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影院里哭成一片：一部台湾人不知道的电影，卻刮起2024台湾票房旋风？

将近一个月前，台湾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出现了一个名字《再爱一次》（Mai）。数据显示，这部电影于4月12日在台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就以305万新台币（约73.8万港元）的数字，冲进全台排行第五名，更高居当周新片卖座第二名。在电影景气衰退的年头，如此“战绩”可谓是个不可忽略的现象。然而有趣的是，绝大多数台湾观众对这部电影，却既没有听说过，也大概没有去观看过，连脸书各大电影社团也未曾见到讨论声浪。

这是一部逃过台湾人法眼的隐形电影吗？更不寻常的是，过往台湾电影票房有所谓淡水河以北、以南约1:1分布常态之说，也就是说双北（台北市和新北市）地区的电影院，通常要占一部电影总票房的大约一半。然而《再爱一次》在首周末创下的305万票房中，来自台北市的却仅有45万，可以说这一次，台北地区在一部热门电影的市场里竟然几乎没有存在感。

是哪些人倾巢而出，赶往那些台北以外的电影院，为这部几乎没有声息的电影买票入场？而这些观众又是从哪些资讯管道，得知这样一部几乎没有在台宣传的电影？

基本上每位入场观众都讲越南话，台湾人少到可以忽略；年龄层大多为二十出头的，成双成对比例极高，更几乎人手一桶爆米花和一杯可乐。“我们去问合作厂商里的越南人，得到的答案是越南人看电影就是有买爆米花跟饮料的习惯。”

整个厅都在讲越南话

《再爱一次》其实是一部越南爱情喜剧片，讲述按摩师女孩阿梅遇见极力追求她的富家少爷阿当。该片虽然不见于台湾观众习惯与热衷的网路讨论区，但上映前后也曾于台媒刊出报导。原来，《再爱一次》（Mai）是今年越南现象级电影，自农历春节上映后在越票房破7亿新台币，打破喜剧演员出身的导演黄镇城自己在去年另一部喜剧电影《The House of No Man》的票房纪录，成为越南影史票房冠军。

尽管如此，电影却还是外在于习惯看国际大片与台片的台湾本土观众视野，台湾观众没有得到太多相关消息。对此，把《再爱一次》引入台湾发行的 ifilm 传影互动的创办人陈振荧说，“《再爱一次》这部片跟我们以前做的电影，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台湾从来没有过的越南爱情电影，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台湾观众可能兴趣不高，较少花心力针对台湾观众宣传。排戏院时，甚至基本完全舍弃台北。其他地方来讲就是尽量在车站周边的电影院上映，因为那里本来就是移工经常活动的地方。”

传影互动是一家台湾独立发行商，常将日、韩、加、西班牙、法国等地电影引入台湾，发行越南电影对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陈振荧解释过去台湾并非没演过越南电影，事实上今年初另一部越南恐怖片《鬼怨偶》才刚刚卖出700多万新台币的好成绩，这在近年台湾映演的东南亚电影中已名列前茅。不过台湾观众对于东南亚电影的接受度分布不算平均，除了泰国出品的电影比较不分类型地获得台湾人喜爱，其他国家作品则多半只有恐怖片较有机会。

尽管是在台湾冷门的类型，《再爱一次》却另有身世背景，它是韩国企业CJ和越南本地制片公司合资成立的CJ ENM HK的作品。过去十年，来自韩国的两家企业 CJ 和 Lotte看中越南娱乐市场尚未完全发挥的潜力，而积极投资越南；到如今两家公司旗下电影院，合占越南全部电影院市场超过七成。影院之外，CJ 也投资制作越南电影和电视节目，其中就包括这次的《再爱一次》。

可以说，《再爱一次》的成功，一方面来自CJ的韩国影视经验，另一方面也在于在地制作公司HK对市场和明星号召力的熟悉度。黄镇城作为越南最成功的实力喜剧演员，正延伸他在其他领域的吸金能力——如非喜剧作品及担任导演。而另一个不能忽略的环境因素，则是越南年轻人在疫情降温和美国电影减产（主因是去年编剧和演员工会罢工）后，对国产电影的兴趣正快速增加。越南电影市场不仅成为 COVID-19后亚洲复苏速度最快的电影市场之一，去年还创下年度本土戏院卖座的前十名中，只有两部美国电影进榜的记录。

