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香港詩人、學者作家陳智德的新書，《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的「結論」部分，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這本書基於原始文學史料的考掘，講述抗戰爆發後的香港如何成為抗戰文藝的「據點」以及當中的意義。

從1937至38年間，北平、天津、南京、杭州、濟南、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相繼失守，抗戰文藝工作無法在原地進行，而香港由於是英國殖民地，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是相對穩定地區，使中國內地大量人口和資金南下，以香港為戰時蔭庇之所，而更重要的，正如到港復刊《大眾生活》的鄒韜奮說：「我們到香港不是為逃難而來的，而是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辦民主報刊而繼續奮鬥的。」對於肩負時代責任的作家來說，他們播遷香港有着比個人安危更重要的考慮，就是延續抗戰文藝的工作。自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淪陷，香港成了華南地區少數得以發表抗戰言論的城市，作家南遷、成立文藝團體、復辦在內地因戰火而停歇的報刊、搬演抗日話劇、朗誦抗戰詩歌、出版抗戰刊物，使香港成為抗戰上半期，即1937至1941年12月底期間，相當重要的抗戰文藝據點。

香港本身具既有的文學傳統，抗戰爆發前10年正值香港的「新文藝大爆炸」時期，多種期刊、報紙副刊造就出文學空間，容納不同風格創作。本地作家或已來港一段時期的作家，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即引進抗戰文學意識，1932年刊於《新命》的志輝〈月明之夜〉、1933年刊於《小齒輪》的遊子〈勝利的死—紀念前衛女戰士丁玲〉、拉林〈時代速寫〉以及寫於1936年的李六石〈救亡雜話〉等作品，皆屬香港抗戰文學的先聲，連同多種報紙文藝副刊和《紅豆》、《南風》等等文學雜誌所連繫出的作者群和讀者群，成為日後香港接續和支援抗戰文藝工作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