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委會否決對陳文敏教授的副校任命，無疑是久而不聞其臭的校董制度最荒謬的一章。事件中，在馮敬恩大膽披露校委的荒謬言論後，進入公共視野的，是一大堆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學術界言辭，黨報、校委和支持校委的決定者，都拿「論文引用率」、「有沒有博士學位」來攻撃陳文敏教授的資歷。

在《城市論壇》上，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公然以「影響因子」來證明自己學術影響力比陳文敏高出「200倍」；新聞報道香港大學「排名下跌」，電視報道強調大學「博士生比率」和「論文引用數」是排名的考慮因素。輿論之中，往往以量化評量為指標，將「教育」和「資歷」簡化為google scholar的數字，而漠視了教育真正的意義。

今日的大學爭相以論文數量來評斷教員，以排名來區分大學，其來有自。早在1990年代，大專教育便出現重大「改革」，教資會將大學視為一間企業，設定各種方法，以「質素保證」之名，評審大學和教員。今天以聖旨姿態進入公眾視野的「論文引用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便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