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福建女子，“出来”之后

哪里好？
国内好。
那为什么要出来？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还会回去吗？
不会。
这一切值得吗？
……

陈记

多伦多的冬天漫长。4点半左右，太阳落山，天色逐渐暗了下去。不一会儿，整座城市就被雾茫茫的夜色笼罩。

在陈记，夜晚来临的感觉并不明显。陈记是一家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中餐馆，正对主路，位置绝佳。前厅摆着将近30张大小不一的桌子，最多可以坐下一百多位客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元旦、春节到圣诞节，陈记雷打不动地从早上开到凌晨，餐牌上的数百个菜品不分时段地全部供应。

无论何时，只要你推开陈记那两扇厚重的玻璃门，都会受到企台们热情的欢迎——“几位？”“这里坐！”“来壶茶！”“菜单我有！”——嘹亮的呼号声此起彼伏，从前台一直传到后厅。在你走进去的几步路工夫，企台们相互配合，眼明手快，迅速在桌子上摆好符合人数的餐具、菜单，以及一壶滚烫的新茶。

企台是广东话中服务员的意思。在北美，餐馆的服务员都被称为企台。2023年9月，落地加拿大整整一年的那天，我成为了陈记十多名企台中的一员。这份工作与我的教育背景不太相符，但它是我的老乡们的主流选择之一——我来自福建，中国大陆最大的移民出口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从我们的老家出发，前往世界上各个国家。大部分去了美国，也有一些来到了加拿大。陈记的企台同事大部分都是与我一样出身福建的女性，年纪比我稍大，在35至50岁之间。她们来到加拿大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来了以后就开始做企台，偶尔辗转不同餐馆，大部分人都会一直这样工作到退休。

下午5点，我们开始为晚餐时段做准备。被提前预订的大桌按照人数摆好了杯盘碗筷，菜单半打开着放在中间的转盘上。水池里泡着的玻璃杯和瓷杯都被捞起来冲洗，一部分摆进橱柜、抽屉，另一部分直接放在沏咖啡和奶茶的台面上备用。外卖的订单急剧增加，后厨出餐台上的外卖盒一摞摞送到前台，自提的客人和外卖员在门口黑压压地围成一片。来吃饭的客人要从那黑压压的人群中拨出一条通路来，等待我们指引位置——这件事是我不被允许干的。在忙碌的时段，分配位置的权力属于前台，而我要做的就是收桌子、收桌子、收桌子。老板再三强调：“收了桌子，有了空位，才有生意做。”

梅姐两手端着三盘菜在大厅里穿行。她稳稳地将右手上的那一盘放在客人桌上，又将左手腕上搭着的换到右手，再逐一端上转盘，在这个过程中，她依次并报出菜名向客人确认——估摸着是华人的，她通常用粤语；如果对方面露迷茫，立马切换普通话；对剩下的人一律用英语。梅姐的粤语和英语都不标准，普通话也带有明显的福建口音，但胜在流利、坦然和懂得变通，她与所有客人说说笑笑、沟通自如。上完了一桌，几米之外另一桌有人举起手来，梅姐喊着“康命康命（coming coming）”就去落单了。

几乎踩着下午5点整，Cindy从门口的人群中挤了进来。她略皱着眉头，一副厌倦的表情，一路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快步走向后厨。后厨的出餐台上摆满了等待出餐的热菜，她闪到一边，快速地将外套脱下，装进塑料袋，胡乱压一压，便塞进狭窄的边柜。企台同事们来来往往地忙碌着，刚端出去三盘，台面上转眼又多出几盒需要打包的外卖。厨师们生怕饭菜放凉了，不耐烦地按着催促铃——叮叮！叮叮！叮叮！Cindy在刺耳的铃声中整理好她的胸牌，又拂了拂工作服，顺手抄起台面上的一小叠塑料盖子，熟练地盖起了外卖盒，不一会儿便摞着五六盒从后厨走了出来。Cindy的晚班开始了。

而我？我的工作就是推餐车、收盘子、擦桌子。客人盘子一空，我就立马收走；客人一打完包，我就把剩饭剩菜全倒进泔水盆。除了收拾以外，我还得应对周围的客人提出的各种要求——端冰水、拿辣油，或是为他们冷掉的茶壶再添上热水。每到这时，我就只好将餐车暂时推到一旁，小跑着去做这些事。最令我头大的是点单——点单只能找那些腰间佩戴着iPad的同事，让她们在系统里点单，我没有这个资格。每当客人要我点单，我就开始左顾右盼，在客人逐渐困惑的神情中，紧急寻找一个能帮我救场的人——某一天，Cindy经过我身边，我连忙拉住她，混乱中也顾不上语言：“姐，呢度帮我order下！”

Cindy一怔，将我的手甩开，往后退了几步，不大耐烦地挥着手说：“别找我！别找我！我不能点单！你找别人去！”这时，我才注意到Cindy的腰间和我一样空空荡荡：原来，她也是没有资格点单的人。我们俩一时僵持在客人面前。梅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边的异状，连连喊着“康命康命”就过来了。到了跟前，她一边附身询问客人，一边从腰间的口袋拿出iPad，她的目光似乎全在客人身上，但她又空出一只手来，拉了拉旁边的餐车，又拍了拍我。她的意思是，别停下来，继续收。

就这样一直收到6点。来吃晚餐的客人越来越多，晚班的同事也都来了。老板让我下班。我满脸喜色走到后厨，从橱柜里Cindy的外套旁边拿出我的外套。外面不知何时已经下起了雨夹雪，我庆幸自己穿的是带帽子的防寒棉服。

晚上6点，我离开陈记。这是Cindy上班的第一个小时，她还要再上7或8个小时，直到陈记打烊。这是梅姐上班的第7个小时，她还要再上3到4个小时——如果可以，她希望能上得更长。

