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工作極為重要。親朋戚友相逢，多以「現在做甚麼工作」打開話題。這類問題把工作預設為常態，去判斷一個人，端視乎他是否正在工作。假若我們給出的答案非穩定長工，而是隨興趣而活，短期工作以獲取最近所需即止，則會招來發問者以至周圍質疑的眼光，甚至被教訓指導，被指摘興趣不能當飯吃。

現代意義下的工作已與工資報酬掛勾，我們習慣以一個人的工作來判斷其生活意義，如果勞動不能換取工資酬勞，即屬次等，鮑曼把之稱作「工作倫理」——人不應滿足現狀，需要不斷追求，工作乃是高貴道德，且是責任，而既然工作意味著有所報酬，不工作的人即是不道德的懶人，貧窮乃是窮人不夠努力投身神聖工作之故。簡言之，「工作倫理」指令人們不斷工作，獲取「對社會有用」的身份。

「工作倫理」不是自然而來，鮑曼指出這是由早期資本家所發明出來的產物。我們可以想像，在農業社會裏，國家所能管理的土地有限，農耕者或工匠手藝人有自己的土地與空間，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節奏與進度，從中獲取工作意義及生活所需。再多的工作並沒有意思。當歷史轉入工業社會，可耕之地變少，大型工廠取代手藝工活，人們唯有投身工廠工作。然而工廠工作乃是按別人定下的目標而行事，重複、不帶情感且無意義。資本家開始抱怨那些嚮往自主的工人們厭惡規律，無法把工作做好，於是創造出「工作倫理」的觀念——工作本身乃是神聖而高貴，重點不在於為何工作，而是能夠工作。這個觀念盛極至今，舉個近一點的例子，這就好比今天社會幾乎無人不抱怨工作之苦，卻沒有任何人願意放棄「工作」，甚至為能夠工作不至失業而額手稱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