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母系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老師黃偉豪教授發表《公務員表現為何如斯不濟》一文，說明了民主和官僚之間重要的互補關係，繼而指出香港公務員表現每況愈下的原因是香港「既沒民主，亦沒官僚」：回歸前，公務員制度支撐起香港的管治；回歸後，香港不再是純粹的由官僚管治的「行政政體」（administrative state），在着重政治委任的高官問責制下，政治力量正在滲入公務員制度，使公務員整體表現欠佳。對此，筆者也認同──欲達善治，民主和官僚缺一不可。

無可否認，香港近年發生了很多不幸事件，沉船、塌樹、塌樓、工程延誤、食水及食物不安全的問題，這都與沒有與時俱進的行政制度脫不了關係。香港公務員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仍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但公共服務及行政制度卻欠缺自我更新和修正的改革動力。公務員制度的修正力量可以是來自政治上的外力，因應執政政府、政黨及社會的要求而改革；亦可在現有官僚架構中進行內部自我修正和審視。然而，在當前香港政治委任制度尚不完善、政黨和議會無力的情況下，修正動力從何而來亟需解答。《公》一文將側重點及希望都放在「民主」之上，期待民主與官僚互補互惠。然而，文章所指出的公務員難以恪守政治中立的問題，也不見得在普選以後就會得到妥善解決。在目前短期內不太可能重啟政改的情形下，與其讓香港政治生態繼續糜爛，倒不如在現有可行空間下，完善香港政治委任制度不完善之處；並因應香港的政治特殊性，理順政治與行政關係，方能扭轉管治格局。

公務員沒有政治經驗

教授在論述港英時代香港公務員的重要地位時，其中認為英國人派來的港督在十多萬的本地公務員面前「亦只不過是一個孤獨的外來者」。但是，根據統計，港英政府的外籍官員人數在1983年達到3269名的高峰，即使在1997年回歸前夕也依然有1249名。李彭廣教授翻查英國檔案庫後發現，雖然這些外籍官員佔整個港英政府數目的極少數，但卻都位居要職，身處決策和管理層，掌握實際的管治權。而文件也顯示，自二次大戰以後到1970年代，每次從英國本島或其他殖民地輪換到港的外籍高級公務員名單有1000多人。（註一）相比之下，回歸後由行政長官親自委任的官員、智囊，恐怕人數也不足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