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孕育知識分子的搖籃，一路走來，大學肩負着引領每個時代的使命。在這個創新科技秒速變化的時代，除了人才培養、創造知識的傳統功能，大學更應擔起把技術創新並轉移到社會的第三個任務。

觀察歐美經驗，大學的功能很大程度由政府透過向它們提供資助而主導。自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意識到基本研究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大規模資助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奠定美國科學研究以大學為核心的基礎，重點資助的科研領域亦隨時代轉變，以鼓勵大學積極回應當代所面臨的危機。無獨有偶，二戰後很多歐洲國家都支持投放資源於大學的研究，冀有效促進應用研究，並進行商品化。

近年，香港也漸漸意識到大學知識轉移的重要性。自2009年，為協助各資助院校深化其知識轉移工作，從而帶動經濟、民生上的效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每年為院校撥備約5000萬元額外經常補助金。然而，當我們審視香港院校獲得政府研究資助的機制，便會發現來自教資會的研究撥款機制正窒礙大學知識轉移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