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3日，儲百亮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了一些支持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包括田飛龍、強世功、陳端洪等。正好在幾天前的7月20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書評，討論 Anne Applebaum 的新書（可以翻譯為《民主的黃昏：威權主義的誘惑》），以波蘭、英、美等地的知識分子為例，揭示那些使獨裁者成為可能的侍臣們的心態，即那些「作家、知識分子、宣傳冊的作者們、博主、政治化粧師、電視節目的製作者、為獨裁者創造文化基因或者表情包以便將他推銷給世人的人」的心態。

他們是真的相信威權主義或者國家主義呢，還是說他們其實只是犬儒的機會主義者？對於該書的作者來說，這一點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些問題是可以看到的，比如他們對民主的失望以及向民族主義、威權主義的傾斜、對冷戰時期道德上要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鄉思」、對「任人唯賢」制度的失望、經不起陰謀論的誘惑、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話語系統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敵對思維方式、自己的職業野心等等。

這讓我們想到了中國的國家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什麼，他們在為國家做些什麼樣的服務，他們面臨著怎樣的倫理困境，哪些結構、文化（包括意識形態）與個人的因素在影響著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呢？這些正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