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日（3月27日），香港警方正式落案起訴9名參與佔領（雨傘運動）行動人士，包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學聯前成員鍾耀華及張秀賢、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社民連黃浩銘，以及民主黨李永達。此文作者是被起訴人士之一，文章於3月中成稿。

當代政治哲學討論裏，羅爾斯（John Rawls）在1970年代出版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是無法繞過的專著。羅爾斯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概念區分，即「努力—運氣」（Effort－Luck Distinction）。羅爾斯說，我們的樣貌、身體能力、思辨力屬於自然稟賦，所出生的家庭、地區、階級等等社會條件都會大大影響每個人的人生。換句話說，這些先天優劣勢，都屬運氣，無人可說是自己應得的。在考慮社會公義時，我們應盡可能減少這些運氣對每個人生命軌跡的影響，讓每個人都能透過自己的努力去活出自己的生命。

羅爾斯一度說過，每個人能否鼓足幹勁，其實都是運氣一種。這也似乎有道理，有時候人的情緒、精神力、對事情的專注度、對人世間種種氣息波動的敏感度均有所不同，這造成每個人的集中力不一。然而，如果連努力也屬運氣不屬應得，我們還有什麼基礎判斷社會方向？這造成很多論者對羅爾斯的一個重要批評。但不論此點，「努力—運氣」的概念區分，重要在於提出有很多事我們無法控制，因此我們無法以為，自己今天所立之地，是對其他人毫無責任的；我們本來無一物，卻因運氣使然，而命運不一，我們該在制度上照顧那些先天備受不公平者。這同時也是在積德，因運勢之故，我們隨時也會化為弱勢者，如果制度上會照顧弱勢者，當自己成為弱者一刻，也有恰切的保障。

運氣即「命」

以前讀羅爾斯，以至相關的討論，「運氣」對我來說是一種沒有邏輯的隨意之事，假如一個正義社會透過好的制度，讓人們有普及教育，有各種家庭照料、心理關懷的話，那些天生的東西，對後天影響就不會太過明顯，運氣就會變成某種不連續的任意性，剩下類似今天遇到好人好事、明天中獎、後天碰上一個好的工作機遇，又或者是剛好經濟不景氣、不見銀包之類的事。這些事過後，又是新一天的任意隨機。

可是越發長大，對自己了解多了，對別人認知深了，對世間的壓抑感受強了，對生命本質有所體悟後，就發覺其實並不是這樣一回事。所謂「運氣」，其實不如羅爾斯說，能夠（盡可能）消解的。因為這些運氣，其實深刻入骨，打從我們出生起，每個身體對不同光暈音頻氣味空氣波動都有不同的感覺，身邊的社會環境會形塑了一種因人而異的特定世界觀，我們如何觀看世界，是最根本的精神視野，是獨一無二的靈魂。而這種對待世態的方法，是有其邏輯及連貫性的，什麼樣的人，就會遇上什麼樣的事，很多時候，我們無法控制的。

其實這也是民間智慧，不用談到什麼複雜的理論，用日常用語來說，很多人叫這做「命」。每個人都有其氣息，說來好像很玄妙，但從一個人的的談吐間，我們都可以感受到。所以有人說「好醜命生成」、「這是我的命，沒辦法的」，不是他們懶惰，不是他們消極，而是他們都無所選擇，他的成長背景已經決定了他的視野。就算一個再公義的社會，也總存在這些先天分野，大致決定了那個人之後要走的路。後天制度如何再消解運氣對人生的影響，也無法改變這種早已成形的靈魂。

「整體」的幽靈

社會有其運作之律，一套運行體系有相應對人的要求，比如靈活、順流而上、不拘原則等等，於是乎，某些靈魂，或者無靈魂的人，可以在某個社會活得順風順水。這是社會的本質，接下來的只有程度之分，對每個人的傷害不一。如果本質如是，為什麼要這樣的社會，非要社會不可？如果我們思考問題並不是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切入，從個體出發可能嗎？但無論如何，只要最後我們把「社會」的角度放進去，就總會排拒了色彩各異的靈魂。

