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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宋志標:災難中的感動模式如何取代問責?

汶川地震,是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以最大規模交集的歷史時刻。這是感動模式起死回生、問責模式轉向衰落的標誌,兩種模式交錯、較量,埋下了許多伏筆。

宋志標:災難中的感動模式如何取代問責?
2015年8月14日,天津,消防員在爆炸現場的房車殘骸旁邊戒備。
溫家寶在川震小黑板上寫下了「多難興邦」四個字,極具象徵意味。誰可以決定多難興邦?

每逢大的災難,無論人禍還是天災,都會產生一種感動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內容是尋找出其中的感人事跡與典型人物,將其認作是英雄(事跡),對他們加以歌頌。這些年來,這種感動模式不斷強化,模式本身也在進化當中,其產生的原理越來越複雜。

感動模式有一個發展、發育的過程。它在黨報盛行的時代,多數是以通訊的形式存在的,諸如為了61個階級兄弟等等。在這個時候,感動模式只限於黨報文體,甚至被認為是對呆板黨報的豐富——它是以人道主義的形式包裹着意識形態的贊美內核。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是市場化報紙興盛的階段。表現在災難報導上,多有與黨報迥異的地方。主要的做法是深挖災難背後的體制原因,以問題意識而不是宣傳意識重新組織災難的報導框架和認識結構。在市場化這種衝擊下,黨報通訊體的感動模式瀕臨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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