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应端传媒邀请，为六四30周年而作长文的第二部分。上篇请参见《“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上）：六四三十年，对于“反思”的反思》

一个无政府主义视角

当然，在社会运动的策略层面，如果5月28日广场表决是倾向撤出的话，我们很容易想像这代表着运动的和平结束，然后执政党内的分裂也公开化，可能发生持久的内部争论和分裂，或者民主派将占上风，或者最终以政变形式结束这场争论。将来如果发生一场类似哪怕更小规模、时间更短但是又有足够规模的公开抗议的话，其政治效应也可能同样如此。

这可能就是中国统治当局在1989年之后极力防止任何大规模公开抗议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发生这样一场抗议，对执政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性的。类似的，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至今还要装点着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字眼，作为所谓“核心价值观”要素的原因之一，担心反对派可能轻易地使用这些简单口号就能区隔、动员。这是一个貌似强大政权的脆弱一面，也是它不对称地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镇压一场和平抗议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