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非土生」一事曝光後，不少評論都倒向此方向：激進本土派的論述出現巨大漏洞，要從「族群民族主義」轉到「公民民族主義」，或者從一種「右翼」的「狹隘本土」轉往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

我不反對這種「論述轉向」的呼籲。不過，我並不認為「梁天琦事件」給我們的「啟示」僅僅只有這一點。我完全認同人類世界應該尊重差異，也不認同種族主義行為；但是，如果我們認真視「激進本土主義」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及論述，那麼，急於作「道德判斷」反而是認識現象的障礙。

從「道德批判」到「認識策略」

有關梁天琦沒有公開他「非土生」的事件，我第一時間沒有想到本土民主前線（簡稱本民前）的「虛偽」和「荒謬」，反而好奇這點：如果我們認真視梁天琦為一個極活躍的「政治主體」，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那他為何會選擇這種不合乎自己出身的論述？究竟這種立場和策略選擇代表什麼？他是在回應一個怎樣的權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