出来

在陈记，我经常听她们谈论“出来”。“出来”指的就是离开家乡、来到加拿大。所有人都清楚地记得自己“出来”的情形——以“出来”的时间点为界，她们的人生被精确地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片段。

2001年，26岁的梅姐从福州“出来”。当时，她刚结婚一两年，丈夫顺利申请到了加拿大的技术移民。那会儿她常听人家说，“加拿大，大家拿”，“就是说遍地都是黄金，大家都可以来拿”。她不知道这个说法有几分真、几分假，但在她眼里，丈夫懂IT、懂英语，他们一家子是正儿八经申请到的技术移民，和那些通过心照不宣的途径才能出来的老乡是不一样的。于是，他们俩双双辞去事业单位的工作，卡着登陆的时间窗口，抱着刚出生几个月、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一家三口急匆匆地来到了多伦多。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出国。她对这个未知的世界没有任何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做什么，但无论如何，“加拿大总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地”。她愿意朝美好的方向去想。

13年后，2014年，Cindy在马来西亚登上了前往多伦多的航班。和梅姐一样，出发时，她的身边也有丈夫，还带着一个仅有两岁、不停哭闹的女儿。Cindy当时的丈夫是一个拥有加拿大国籍的马来西亚华裔——为了能离开福州，她同意嫁给这个没见过几次面的男人，结果光是“出来”就花了7年。这7年，她呆在福州或马来西亚，从20多岁呆到了30出头，丈夫则一直在多伦多，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最初申请加拿大签证时，她被怀疑是假结婚——根据她掌握的经验，一旦被怀疑假结婚，同样的条件下再申请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们索性生了个孩子。有了这个女儿，就像有了一个坚实的证据，她才得到了签证，得以来到多伦多和丈夫团圆。当时，怀孕生子的疲惫和抑郁正笼罩在她的头顶，她渴望新的生活能为她驱散这片阴霾。

又过了8年，2022年，我和我的男朋友分别从福州和北京出发，来到香港机场会合。在天气即将转冷的时节，带着一只全程喵喵叫的三岁小猫，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漫长航程，我们也在多伦多落脚了。和梅姐、Cindy不同，来加拿大，拿主意的是我，拿签证的也是我，男朋友——为了来加拿大，他成了我的common law partner——用Cindy打趣的话说，是被我“拐”来的。到达加拿大，对我而言是崩溃的结束：在这之前的大半年，我每天给全世界各地的加拿大使馆发送声泪俱下的求情信，催促着仿佛永远也下不来的工作签证；但对我男朋友而言，这却是崩溃的开始：几乎在从多伦多机场出来的那一秒，他就意识到这座城市与他在国内熟悉的一切有着永恒的隔阂。

我在陈记打工时认识了梅姐和Cindy。我们三个都是土生土长的福建女人，也都是成年以后才来到加拿大的一代移民，我们是如此相似；我们三个分别出生在70、80和90年代，出身的家庭和受教育背景相差甚远，来多伦多的时间也差着10年左右，我们是如此不同。在各自生命的某个节点上，我们出于不同的理由，做出了类似的选择，这些选择使我们最终相遇。

我很想知道，梅姐和Cindy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诸多决定？不同的代际和时代给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这些印记如何塑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当我向梅姐和Cindy提出采访时，她们并不抗拒我的接近，只是，她们认为自己的故事毫无价值——有点儿曲折，有点儿难熬，整体上普通平凡，“和周围所有人都一样”。她们不知道这样的故事为什么要特地问明白、写出来、给人知道。

“都是一些很惨很惨的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你也要听吗？”梅姐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采我都是白采的。”在她家的厨房聊了三个小时后，Cindy眼睛通红，整张脸一点一点地埋进臂弯，“最终啥都没有。”

我从小在爸妈口中听过不少身边的移民故事。那些故事——现在想来也是道听途说、真假掺半——无一不符合好莱坞电影的经典三段论：起初总是异常辛苦，为了身份，为了生计，为了养活老家的一大家子，一路上挨过多少艰难险阻，但只要想方设法挺过去，主人公们就能落地生根，“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从我们生活在老家的人的视角来看，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美金从海外寄回来，惹得人眼红。“一人偷渡，全家致富”，这就是我们福建人的童话故事。

直到来到加拿大，我才意识到：童话故事的结尾处，才是真实生活的开始。

选择

如今，Cindy回想起来，她的不幸似乎从决定结婚时就开始了。

Cindy的丈夫——准确来说，是前夫，以及Cindy口中以女儿来称呼的“她爸”——是马来西亚华人，比她整整大10岁，90年代就已经移民多伦多。老家亲戚介绍他们认识的时候，Cindy正处在人生低谷：她在福州市长乐区出生长大，长乐靠海，以偷渡闻名，是北美华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在长乐，有点门路的青壮年不是移民就是做生意，而家境普通、读到初中就辍学Cindy哪条路都走不通。辍学后，Cindy在当地的纺织厂和餐厅打工，混到20出头，她花几千块钱在服装街盘下了一间店铺，学别人做起了服装生意。但生意很快就黄了。

结婚，是当时Cindy能想到、能够得着的，改变自身处境的唯一门路。她已经二十五六，“早晚要结婚”，见了个面，看对方也“蛮实在的”，又是个海外华侨，承诺能带她出国，就同意嫁了。婚礼在马来西亚和福州各举办了一次，办完婚礼，她的新婚丈夫就回到了多伦多，开始办理让她能够“出来”的手续。从那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分居两地。

“爱情，什么爱情？”多年以后，Cindy在我面前嗤笑自己当年的决定，“一个东一个西，哪里会有爱情？”

她原本计划去了多伦多以后再考虑生小孩的事。然而，签证被拒，她不得不将要小孩的计划提前。怀孕以后，这场婚姻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噩梦。她搬到了马来西亚丈夫家里，丈夫回多伦多去了，她跟丈夫一家子一起住。在那个家里，她住不惯、吃不惯、语言也不通，经常受婆婆的气，“水果不让吃，花菜不让吃，芹菜不让吃”。问就是“对小孩不好”。

