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記憶脆弱，如果不記錄下來，容易丟失、錯置甚或被策反。二十四年前此刻前後，我們在幹甚麼？當香港八、九十後青年努力抵抗遺忘時，當年在電視機前首先受天安門現場轉播衝擊的香港文化界，在「前互聯網」年代以怎樣的方式和行動向暴力說不？於是我請來亦師亦友的前輩，以及幾位當年跟廣場學生差不多年紀的同輩，各自撰寫短文，嘗試將散落的記憶碎片，重新撿拾拼湊，讓非主流論述的圖像逐漸顯現，互補驗証。因時空所限，沒能做一個整全的文化界「六四記憶檔案」，但或可作為一次自省的開端。首先，不能讓記憶沉睡。

搜索將近四分一世紀前的記憶蛛絲馬跡，仿如掉進無底深潭，一個小漣漪牽連另一個。那年春夏，作為理工太古設計學院文憑一年級學生，我們基本上已經停課，離開課堂帶我們討論的老師韓偉康，比學生更沮喪。這位我最尊敬的老師，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一個叫Hope的地方當上救生員。當年同學都忙着一件事：到尖沙咀的商業大廈敲門，請大家幫忙「傳真」，亦聽說有師兄從北京偷運菲林回港。這兩件事，對於 Facebook 一代來說，似乎難以想像。多年後遺留腦海的，還有一個不斷重覆講話的「李鵬」——「錄影太奇」鮑藹倫的一個錄像。

嗚謝進念、蔡仞姿及各位作者、被訪者提供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