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分析了影響民主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和兩個壞趨勢。但結構性因素並不能單獨或完全地決定現象。結構和人（「能動者」）相遇時，哪一方力量較大不能一概而論。譬如人造雨沒問題，控制龍捲風難矣。與民主相關的結構並非「自然」物，而是社會建立的。社會（即眾人的互動力）能創造，也能改變或摧毀結構。結構非客觀地實存，而是博弈中一方運用資源，包括結構在內的，與他方較量。因此，人是結構的載體，其作用經過人的中介發生。中介涉及認知、判斷、決策和行為，包括在行動中利用結構，例如《基本法》條文的解釋。博弈也直接或間接地使結構得以重新肯定、修正或消失。

民主發展需要政治「能動者」。在特定情況下，群眾性「能動者」也起作用。眾所周知，香港缺乏政治領袖。這是殖民地「去政治化」管治方針和政治作為志業缺乏吸引力的後果。經驗匱乏的政治精英博弈技巧不高和群眾動員能力不強。能動員群眾時，卻未必能駕馭群眾的行為。民主運動第一代政治精英多出自社運。他們的策略是社運與議會路線並重。香港群眾則由於移民社會的歷史背景而傾向務實和政治冷感。大多數市民贊成民主，但對它認識不深，承擔也不堅定，尤其是當民主和別的價值存在競爭時。這當然削弱泛民領袖的「能動力」。

香港經歷過三次政改博弈，都在同樣的結構下進行，但結局是政改方案兩次被否決，一次獲得通過，這多半是「能動者」使然。比較第二和第三次的情況（篇幅有限，第一次就不分析了）以推斷政改成功的「能動者」條件是：第一，特首、立法會政黨和人大常委會三方的共識。第二，特首、反對黨和中央領導願意堅持溝通，作出重大妥協。具體分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