怀孕期间，她非但没有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反而感到一切都被控制了——她的身体，她的饮食，她的喜怒哀乐，她所在意的每一个生活中的细节——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没有情感联系的夫家，全部被人控制了，就连定期上医院检查身体也要丈夫的家人带着一起去。马来西亚人会说中文，她说，平常也说中文，但到了医院和商场这种地方，“他们忽然就不会了”，开始讲起英文来。关于她自己的身体，关于她身体里的小孩，医生只与她丈夫的家人对话；她一个字也听不懂。

现在想起来，这场婚姻从头到尾都是稀里糊涂的。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所以选择跟刚认识不久的人结婚；为了能顺利前往完全未知的新国家，所以选择跟婚后从来没有真正一起生活过的丈夫怀孕生子。她告诉我，她在怀孕时就已经抑郁了，在抑郁中度过怀胎十月，在抑郁中生下女儿，在抑郁中独自把女儿养到两岁，直到获得那来之不易的入境许可——然而，她的抑郁在刚来多伦多时达到了顶峰，“看到地铁经过，我就想往下跳”，她对我笑着说。

比起Cindy，梅姐的幸运之处或许在于，她选择了爱情——而爱情也恰好没有辜负她。20多年后的梅姐仍然会在放饭时和同事们分享当年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故事：当时她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有两个男生供她选择，一个模样和条件都不错，跟她年纪一样大，深得她妈妈的欢心；而另一个男生黑、瘦、个子不高、年纪比她大6岁，长相只能说是老实，“说不好听的，跟农民伯伯一样”。但偏偏是这个男生使她心动。他追求她时写的卡片，她二十多年后在所有同事面前一字一字地念出：“天真可爱的女孩，使世界丰富多彩。”同事们连连称羡，她的神情愈发自豪，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

后来的故事水到渠成。她听从了自己的心意，坚定地选择了不被看好的那一位，一度甚至违背父母之命，跟他私奔到北京。她本想一直逃避，但丈夫坚定地带着她去见她父母，请求祝福。她因此觉得这个男人负责任、有担当，值得托付终身。所以，当她的丈夫申请到移民签证，向她描绘出去以后共同奋斗的美好生活时，她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在电力单位的稳定工作，选择跟从。

一开始，和梅姐想象中一样，加拿大的确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地——但也仅仅是可以容身。她和丈夫带着仅有几个月大的儿子，一家三口住在多伦多郊外一栋独立屋的地下室，和另外一家三口合租。那家人租得比他们早几个月，有自己的房间和像样的家具；他们来得晚，只能住在客厅，勉强拉个门帘，睡在从国内带来的一床被子上。后来他们跟附近的教会搞好了关系，周围的居民要丢掉什么东西，他们就赶紧去看——这样，他们“捡”来了自己的第一张小床，腾给了儿子睡；不久以后甚至还“捡”到了一台不错的电视。梅姐至今也记得当时的兴奋。

然而，即便省吃俭用，他们从国内带来的积蓄还是逐渐耗尽。年幼的儿子必须由梅姐寸步不离地照顾；负责赚钱的丈夫也很快意识到现实的残酷：虽然他学IT、懂英文、拿的是上岸即永居的签证，这个条件已经远超大部分国内来的移民，但他仍然找不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他只能去餐馆打工，但赚来的钱不足以维持一家三口基本的生活。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梅姐和丈夫商量：就算千不舍、万不舍，也必须先把儿子送回老家，由她妈妈照顾几年。等到他们在新的国家建立起生活基础，再把儿子接回。由于心疼机票钱，梅姐只得独自一人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回了老家，将儿子交给妈妈，又只身回到了多伦多。被迫和儿子分别，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为了能早日在多伦多扎根，也为了能与儿子团圆，梅姐一心一意地找工作。她不懂英文，也没有技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就每天钻研报纸上的小广告，一有合适的机会，她就循着地图去“进攻”。

“进攻”

梅姐最初的“进攻”全都以失败告终。

她找过工厂里车衣服的工作，人家让她交钱当学费，她交了，但人家“一下都没教”，只是把东西丢给她做，“做坏了还挨批评”。她也给人照看过孩子，那孩子“太不听话，太难管”，又不能像管自己孩子那样管——自己的孩子远在万里之外，想管也管不着。那户人家还要求她住家，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她来这边以后从来没有跟丈夫分开这么久，丈夫把她送去工作，两人分别的时候她哭了起来。这份工作她也没能干下去。

再后来，梅姐的丈夫开始在超市打工，她也去同一间超市做包装的活儿，她认为自己已经很努力去做、做得也蛮好的，但超市的老板娘总挑她的毛病，后来还说她“做这行真不行”。她又一次失业了。

刚来的那段时间，梅姐哭过好几次。她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她辞去的那份电力单位的工作，三班倒，上五六天，连休七天——休息的日子里，她和老公在市场买菜，手挽着手回家做饭，生活是那么简单、那么轻松。而如今她只能跟老公窝在地下室，睡在捡来的床上，看着捡来的电视，而儿子——她最在乎和儿子度过的时间，坚持孩子一定要亲自来带——也被送回了国内。只有他们真正落脚了、安稳了，儿子才能回来；可那是哪一天呢？她还要再等多久？

她几乎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我在中国生活那么好，来了这边这么不如意、这么痛苦，为什么要出来？”

多年以后，当我来到陈记，和梅姐成为同事时，她已经在这家餐馆干了四五年。四五年在陈记不算久，但梅姐的能力在一众企台中分外出挑。她把菜单上几百样食物记得滚瓜烂熟，能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跟客人无障碍交流；她用最快速度将勺子或叉子分别插进不同的菜里，出餐时两手各端起一盘，左手手腕上还能再搭一盘；她眼里永远有活儿，永远机敏地观察着场上的局势，判断自己接下来应该收桌、端菜还是洗抹布；老板通常坐在最靠前的桌子上，吃东西、打电话、算账、监督四周，我总是能避就避，但梅姐丝毫不惧，自然地迎上去——她知道什么时候经过老板身边可以说笑，什么时候不能；她知道应该怎么说笑。

