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不成文」文化政策行之有年，現在卻要面對頭上一把未落的刀。「港區國安法」的實施雖尚未直接波及文化界，但寒蟬效應已然形成，再加上疫情導致文化活動全面停頓，在可見將來，香港文化工作者必須面臨政治生態上的結構轉型。

連續舉辦了30年的「香港書展」，終在疫症肆虐之下首度暫停，延辦日期未定。香港書展一直被人詬病為「書籍散貨場」，主要是供出版社和書店展銷新舊出版，但作為洽談書籍出版、推動國際出版業務交流的平台，作用相當有限。然而，香港書展長年以來的運作模式，卻體現了香港在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文化邏輯。

據陳雲在《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一書中的分析，香港文化政策向來是以「不成文」的方式進行。自港英殖民時代起，政府一直沒有一套明確的文化政策，指引文化發展方向，而是將文化藝術納入別的社會政策範疇裡，例如以負責民生的民政事務局掌管文化藝術事務，或將藝術發展局架設成一個單純的撥款機構，而香港書展則是一個由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商業活動」等。在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下，欠缺上而下的文化政策的確不利文化發展，但民間對香港政府要主導文化政策發展的舉動，普遍存有戒心。前特首梁振英曾打算成立文化局，卻因反對派議員「拉布」而胎死腹中。反對派議員的意見調動了民間對文化政策的疑慮，擔心一旦文化局成立，政府就會借「成文」的文化政策鉗制言論和創作自由。究其原因，正是香港人普遍對內地法治並不信任。

暫停的香港書展一直被人詬病為「書籍散貨場」⋯⋯然而，其長年以來的運作模式，卻體現了香港在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文化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