負極多不道德指控的《給十九歲的我》，最終只公映四日，便決定暫時取消放映。最後一晚的午夜場幾近爆滿（不少觀眾口裡說不，身體都很誠實）。導演張婉婷則按原定安排現身映後分享，但據指離場時被當眾辱罵「絕子絕孫」。短短幾日，張婉婷亦從一名交出真摯青春作品的導演，變成販賣少女青春，專吃人血饅頭的女魔頭 —— 也因為她已加盟「說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團隊，於是再多一個維穩導演的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