从第一天上班，梅姐就成了我的靠山。比起其他企台同事，梅姐对我格外关照，不但手把手教我做这做那，还总是热情地跟我分享后厨多余的食物、从家里带来的餐后水果、其他同事留的零食，还有各种能够工作得更加舒服一些的秘诀。

后来她告诉我，打从第一眼看到我，她就觉得我长得像她刚入读多伦多大学的大女儿，“笑眯眯的，做事情斯斯文文”，所以她心生爱怜，像照顾女儿一样照顾着我；但她也提醒我，“做事斯文”，在餐馆不是一个被推崇的品质。在陈记，企台需要的是快、准、狠，甚至粗鲁一点儿更能得到老板的赏识。梅姐常常留神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一旦我有所疏忽——比方说，在洗杯子和抹布的地方花了太长时间，客人来了没有及时端上茶水、送上菜单——她就赶紧把我拉到一边，凑着我的耳朵说：不能再这样，“老板会骂”。

讨老板欢心是在陈记生存的关键。梅姐深谙陈记的“权力”的体系：有资格下单的企台比没资格的更有权力；工时长的比工时短的更有权力；full time的比part time更有权力；夜班的比白班的更有权力；而老板自然是一切权力的核心。虽然不会摆在面上，但人人都知道，想在这里干得长，首先要尊重权力更高的人，其次要为自己挣得权力。

在陈记，工时的多少是权力的最直接体现，“工时代表着老板的认可”，同样也是老板调度人事的较为含蓄的手段。“生意好，客人多，你又干得不错的话，老板就会多留你一会儿。”梅姐说，“你要是干得不好，老板也不赶你，就是不给你安排时间，你久而久之赚不到钱，也就自己走了。”

梅姐在陈记的企台中年纪偏大，但她几乎是所有人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她一周工作六天，早上10点半或11点来上班，晚上10点左右才走，每周工作时间能达到65小时。餐馆的人向来不把“标准工时”在心上，但企台需要不停地说话、走动、收拾、刷洗杯子和抹布，还要打起精神观察四周。对大部分人来说，每周五六天班，上足50个小时就精疲力尽了。梅姐坚持上，上到最后，“声音都哑了，说不出话来，脚也走不动路了”。

但辛苦会得到回报。每周末，陈记会发放前一周的薪水，20元一张的加币塞进每个写有名字的信封，橡皮筋捆成一捆，放在前台的抽屉里。周日下班时每个人自己去拿。我通常下班最早，得翻过所有鼓鼓囊囊的信封，拿出压在最下面、最薄的一个。

梅姐的信封总是特别厚，我大致算了算，梅姐一周的收入甚至比加拿大普通白领还要高得多。而梅姐的老公，在度过了最初艰难的一两年后，去多伦多当地的college重新读书，拿到了一个IT相关的文凭。凭借着这个本地的新学历，他顺利获得了一份在本地银行的IT支持部门的工作，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十多年，到今天也有不错的收入。

两份薪水加起来，使得梅姐和老公能较为轻松地供养三个子女，并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他们从租的地下室搬了出来，搬进了位于市区的公寓；几年后，他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公寓；又过了几年，孩子们都大了，他们又置换了一套同样位于市中心的联排别墅——这种住宅基本上是加拿大典型中产的标准配置。

这两年，儿子刚毕业工作，梅姐和老公为他付了一间公寓的首付——这间公寓同样在市中心，位于他们家和儿子公司的中间，无论去哪儿都很方便。等两个女儿工作了，她也打算为她们各付一个首付，但现在还不用太着急。最近梅姐逐渐把生活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想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把买来将近10年的自家房子好好装修装修。

咬牙

在陈记工作时，Cindy经常听到梅姐在跟人说自己家装修的事。据Cindy的印象，梅姐的口气半是诉苦，半是夸耀，说装修要花不少钱，所以她才拼了老命地工作。Cindy今年40出头，比梅姐小个六七岁，这两年她在工作中感到越来越吃力。“40多岁的人了，总有不行的时候。”她猜想，别看梅姐风风火火的，好像什么也摧毁不了她，但她的身体一定也与自己的一样，像一台零件逐渐老化、大小毛病不断的机器，“都是咬着牙在做”。

2023年9月，几乎跟我同一时间，Cindy也来到陈记上班。在多伦多这10年，她辗转于各家中餐馆，企台经验同样丰富，干起活儿来未必不如梅姐。跟梅姐一样，Cindy每周也上六天，上的是晚班，通常是晚上5点开始，一直干到凌晨打烊为止。按梅姐的权力论，晚班其实是更有power的——但Cindy非但没有power，还担心自己连现在的工时都保不住。

增加工时是有门道的。Cindy毫不客气地指出，梅姐之所以能赚那么多钱，就是因为精于这种门道。“你觉得她下班舍得走吗？”她说，梅姐最擅长讨老板欢心，时薪也是最高的，“别看她整天喊累的”，真到了老板要点几个人收工的时候，梅姐吓得直接躲起来。“老板看不到你，不就忘了叫你下班吗？”

Cindy当然也想增加工时——她从上一家工作的餐馆跳槽到陈记来，就是因为陈记两班倒、中间没有闭店休息，能够给她最长的工时。但Cindy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她至今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英文。这在她之前工作的餐馆还能勉强应付，但在陈记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像陈记这样开在市中心的知名中餐馆，每天要接待不少西人，数量约占全体客人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人，对英文流利的梅姐来说就像普通客人一样接待，但对Cindy来说无异于洪水猛兽。从过去工作的餐馆到陈记，每当遇到说英文的客人，Cindy就怯了。她把客人丢给同事，自己“躲得远远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Cindy在陈记迟迟没能获得那一台能够别在腰间的、属于她的iPad。