我已經想像到很多的反應，比如說這樣想不行，因為我們活於社會，這就是事實。是的，我們的確活於社會之中，但我們並非沒有選擇，這只是歷史上的「運氣」使然，讓國家讓社會成為非如此不可的事。如果說要消解這些天生運氣的影響，把社會消解掉可能嗎？在我們的思考裏，「整體」堅如磐石，但這個「整體」是抽象的，是一些沒有物質基礎的虛擬物——國家、民族、文明、人類未來，諸如此類。仔細想想，我們只是區區個體，為什麼非得關切這些？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是被這樣教育的——正式的、非正式的、社教化、歷史等等。這其實是國家把其視野灌注到我們的靈魂之中。

James C. Scott 在其《國家視野》（Seeing Like a State）當中提到，國家的掌權者，所管之地幅員遼闊，身未能至之地太多，一片土地的在地脈絡對其來說並無意義。比如說，這片土地的鳥什麼時候飛來，土裏的蟲反應如何，這地上這家人和那條村的關係如何，這些地方幾代人的生命故事等等，對生活在那片地上的人來說意義重大，卻對國家掌權者來說毫無意思，因為這並不能幫助他們「使用」那片地土。他們只能對抽象描述、對虛擬但普遍適用的律令有興趣，因為一但掌握了這些資料，就能全盤檢視所有土地，然後規劃。

其中掌權者常用的方法就是數據化，把一切都數據化，做統計學上的資料整理，然後把土地改造，改造成最簡單的直線公路，移去山林，讓權力能夠以最直接的方法直通各處，奪去每個人的隱身之所。對生活在樹林的當地土著，蜿蜒曲折的林地無礙他們日常生活，但對一個外來人說，如果沒有當地導遊，他在這片森林就寸步難行。這個外來者的意象，其實就是國家統治者及其爪牙。於是，國家在教育上，要以「整體」之名，灌溉我們的靈魂——民族復興、科技進步、文明人等等，讓一切破壞土地讓權力流通的技藝變得合理。最具體的意象，就如一個森林，被以更好的發展使用為名，奪去植披、開山闢野、被直矗的公路支解。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腦海，「整體」的概念一直像幽靈般盤旋。

誰的無辦法？

掌權者把地方「改造」了，其實就是把那片土地的「格式」轉換了，讓原來能夠使用自然恩賜的人，無法再使用那些「資料」，換成新一批「文明」人來接管這些「資料」。至於那些原先生活的人怎麼辦，都沒所謂了，要麼排除，要麼直接把他們丟到國家的格式之中吧。他們能不能適應這些格式？無所謂吧，這是「社會進步」的「必要」，無辦法的。這種無辦法，和「這是我的命，沒辦法的」相比，誰更沒辦法？世間本有種種不同格式，把格式定為一種，就是把人的靈魂摧毀。仔細想想，國家對土地所作的，不正正是教育所作的事？

沒有國家的話，我們無法進步，因為人性本惡，如果沒有國家這樣的最高仲裁者，世間就會大亂，紛爭不斷。果真如是？這也許只是國家為了開發一切、摧毀一切時，所用的思想策略而已，如非這樣，國家就無辦法統治一切。《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一書，就告訴我們，那些看起來很野蠻低等的美州原住民，其實有着先進的科技與歷史；他們有一套與自然相互構成的思想實踐，懂得更好地與自然相處。把別的生活說成不堪之至，其實不過是國家在為自己的暴行正名，讓自己得以整體之名「拯救世間」之故。原住民也許有社會，也有文明也有科技，但這和國家主義者的社會文明與科技，是兩碼子的事。他們的生活不一定好，但他們的存在與被消滅在告訴我們，世間其實可以有另外的生命形態。無辦法，是社會現實所造成的無辦法。

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還有什麼基礎判斷社會方向？」我們能不能這樣想——「為什麼我們非得要判斷社會方向？」為什麼不是這個世間去接受不同的靈魂，而不是讓每個靈魂都無辦法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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