越南年轻人在疫情降温和美国电影减产后，对国产电影的兴趣快速增加，越南电影市场成为 COVID-19后亚洲复苏速度最快的电影市场之一。

至于《再爱一次》的海外发行，包含台湾和美、加、英、德等几个欧美国家，不只对CJ ENM HK来说是第一次，对越南电影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国际发行规模。陈振荧说，而CJ ENM HK主要还是抱持著试试水温、摸索外国观众反应的心理，因此CJ自己的母国韩国甚至不包含在其中。

结果台湾的水温显然高过CJ和做发行近20年的陈振荧事前预估：“最意外是新竹的电影院。星期五、六、日这三天基本上都是满座。星期天那一场甚至卖到一个座位都不剩。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事。一般来说除非有安排粉丝见面会之类活动，台湾观众是绝对不会买最边角的那些位置。”

而位于新竹的巨城威秀影城资深公关经理李光爵则推断：“主因是（这部片在）新竹是独家上映，然后又正好（新竹）是越南移工人数非常多的城市，所以他们（移工）通通聚集到新竹巨城的威秀影城来看。当然，也不能忽略这部越南电影就算用好莱坞水准来比，也是够好看的。”

新竹科学园区作为台湾科技工业重镇，就在李光爵所讲的影城附近，而那里的上下游工厂一直雇用了不少移工。其他票房热点包括了同样有大量移工的桃园市，和紧邻桃园市的新北市外围（如树林区）。而由于这部电影奇特的观众分布于台湾市场而言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发行商传影互动连夜从台北派人南下，到几个票房热点进行近距离观察，想看看到底是哪些人来买票看戏。由此回报到台北的第一手消息是：

首先，基本上每位入场看电影的观众都讲越南话，台湾观众少到可以忽略；其次，年龄层大多为二十出头的年轻观众，成双成对比例极高，更要几乎人手一桶爆米花和一杯可乐（台湾大概只有二三成会买观影套餐）。

“每一家戏院都跟我们说爆米花和饮料卖超多。而且我们从票房报表里也看得出来这个现象。那种搭组合餐的票卖出去的比例异常高。后来我们去问合作厂商里的越南人，得到的答案就是越南人看电影就是有买爆米花跟饮料的习惯”，陈振荧说。

新竹科学园区作为台湾科技工业重镇，就在李光爵所讲的影城附近，那里的上下游工厂一直雇用了不少移工。其他票房热点包括了同样有大量移工的桃园市，和紧邻桃园市的新北市外围。

哭成一片的真正缘由

李岳轩虽是台湾人，但身为关心移工和新住民议题的独立媒体《移人》创办人，他自己也在电影院看了两次《再爱一次》。他试著解读人手一桶爆米花一杯可乐这个特殊画面背后的缘由：

“在台湾放映的好莱坞电影不可能附带越南字幕，而他们（越南观众）听得懂的越南电影能上映的机会又少之又少。平常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台湾的电影院看电影，难得有这机会，应该会在乎看电影的仪式感一定要到位，更何况是作为约会。”李岳轩笑著说。

“在台湾放映的好莱坞电影不可能附带越南字幕，他们听得懂的越南电影能上映的机会少之又少。平常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台湾的电影院看电影，难得有这机会。”

在台湾，移工日常作息和适合台湾劳动基准法的本地人有很大差别。工厂上班的产业移工通常是排班制，并非固定周末休假；而以担任看护为主的社福移工，需要跟雇主协商每周一天的休假日，不过排在星期日的较多。这样的作息规律和电影市场以星期五、六、日三天为主要消费热点，是不太一样的。加之对移工而言，台湾电影院映演的几乎99.9%的电影都是“外语电影”，多了语言门槛要克服。这些正是电影院里很少见到移工身影的主要理由。

除了机会难得，受到移工追捧也有电影本身因素。移居台湾多年且在2018年担任过国庆典礼主持人的阮秋姮，以越南人身份解释这部越南电影热卖的理由：“导演黄镇城原本就是越南最红的艺人，有自带流量的实力。很多粉丝都是因为他去看。”

“还有另一个要素是幽默。黄镇城过去就以幽默著称，所以越南人一开始会以为是一部纯粹搞笑的电影。虽然最后并不是纯搞笑，但电影确实有很多非常幽默有趣的点，让越南观众很有感。”