前两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所有餐馆都停业，Cindy一时间没有了收入，她开始尝试另一份更为自由、且不怎么需要说话的工作：跑外卖。她日常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电动车，她便骑着这辆车跑了起来。当时，全职跑外卖的时薪比企台高出不少，如果把心一横，两个平台一起跑——她称为“双开”，每月甚至能突破一万加元。但她心里也清楚，一万加元要冒得风险实在太高，为了能准时送达，车流和车流之间，再狭窄的缝隙她也敢钻；小汽车追在她屁股后面，她也丝毫不让道。就这样玩命骑，偶尔还是会超时，而且还容易在拥挤的市区发生交通意外。她有一次经过一辆小汽车，结果汽车副驾驶的车门忽然打开了，她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跑外卖的好景不长。最近半年外卖单价显著下降，原本“一单6块多都嫌少”，现在一些单居然才3块多，“等于过去送一单，现在要送两单”。以前送三个小时能拿到100块加元（约人民币530，港币576，新台币2360）到120块，“双开”能达到150块，而如今——她把送外卖的后台软件给我看，指着顶部的一个数字，“跑了4个小时，才跑75块”。眼看跑外卖的时薪逐渐落后于餐馆，Cindy不得已才又找了陈记的工作。现在，她每周六天是这样度过的：上午，她先把女儿送去学校，跑三个小时外卖；下午，她接上女儿，送回家，给女儿准备晚饭，自己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临近5点，她从家步行10分钟到陈记，然后埋头干活，再回到家已经是两三点。每周唯一不用去陈记的日子，她跑外卖跑足全天。

Cindy和梅姐不同。她打两份工，但时薪都不高，加起来也不如梅姐干一份工赚得多。她没有一个能为她分担生活开销的伴侣，离婚后丈夫从家里搬出，每个月只给她1000刀的赡养费。前两年，多伦多房价暴涨，她在恐慌情绪下买了房，一套两室一厅的精装公寓，并且把它租了出去——后来贷款利率不断走高，房贷飙升至每个月5000多刀，租金只能cover其中的一半多；而她和女儿，以及后来来投靠她的妈妈、弟媳、侄子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这份租金也是要交的。

她掰着指头给我一个一个地算：她每月挣来的辛苦钱，除了基本的生活支出，还要还房贷、还之前买房时从朋友那借来的钱、付逐年上涨的房租、付女儿的补习班等等。虽然妈妈和弟媳都在超市里各有工作，但有些意外的账单也需要她付。我帮她看过一笔不知从何而来的30多刀的支出，最后发现是她妈妈的电话账单，绑了她的银行卡。

生活当然是辛苦的，但Cindy也认。Cindy认为，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学历、条件，寻找自己生活的路子。“像我们这样没啥知识的人都可以赚这么多，就是愿不愿意吃这份苦，是吧？”但她也痛恨自己吃不了学习的苦，学不会英文和广东话——如果能过语言关，她觉得自己在陈记也可以赚得像梅姐一样多。但现在，她提心吊胆，隐隐觉得自己马上要被陈记淘汰。

我拜访过Cindy的家。那个家是她10年前来多伦多时从开超市的福州老乡那儿租来的，在一栋陈旧的独立屋的二层，狭长漆黑、贴满瓷砖的过道左右，分布着房间、厨房和厕所，我们聊天时就坐在厨房的小桌板边上。在那个小桌板上，Cindy把手机伸到我面前，给我看她在抖音上发的、她那间精装公寓招租广告。那实在是非常漂亮的公寓——考究的深色木地板，现代简约的装修，大大的落地窗外就是整片湖景。看着这些照片，她有时也会为自己陷入的境况感到恍惚：这是属于她的房子吗？如果是她的房子，为何她和女儿没能住进去？如果不是她的，为何她每个月都被银行贷款压得喘不上气？

Cindy害怕丢掉陈记的工作，但为了在陈记留下来，她早晚要学会英语。不需要说得有多么标准，但至少要像梅姐一样能记住英语的菜单，跟说英语的客人也能从容大方地交谈。但英语的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解决？当年初来乍到的劲头都没能让她学会，如今人一天天变老了，心气也一天天瘪下去。对于Cindy来说，英语就像一座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大山，横亘在她与许多本可以属于她的事物之间。可是翻过那座山何其困难，她已经逐渐分不清：构成那座大山的，究竟是英语本身，还是她十年来日积月累的畏避。

她不想就这么放弃，拿了陈记的菜单回家学。菜单是中英双语的，她得拿翻译器一个一个去翻，一个一个去死记硬背。但从陈记下班回来都已经凌晨两三点，她太困了，“翻不了几个就不行了”。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个逐渐下行的漩涡。要想保住陈记的工作，就得狠下心来，老老实实花时间、花精神去学习；但真要有这额外的时间和精神，她宁可多送点外卖，多挣点儿能牢牢握在手里的钱；可她也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陈记不可能永远等着她。

她想不通：日子怎么就过成了这样？

弃儿

在陈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压方法。年轻一点儿的，我经常听他们在唱歌——在口罩的遮掩下，再加上餐馆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嘈杂，用正常音量唱歌也未必有人能听见。年纪大一点儿的，就纯靠动嘴皮子来打发时间，像我这样的新人，又是年轻女孩，就是经常被逗弄的对象：妹，你来了？妹，你几岁了？妹，你哪里人？妹，你一个福州人怎么会说广东话？

所有问题中，最难应付的是：“妹，国内好还是加拿大好？”

我回答不了。如果是刚来的那一两个月，我一定会说“加拿大好”；但两个月后，半年后，乃至一年后，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越来越长，这期间怎么会只有好事呢？我在这里体会到的悲伤和困顿更多，而价值感、意义感、自我实现，这些东西对目前的我来说还太奢侈。我只知道，无论我多么怀念曾经的生活，故乡是绝对不能回返的——这条底线，我需要咬紧牙关才能坚持住。我猜想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想要得到什么回答，我想，她们既然人都在这儿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回去，那自然是觉得加拿大好。

