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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黃英琦:回應周博賢,「民化局」就在我們生活中

我想告訴周博賢,「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潛藏社會,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發起行動自救,拓展空間,爭取資源。

黃英琦:回應周博賢,「民化局」就在我們生活中
2016年6月8日,示威者手持紙牌和標語到銅鑼灣的Lancôme專櫃,對此品牌取消何韻詩的音樂活動表達不滿。

周博賢倡議的「民間文化局」,從資助、連結、推廣、教育以至投資,儼然是一個與主流平台有平行結構的生態系統雛型。當遊行抗議等行動被嘲諷為行禮如儀,而無知無覺的犬儒心態又籠罩著整個社會,周博賢想的是自行「立村」──透過建構村內的核心價值,連結真心的人,發展一套香港的真聲音、真產品;這就像哈維爾的格言「活在真實中」,日子過得「真實」才是最好的反抗。

不過,在這個拒絕大台的21世紀,香港必須成立「民化局」,才能讓同道中人團結力量,有勇氣說想說的話、做想做的事嗎?

我讀他的倡議時剛好在首爾,想起了三個「活在真實中」的南韓故事。在此先簡介這些人和機構,看他們如何推動與主流共存,如哈維爾所說的「第二文化」,為缺乏選擇的人民提供真選擇,然後再談談我對「民化局」倡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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