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音樂人周博賢倡議成立的「民間文化局」，還是文化評論人黃英琦相信公民社會的「第二文化」，都是希望能夠促使文化政策由下而上改變。從他們二人的論述，我看到當下香港文化發展的一個樽頸局面。

事實上，香港從來不乏來自公民社會的「第二文化」力量，加上近年各界的「文化轉向」，文化的確開始變得愈來愈「有用」。例如政府的西九文化區大計，希望透過文化打造城市品牌，推動文化產業；商界逐漸引入文化包裝，打造品牌，創造人流；民間社會服務機構以文化為手段，推展社區營造工作。然而，正如不少論者所指出的，當下特區政府承接港英殖民時代的「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局面，在各個政策層面仍然明顯欠缺充足的文化考量。

在政策面前，不存在「文化」

就舉近日因迷你倉大火而引發的新一輪查禁違規工廈單位行動為例來說明：我們知道，由於近年樓市高企不下，市面商廈的租金又非一般文化創意工作者所能承擔，自2003年SARS之後，開始有大量文化創意工作者與團體進駐租金相對廉宜的工廈單位。然而，在現行屋宇與消防條例下，文化創意工作單位在工廈的「非工業用途」始終是違規的，且具有高度的潛在危險。故此，自文化創意單位進駐工廈以來，屋宇署與消防處便經常不定時巡查，甚至查禁。近日，香港音樂界 Live House 聖地 Hidden Agenda，便因為政府各部門的巡查行動，而即將再次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