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我在第三章中已談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托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親來信，說他們已從台北遷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間去探望他們。

我後來才從父親口中聽到他們為什麼沒有在台灣定居的原因。原來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灣的情勢非常混亂，甚至國際地位也不確定。美國總統杜魯門遲至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才根據開羅會議和波茨坦宣言，正式聲明台灣歸還中國。但是他又說，台灣未來在中國內戰中究將誰屬，美國則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DeanAcheson, 1893-1971）發表外交政策演說，更聲明美國在東亞的防線不包括台灣在內。所以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