阮秋姮的台湾夫婿John也是进到戏院看的少数台湾人之一，他大力称赞越南电影成熟度很高：“原以为这几年越南电影才刚起步，看了这部才知原来已在水平之上。更令人讶异的，是《再爱一次》没有屈从过去越南电影的说故事规则，拒绝把故事收在happy ending上，看得出来他们很努力想突破。”

“他们是因为喜欢台湾才来这里工作的吗？当然不是。他们都是因为家里穷，需要赚钱养家，才会来台湾工作。”银幕上的男女双方，因现实因素必须被迫分开而无法终成眷属，会直接投射到现实来台湾工作的越南移工心里。

其他看过《再爱一次》的台湾观众，多半对电影的精良制作印象深刻，也对后半部用力过度的“韩剧感”有点不太适应。但越南观众为何照单全收？李岳轩正努力学习越南话，他以刚刚学过的越南单字来解释《再爱一次》为何让许多越南女生在电影院哭成一片：

“越南人一般在日常对话时，如果你年纪比我大我就要叫你‘哥哥’，年纪比我小的话我就叫你‘弟弟’。女生来说也是，比我大要叫‘姊姊’，比我小就叫她‘妹妹’。但越南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一律固定叫‘哥哥’跟‘妹妹’。《再爱一次》里面其实有这个描绘。电影是一个姊弟恋故事，女方年纪比男方大，所以女主角有说我年纪比你大，你要叫我‘姊姊’，但因为男主角要跟她谈恋爱，所以就回答说不行，我们还是‘哥哥’跟‘妹妹’。”

除了身在异国可以观看到同源于自身的语言经验，对越南移工来说，李岳轩也觉得这部电影还命中了另一个要害：

“他们是因为喜欢台湾才来这里工作的吗？当然不是。他们都是因为家里穷，需要赚钱养家，才会来台湾工作。”回归到《再爱一次》的情节，李岳轩认为男女双方因现实因素必须被迫分开而无法终成眷属的故事线说了很多。这个银幕上的现实因素，会直接投射到来台湾工作的越南移工心里。很多移工都来自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就像《再爱一次》中Mai一样，他们也是被现实所逼，做了不一定自己想做的工作。或许这也是他们抱著爆米花桶、坐在异国台湾的电影院里，哭成一片的真正缘由。

130万人构成市场中的市场

在台湾，132万外籍移工与新住民，不仅使用和台湾人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也有语言差异，不可能共同选择同一部电影。

“会发行这部越南电影，事实上跟我正在住院的妈妈和她的外籍看护有很大关系”，陈振荧回顾自己为何突然想要发行越南电影时这样讲。陈振荧年迈的父母经常出入医院，许多照护工作必须由他和另一名印尼看护分担。为了发薪资给看护，陈振荧才发现原来现在移工已经不用像以前那样透过地下管道汇钱回家，而使有台湾政府开放的小额汇款服务 app帮忙。

巧得不能再巧的是，其中一家移工汇款服务Q Pay就在今年初主动接触了陈振荧，希望透过他的发行公司找到一些越南电影或是配上越南字幕的其他国家电影来服务在台越南移工的娱乐需求。

台湾在1989年因应经济起飞而欠缺基层劳动人力，首度以“十四项重要工程人力需求因应措施方案”的名义专案引进外籍劳工。近年来则是因人口老化速度加剧，台湾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青壮年）严重不足，只能更加仰赖移工补足缺口。依据2023年统计，台湾共75万名移工，去年新住台湾的人数也直逼58万人，两项合计132万人，作为台湾多元人口与文化的构成。如果其中每人都会为某部电影去买一张270元的影院票，已是去年大热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票房总数3.6亿左右的经济规模。

问题是，这132万人不仅使用和台湾人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也有语言差异，不可能共同选择同一部电影。

“他们（外籍移工和新住民）都是原生网路社群世代，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看最多的都是 TikTok。”

不过，越南人在这132万人之中的确占有特殊地位。以移工总数来说，在台工作的印尼移工和越南移工数量近年都在26~27万上下互有消长；而59万新移民当中，越南配偶则以11.6万人长期稳坐第一。这38万在台越南人的看电影需求，确实已被《再爱一次》验证。该片最后在台湾累积了将近600万元新台币票房，如把卖出去的2.2万张票和38万人相除，等于成功动员了近5.8%在台越南人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和越南卖出的票数除以越南人口所得出的7%动员率相去不远，显示出虽然没有大规模宣传驱动，在台越南人同样受到相似程度的“自家电影”力道吸引。