为着融入集体的目的，我说：“加拿大好。”

结果她们的反应全都是——大失所望。“咳！”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干呕般的叹息，她们都朝我拨浪鼓般地摇头，“你怎么会觉得加拿大好？”

“那你觉得国内好？”

“当然是国内好。”

“那你为什么要来？”

“我们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假思索。有一天放饭时，我和一个在后厨工作的大姐一起坐着，她说她多年前坐月子时受了凉，哪怕在热气腾腾的后厨也觉得冷。入冬以后，她每天都换着戴不同花色的针织帽，有时还在工作服里塞进厚厚的棉服。谈到这个话题，她又是叹息，又是摇头，把两边的袖子往上一卷，瞪着眼睛，操着浓重的福州腔慨然补充道：“我们是祖国的弃子——是弃子！”

“什么弃子？”一旁的大哥撇撇嘴，用同样浓厚的福州腔反驳道，“是你抛弃了祖国。”

我后来才明白那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国内好还是加拿大好？国内好，永远都是国内好。只是她们在国内实在无路可走，加拿大虽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也算是一条被无数老乡验证过可行的路。这些都是她们的共识。同样都是进餐馆、进厂、送外卖，同样都是远超标准的工作时间，同样都是挣辛苦钱，在多伦多挣到的是老家的五倍、十倍，甚至更多。该怎么选择是不言自明的。

她们大多出身福州周边的农村，家里都有兄弟姐妹——通常是弟弟。像梅姐和Cindy这样通过合法签证出来的很少，大多数人还是花钱解决。来加拿大通常比去美国要容易，我大部分的同事都是靠着半真半假的身份和签证，以寻常的方式入境的。比方说，蛇头为她们办理好当地学校的学签，一群十八九岁长着娃娃脸的女孩，叽叽喳喳坐着同一班飞机来了，很顺利就入了境——当然，签证上的学校她们并不会真正去读。确认她们安全抵达后，家乡的亲人会把剩余的钱付给蛇头。在新的国家，新的城市，她们原地解散，各凭本事去讨生活了。

送谁出去，对大部分福建家庭来说是个需要仔细权衡的问题。毕竟送一个孩子出去要花几万至十几万人民币不等，2000年出头，这笔钱足以将一个农村家庭剥得干干净净。付出这样的代价，家里自然希望得到同等乃至超额的回报——但送哪个孩子出去才最稳当？我的同事们告诉我，各地的“习俗”有所不同。有的地方不愿意送女孩，因为担心女孩一出去、一嫁人、过上了好日子，就不再惦记家里；但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有的地方更乐意送女孩：女孩嫁人的彩礼通常有五六万加元，这笔钱不但能完全填补送女孩出国的费用，还能剩下好些，是一笔不会吃亏的投资。

女孩们寄回去的钱养活了农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弟妹们长大了，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多半也会沿着同样的路径来到这里，住进姐姐的家里或附近，靠着姐姐的关系找到一份类似的工作。她们的父母也有可能来——一般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失去生活来源后，母亲会从子女中寻找一个依靠。如果她们混得好，住上了大房子，母亲就可以在她们的家里享享清福，比如梅姐过几个月就准备接她妈妈过来，和他们同住；如果她们混得一般，母亲在这里也得继续打工——就像Cindy的妈妈，来了以后也没闲着，马上就捡了附近超市里最脏最累的活儿干。

我在陈记认识的人里，虽然大部分都是福州人，说福州话，但实际上都是来自福州周边的乡镇，没有一个是出身福州市区的，这也与我从小到大的经验相符：只要在国内还有办法——比如说，就像我生活在福州市区的家人一样，靠着关系进体制、进国企、做点生意——不但不会想着出国，还会将出国视作离经叛道的选择，既不安分，也不孝顺。

所以，虽然同样都选择了“出来”，但唯有我的选择令我的同事们感到费解。我出身城市，又在香港受过大学教育，毕业以后还去了北京工作——她们一致认为，我在国内的情况远没有到非走不可的地步，我不是“祖国的弃子”，反而是可造之材。然而，我这一路以来的所有选择没有一个不令她们困惑：我说我在香港读了大学，她们问读的什么，我说政治学——这个答案立马引发了一阵摸不着头脑的干笑；她们又问我在北京做什么，我说我做了三年记者——大家纷纷倒抽一口冷气：在桌上吃饭的所有人中，没有人认识过任何一个记者，这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一个不存在也不能想象的职业。一旁的梅姐跟我感情最好，她的大儿子读商科，大女儿读工程，小女儿志在学医——梅姐又是笑，又是叹，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对我说：“在国内好好的，为什么要过来？”

我难以解释，但心里清楚地知道，我跟她们来的原因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说到底，我们在家乡都没有出路。我们对出路的定义或许不同，她们认为吃饱穿暖、过上稍稍体面的生活便是出路；而对我来说，经济上的体面或许不难达到，但精神上的体面也是体面，对一个尚有追求的写作者来说，在国内维持精神上的体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都是赌，赌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会变好，不如赌自己来加拿大能生存、能适应、能重新找到意义。

你说，是祖国抛弃了我，还是我抛弃了祖国？

边缘人

我在YouTube上看多伦多的街景拍摄。从2000年左右，梅姐来这儿的时间，看到2010年左右，Cindy来这儿的时间。

我感觉多伦多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我来到多伦多时看到的一切，20多年前几乎都有了：电视塔，电视塔下方的体育馆；市政厅，市政厅外的溜冰场；码头，码头上停泊的船只；在路上行驶的TTC电车，车头的编号和今天一模一样；市中心最大的商场Eaton Centre和它附近的广场，一样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20年间好像只换了一套广告牌；道路两旁的商铺来来去去，但建筑的结构和样子全都保留了下来。

