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薩依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提到，知識分子是為社會不斷創造「危機」的人，他們遠離權力，位處邊緣，是思想上當的「流亡者」——「知識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樣具有邊緣性、不被馴化，就得要有不同於尋常的回應：回應的對象是旅人過客，而不是有權有勢者；是暫時的、有風險的事，而不是習以為常的事；是創新、實驗，而不是以威權方式所賦予的現狀。」

在《知識分子論》中薩依德曾說傅柯太過著重權力宰制，卻不夠關心人們的反抗。傅柯是誰？他是法國學術界明星、是備受折磨的同性戀者、是憎恨社會的毒品吸食者、是死於愛滋病的性史研究人……他這樣回應：「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希求我堅守自己、保持不變……讓官僚和警察們去費心保存好我們的身份證件吧。」

權力宰制是傅柯研究關心的主題。對他來說，權力指的不僅是統治階級把其合理性強加於整個社會的權力，他指出權力存在於種種關係之間，例如家庭關係、工作關係、行政與立法關係、媒體與群眾關係、各式各樣。換言之，我們無法說消除一個宰制群體後就再沒有權力壓迫——權力散佈、不定、動態流變。在關於權力關係的分析之中，《規訓與懲罰》可以說是其最重要的作品。福柯在書中開篇引了1757年羅貝爾·達米安（Robert Damien）刺殺國王路易十五未果後被行刑的歷史，然後隻字未評即轉引一份1837年巴黎少年犯監管所的規章，傅柯說：「我們看到了一次公開行刑和一份作息時間表。」這句話意味深長，從18世紀中期以前歐洲（肉體）懲罰囚犯的典型方法轉到較為「溫和」的（監禁與教育）懲罰方法，傅柯把後者稱之為「規訓」，也就是他眼中現代懲罰系統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