而传影互动已准备在下半年发行另一部越南电影，此外也在物色适合在台湾发行的印尼电影。未来他们打算继续采用《再爱一次》的特殊发行方式——除了必要映演资讯之外，不特地对台湾观众宣传；而主要采用和移工汇款服务app合办口碑场特映会，以及透过越南人常用的社群app发布消息来动员观众。

“他们（外籍移工和新住民）都是原生网路社群世代，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看最多的都是 TikTok。我们举办特映会时，都有透过现场的翻译提醒大家不要拍银幕。结果最后一幕还是很多人忍不住拿出手机来拍那首歌，然后立刻上传TikTok。” 陈振荧说道。

自成一国的社群他乡客

“后来结论是他们以前很少在台湾看电影，不熟悉台湾电影院的作法。所以发布每周放映场次表时，有些人看到只有一周的场次就误以为真的只演一周，通通挤到第一周冲去看。”

移工和新住民在台湾一直以来存在未能充分满足的文化需求，而他们也都非常仰赖网路社群来互相交换讯息，和接收来自家乡的最新消息，这正是这个群体有别以往的特色。

李岳轩回顾《再爱一次》在台湾上映前的一个插曲：“有个台中朋友的老婆是越南人，他拜托我跟片商要电影海报，说老婆很喜欢很想珍藏。我告诉他说不能白拿人家海报，要拿几张去台中附近越南小吃店贴，帮忙宣传一下这部电影。结果那些越南小吃店都跟他说不用贴了，来这边吃饭的越南人全都通过手机都知道这部电影了，也都准备要去看了。”

越、泰、印、菲这四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很依赖TikTok和亲友互动，而台湾人常用的Facebook社团和Line群组他们也都会用。这些便利的社群app让他们虽在异国，却能和家乡亲友以及在台同乡，构成一个讯息完全同步的人际网络，好似近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乡那样。

“台湾上映之前，大家早已知道这部电影在越南很红。导演黄镇城一直在脸书上发文，说票房到多少、创了什么记录。”成为台湾媳妇多年的阮秋姮也提到从越南姊妹的Facebook和TikTok动态就可以完全掌握电影多受欢迎：“很多台湾的越南姊妹看完后，都会在脸书或TikTok发文，分享电影里的经典台词。”

比起台湾宣传手段，当然还是一千多里以外的越南名人对在台越南人的影响力更大。

在台越南人仰赖网路社群交换讯息的特殊生态，甚至抢救了这部电影一度存在的票房危机：

“依以前做其他电影的经验，第一周如果已经像《再爱一次》冲出那种大爆满的状况， 第二周加开场次应该票房更会冲更高，结果这没有发生。第二周数字就完全掉下来了 。我们因此一直在推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结论是他们以前很少在台湾看电影，不熟悉台湾电影院的作法。所以发布每周放映场次表的时候，有些人看到上面只有一周的场次就误以为真的只演一周，所以通通挤到第一周冲去看。”陈振荧说。

由于使用语言不同，即使同在Facebook平台，台湾人和越南人也都自成一国，很难互相重叠。所以台湾发行商传影互动即便在自己的粉丝专页发多少贴文、下多少广告提醒大家，可能都无法让在台越南人得知还有第二周、第三周可看。最后他们灵机一动，把脑筋动到远在越南的导演黄镇城身上：

“我们就透过越南的CJ ENM HK那边，去跟导演黄镇城解释这个状况，然后拜托导演赶快在社群上发文提醒大家。”陈振荧表示比起台湾宣传手段，当然还是一千多里以外的越南名人对在台越南人的影响力更大。

“有更多越南电影在台湾上映当然是很棒的事。这一次很多越南朋友都是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越南电影，很难有机会在国外看到自己国家的电影。”

文化娱乐多数仰赖自力救济

对于更多越南电影引入台湾，目前在台教授越南语的阮秋姮表示乐见其成：

“有更多越南电影在台湾上映当然是很棒的事。这一次很多越南朋友都是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越南电影，很难有机会在国外看到自己国家的电影。”