多伦多比我熟悉的北京和香港都更温和，它是一座没有什么脾气和性格的移民城市，我很容易就能把自己放进它所提供的生活场景。刚来的时候，就像大多数初来乍到的人一样，我上电视塔俯瞰城市全景，在市政厅门口溜过冰，乘着码头的船前往湖心岛，在夜幕降临前排队回返。后来，生活逐渐变得平稳、重复。我每天都搭乘同一路电车，总是去那几家超市，买的总是那几样东西；天天下厨，偶尔外食，外食也不过就是那几间；也开始对Eaton Centre每个季节的固定装扮感到厌倦。

所有来到这里的移民都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起床，上班，工作，下班，然后回到自己的小窝。运气好的话，比如梅姐，小窝会逐渐变成大窝；运气不好，比如Cindy，“好不容易买了个窝，自己却没住上”。

对于加拿大的新移民来说，生活的基石是两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来加拿大的签证——学签、工签或是旅游签——靠着这张签证，我们得以顺利入境；第二份文件则是加拿大的PR卡，证明我们从此可以在这里留下。获得这两份文件的办法有很多。除了梅姐的移民签证、Cindy的配偶签证、我的工作签证以外，人们——尤其是精于此道的我的福建老乡们——还钻研出了各种各样的门路。总之，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无论局势如何，只要把心一横，加拿大的新移民总能在这里混到合法的、永久的身份。

混到身份之后呢？最重要的的冒险结束了，日子逐渐安定下来。从此以后，不用担心被遣返，不用担心没钱挣，甚至不用太担心生病——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全民医疗公平地为所有人托了底。只要不沾上毒瘾、赌瘾和太多酒精，人就可以顺着自己的轨迹，一路平稳地滑向终点。

梅姐的老公有时会参与投票，但梅姐对这些不感兴趣。无论换了哪位总理、市长、议员，这跟陈记、跟陈记的梅姐有什么关系呢？梅姐眼里只有她的工作。陈记生意好，每张餐桌每天都要翻十台、二十台，梅姐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客人来了就上茶、拿餐牌、点餐；餐来了就出餐，吃完了就收拾；把桌子擦干净，摆上新的杯盘碗筷，等待下一轮的客人。

为了能在陈记留下来，梅姐起初拼了命地干，每天埋头推餐车、收桌子，抬头时天已全黑。如今她游刃有余，手上的活儿稳当又麻利，在客人间左右逢源，餐馆里总是回荡着她爽朗的笑声和不大标准的口音。时间对她来说并不难挨，一周转眼间就过去了，她每每看到我来上班，才恍然发现：“呀！又到周末了！”周末，意味着从前台的抽屉里拿到的厚信封，意味着她又能存上一些装修的基金。时间的流逝，对她而言是充满希望的：工作8周，就是全屋换上新地板；工作20周，就是一楼的浴室整个翻新……

想要平稳地度过余生并不难。加拿大会公平地回报每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但万一我想要别的东西呢？万一我不想只是埋头苦干？刚来多伦多时，我也尝试着参与公共生活，建立起对本地的关切——我以为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我18岁去香港读书时，也是语言半通不通、新闻上的人物不认识几个——后来不是都认识了吗？一场浩浩荡荡的学运过后，我学会了广东话，认全了立法会，了解了本地的所有重要议题。从那以后，香港的命运流进了我的血液，它成为了我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在多伦多，我也试图重新学起：几大政党和各自的主张；议会结构和立法流程；多伦多的市长轮替。我订阅了《多伦多星报》，下载了CBC（加拿大广播公司）的App，并把它们放在手机桌面最显眼的位置。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政治学，了解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且加拿大的议题也绝不比香港复杂。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曾收到一个本地的中文媒体的面试邀请。我搭地铁转巴士来到多伦多的市郊，那家媒体拥有一栋看上去还不错的小楼，但办公室是一排一排的格子间，感觉黑压压的，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电脑前埋着头，脸色乌青。

面试我的人是个20年前从香港来的移民。他让我当场看了20分钟议会辩论，看完让我转述里面的内容，并随机切换着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向我提问，他用什么语言问，我就用什么语言答。这些我都很好地完成了，但对方仍然质疑我来加拿大的时间太短。我说，I’m a fast learner，对方说，唔知你有几fast wor。他问我的期望薪资，我将我的北京薪资打八折说出来，他先是惊诧，后来露出一幅似笑非笑的神情，说我想要的薪资对新移民而言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在哪里都不可能。他说他只能给最低薪水，并且每周工时不定，基本on call。他让我回去考虑。

我没有再回复他。那天之后不久，国内爆发了针对防疫政策的激烈抗争，我在家里看YouTube，看亮马桥的现场视频。视频里有我熟悉的北京，熟悉的高楼、街景和人群，但他们做的事情、说的话、手里举着的东西都和往日不同，这让我感到又陌生、又震撼、又惆怅。

那几天，我一边流着眼泪刷国内的各个平台，追踪着那些几分钟就消失的文字和视频；一边手机里仍然收到CBC每日几次的推送。新的住房政策即将出台，市长权力扩张影响立法，多伦多又可以在室外溜冰了，受访者高兴地说，这座城市又将迎来“Christmas vibe”。我心想，再见吧。我永远不会在这里成为一个报道溜冰场重开和议会辩论的记者，无论用中文还是英文，无论是那个暗无天日的市郊办公室，还是窗明几净位于市中心的电视台，我都不喜欢。我的全副身心都不在这儿。在这儿，不在那儿，让我感到自己有罪。

Cindy说，前几周她看新闻——她指的是微信公众号——新闻上说，“土豆在餐馆吃饭时被人赶出去了”。“土豆”是华人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取的绰号。我后来查新闻，完整的版本是这么说的：“特鲁多在温哥华唐人街一家餐馆用餐，被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围堵，最后在警察的护送下落荒而逃。”

