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傘後一年，論斷成敗或許尚早，卻是檢討經驗的時機。一場歷時79天的大型社會運動，值得端詳反思的地方不勝枚舉，近日各界亦陸續開展不同方向的檢討，從運動策略、溝通機制、應否退場、和平還是勇武抗爭，到佔領者與市民關係、警民關係、公民社會的後續發展等等。藉此時機，端傳媒邀請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議題聚焦討論，希望透過文字交鋒，令彼此論點得以充分辯證，深化檢討。

陳健民在其文章《革命的誘惑》中指出，佔中三子與雙學，繼而與「勇武派」有許多根本的分歧。似乎勇武派最大的問題是面對升級至革命的誘惑。而陳健民則認為「與專制的政權的鬥爭，必須因時制宜、有勇有謀」，「負責任的革命家應該有清楚的論述，才能引發深度的辯論，而非流於一種革命誘惑下的情緒」。觀乎以上所論，我敢說佔中三子所面對的，是「領袖的誘惑」。

似乎在社運中有兩種身份，一是領袖，一是群眾。這是一種權力關係。最基本的分野是，領袖有能力主導群眾的行動；而群眾則聽命於領袖。但正如所有領袖與跟隨者的關係，這種權力安排有一種生成的過程。即是說為什麼群眾要「聽你支笛」（聽從你的指示）？從陳健民所論可知，他自認為佔領運動的領袖，但這種身份從何而來？是因為世襲嗎？是因為貢獻出資源嗎？是因為選舉嗎？通通都不是，而是因為三子過去兩年倡議佔領中環。他們是作為佔領行動的發起人，而成為領袖的。他們之所以是領袖，皆因佔領的群眾認同他們的行動。這也是社會運動中的常態。社運領袖多沒有經過體制化的授權，只由他們發起的行動有人響應就成為了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