阮秋姮同时也许愿能够在台湾看到更多电影或电视剧配上越南字幕，来服务学中文的越南人，她说因儿时在越南也是要看台湾的电视剧学中文， 比如《还珠格格》和《流星花园》。后来来台湾学中文，也会有些越南学长学姐自己翻译的中文作品可以看。很可惜是这些现在都少了，而用大陆剧学中文的越南人更多了。

“能有更多上越南字幕的电影或电视剧也很重要。之前有一部新住民议题的电影叫做《徘徊年代》，发行DVD时很多越南人就会问有没有越南字幕。大爱电视台之前有部以新住民为主角的电视剧《飘洋过海来爱你》就很受欢迎，从TikTok上就可以看出很多越南人看。但可能因为版权因素，YouTube上找不到，不在台湾的越南人就无法看到。”阮秋姮说。

台湾夫婿John则补充说让越南电影进入台湾人的视野是有意义的： “台湾观众可以透过越南电影看到很多越南生活细节，因此更认识这个国家和民众。”

影视剧以外，在台外籍移工的文化需求从来大量存在，移工自己也有自己的应对。李岳轩因为长期报导移工议题，而自称是参加过最多场移工选美活动的台湾人。在台湾，原来除了菲律宾移工最热衷的选美活动，还有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移工自组的足球联盟。而李岳轩两个月前，才刚刚在台中参加了移工自办的Rap Battle饶舌对战比赛，而且他们还自掏腰包从母国菲律宾请来原本就很有名的饶舌名人来台湾加入一场不在台湾人视野中的饶舌盛会。

“英文是菲律宾官方语言之一，菲律宾移工还比较容易用英文融入台湾社会。但对越南和印尼移工来说，不只是电影院，很多台湾娱乐和文化场馆都是很不容易进去的。”

其实，政府约二十年前已经设立了一个10亿台币规模的新住民发展基金（2005年成立外籍配偶照顾辅导基金，2015年修正基金名称为“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范围涵盖了文化推广的项目。对新住民来说，为了符合补助资格必须登记成立组织才能提出申请。但比起多数已取得国籍身份的新住民，完全在政策涵盖范围之外的外籍移工，则只能仰赖自力自助。以前面提到的菲律宾移工自己策划的Rap Battle活动为例，虽然有入场费每人300元收入，还是抵不够当天场租和邀请表演者的费用，让热血的主办人赔了一点钱。

“英文是菲律宾官方语言之一，菲律宾移工还比较容易用英文融入台湾社会。但对越南和印尼移工来说，不只是电影院，很多台湾娱乐和文化场馆都是很不容易进去的”，李岳轩说。

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所属的三个场馆为例，一直以来都依然是以特定专场活动的邀请方式，有限度地服务新住民，比如国家歌剧院的“开门计划”和国家两厅院的“圆梦计划”。但这类日常演出活动对于语言不通的外籍移工来说，要进场参与仍旧是难上加难。

台湾的金曲奖已经连续好几年讨论，提醒社会目前针对台语、客语、原住民等语言分类的给奖方式，是否排除了人数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新住民之子，甚至在台移工的其他语言创作。

除了台下“参与”机会之外，还有另一种“参与”是在舞台之上，也牵涉到台湾文化机制的开放程度。台湾的金曲奖已经连续好几年存在讨论声量，提醒社会目前针对台语、客语、原住民等语言分类的给奖方式，是否排除了人数越来越多的新住民、新住民之子，甚至在台移工的其他语言创作，比如母亲是越南人、父亲是台湾人的饶舌歌手桃子A1J。

对台湾民众来说，这场隐形的《再爱一次》旋风无异一扇窗户，让人得以窥见那些少存在于大众视野内的移工和新住民群体文化消费的大略样貌：就像他们在越南小吃店吃东西，在印尼同乡的足球联盟里踢球，在菲律宾人的Rap Battle里对战一样，他们也看了一场和台湾人不一样的电影，并因为这些电影情节与对白而哭、而笑。

或许未来，这种存在于台湾的平行世界，在某些人努力之下，也可能逐渐产生交集。李岳轩特别点名国立台湾博物馆研究助理袁绪文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很多移工和新住民组织的活动现场，甚至曾被邀请担任菲律宾移工选美活动的评审。她个人对共融议题的热情投入，使得台博馆在台湾各场馆中特别突出，他们招募了来自各国的新住民去博物馆里当志工，以服务不同语言的参观者，并尽可能把移工和新住民带进来博物馆这个大家庭，或许这些都是共融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