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不少人，尤其香港以外的朋友，都對近日香港就故宮博物館降臨這個城市所捲起的龐大爭議，感到無從入手。為何興建一所可能有不少市民會喜歡和踴躍參觀的「名牌」博物館，會引發始料不及的大量批評？

坊間和媒體聚焦的關鍵詞是「諮詢」和「招標」，前者指負責這項目的官員，達成在香港西九文化區興建博物館這最終決定前，沒有諮詢公眾，在米已成炊後才公告天下；後者則指相關官員快速委任了負責這所博物館設計前期工作和落實時的建築師，並沒打算用任何程序考慮其他人選，或讓不同人選競爭。公共論述中時時有人提到，這兩個面向的行事手法，雖不透明，但大致上可能沒違反法例，只是官員選擇「用權用到盡」故引來反感；另一方面，公民社會則竭力追查當中的細節，查找是否有破壞公共建設基本程序的違規行為。

相關討論還在激烈進行，不過筆者希望趁此機會提供另一種視角，提出政治和程序之下更深層次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視野的兩個問題。第一，香港現存的文化生態到底是什麼模樣，令一項重大文化建設被視作可以，和要以這種全然由上而下、行政主導的行事手法落實？這既涉及西九龍文化區的本質，也涉及文化基建與公民社會在官員和主流社會精英眼中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