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雖說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同性戀去罪化和同性婚姻合法化，這一群體的能見度也越來越高。與此同時，人們也漸漸看到，在 LGBTQ+這一越來越壯大的保護傘下，每個群體的能見度並非是等同的。比如，雖然位置最為靠前，L所代表的女同性戀（Lesbian）在社群中的能見度就遠低於男同性戀。八年前，在英國倫敦大約有四、五家女同性戀酒吧，而至今仍在營業只有一家。在美國，性別研究學者 Bonnie J. Morris 也在《消失中的L》（The Disappearing L）一書中分析了在美國日漸消亡的女同文化。
就在今年5月17日的前兩天，在中國深圳發生了令人震驚且憤怒的怪事：一名同性戀女性在職場應酬後被同事強姦，當她的同性伴侶陪她一同去報案時，警方卻以「中國同性戀沒有合法化」為由推諉責任；2019年英國倫敦驕傲節的當天，一群女性因為身穿「女同性戀」牛津辭典定義的文化衫而被英國國家劇院餐廳的服務員要求離開，之後服務員甚至通知了警察（註：關於2019年的事件，見 Vanessa Thorpe， “Row as lesbian group asked to leave National Theatre bar”.）。
中英警方的瀆職需另起一題詳細討論，這些現象和事件折射出的更是法律與執法機構所觸碰不到更深層次的性別文化語境：女同性戀群體的不可見性。她們無論是在LGBTQ+社群內，還是在社會中，其聲音已被壓抑許久，其面目也呈現得模糊不清，其主體情慾更是陷入了某種隱秘的本體論困境：陰道著迷（Vagina Fetishism）是被允許的嗎？女同性戀的情慾經驗又在什麼程度和維度上作為主體體驗呢？戲劇作為形象再現（Image Representation）和主體呈現（Presentation of Subjectivity）的過程，是否在這些問題上作出了探討呢？我試著以戲劇為鑒，用近幾年倫敦戲劇舞台上的相關劇作和表演來探究女同性戀群體這些困境背後更深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