想到这条新闻，Cindy开始理解我作为记者的痛苦。只有外面的记者能写这些，“谁——哪个记者敢写这些，在中国？”她说，“（在中国）做记者，就是该虚的时候还得虚。就算是真实的，你也不能说。即使你知道他坏一点，你还要说他多好多好。”

是的，是的，Cindy，你说得对。你两三句话就把我过去的工作都总结了。那你说我要怎么办呢？

“你去读医生吧。”Cindy说。

活下去

在多伦多找工作时，我很快便意识到，无论你在国内是谁、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来到加拿大，都要面对另一套评价体系：英语水平是否过关、有没有本地工作经验、有没有过硬的工作技能；如果以上都没有的话，至少要足够年轻。在这些标准的筛选下，30至40岁、家底不够厚实的移民们，无论在国内是公务员还是服务员，在这里一律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最底层。刚出来的时候，能够容纳他们的只有当地华人开的超市或餐馆——大部分人最终一生都留在了这些地方。

和餐馆的企台同事们聊天时，我经常听她们说起“Mandarin”——Mandarin是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连锁自助餐餐厅，在大多伦多区有多家分店。这家餐厅大量聘用初来乍到的华人移民，几乎所有人刚来时都在Mandarin打过工，把这家餐厅当成他们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梅姐的老公刚来多伦多时，就是在Mandarin打工。他告诉我，一般最倒霉的都不是在国内干苦力的那些人，而是在国内时拥有体面工作的人。他当时有个同事，以前在国内做医生，养尊处优的，在餐厅干起活来手脚不太麻利，便总受其他人欺负。“做得慢，就被人用水龙头这样弄——”梅姐的老公跟我比划用水龙头“滋”人一身水的动作。

但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一个人一旦没工作，会萧条的。”梅姐说。这么多年，她听说过太多由于找不到工作而走上绝路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几乎都在国内拥有过体面的工作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们曾是教授、医生、工程师，但出国以后，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放弃了曾经建立起来的一切，在悬崖上纵身一跃，或许准备好迎接下降，却意外地坠落了——有时这不是一句比喻。

“我记得有个北京来的教授……”梅姐回忆。

“Highway 401。”她老公补充。

“对！”梅姐说，“翻过桥，掉下来，死了。”

说起这件事时，我正坐在梅姐家的餐桌上。梅姐和她老公交替着在宽敞的厨房里忙活着，闲下来的那一个跟我聊天。梅姐的家共有三层，整体是温暖的木色调，家居风格既有本地特色，又一看就是一个中国家庭：客厅里放着一个巨大的欧式壁炉，壁炉上摆着儿子女儿们从本地学校毕业的纪念照；而墙角则竖着一个立式边柜，内侧贴着镜子，柜子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和陈旧的小玩意儿——这样的边柜，我福州的家里也有一个。

当年，他们把儿子送回国内后，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在多伦多本地读个书，否则两个人一辈子都只能困在体力活里。他们的经济状况只允许一个人读书，另一个人打工来供。梅姐的老公想把这个机会让给梅姐，但她认为自己读不进去，不是读书的那块料；最后还是让老公去读了。老公倒也争气，很快就读了出来，找到了工作。在梅姐老公看来，他所从事的IT工作是新移民中——当然，指的是有点本事的、靠着自己爬升至中产的那些——最普通、最常见、也最乏善可陈的，工作本身没什么意思，只是依从了这里和他们类似背景的大多数新移民的选择。他们认识的朋友基本上跳不出这几种职业：混得差一些的，就还留在餐馆和超市，混得好一些的，典型的中产家庭的搭配，就是“男的做IT，女的当会计”。

他们从来没考虑过别的职业，也几乎没有跟别的职业的人打过交道。当他们的儿子名校毕业，入职本地知名的公司，拿到相当体面的起薪后，梅姐的老公认为自己的儿子已经交往到“不同层次的人”了，所以，哪怕他们的公司仅仅相距500米，父子俩也只是偶尔中午在一起吃饭。除此以外，他绝不与儿子同行。

我忘不了那个“北京来的教授”的故事。回家后，我用“北京 多伦多 401 自杀”这四个关键词搜索，搜出来的第一条就是梅姐口中所说的那件事——时间、地点、人物全都符合，我也从新闻中得知更多细节：2006年，拥有清华本硕、美国和加拿大“双料”博士学位的蒋国兵，纵身跳下多伦多401高速公路立交桥，自杀身亡，留下他的妻子和一对年纪尚幼的儿女。这在当年是相当轰动的新闻，还在海外华人中引发了一场对于高学历移民的大讨论。

新闻里说，蒋国兵在核物理领域“深耕21年”，发表了大量论文，但这一切在他生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能为他换来一份与能力相当的体面工作；在他身后，核物理，以及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成就，也仅仅为他人徒增几句唏嘘，实际上仍是毫无意义的。他的一生，仿佛在我的四个搜索词——“北京、多伦多、401、自杀”——里被轻易概括了。

蒋国兵和梅姐一家是同一年来的多伦多。蒋国兵自杀的前两年，梅姐生下了大女儿，把国内的儿子接回了身边，她老公也是在那时从学校毕业，找到了工作的。一家人兴高采烈地搬进了市中心的公寓。从那时起，他们感到生活好起来了。

和名牌大学的博士蒋国兵相比，梅姐和她老公都是心气儿不高的人，这恰恰对于在多伦多生活下去是有用的禀赋。他们做出选择，承担责任，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一点一点耐心地解决它，最后接受他们能力所及的结果。梅姐满意她现在一周60多个小时的企台工作吗？对赚的钱可能是满意的，但这样的辛苦落在谁头上也不会轻松。梅姐的老公满意他现在的IT工作吗？对这份工作带来的稳定感可能是满意的，但如果真的百分之百满意，他为何足足半小时都在向我抱怨工作里其他族裔的挤兑、华人之间的不团结，以及，“我做的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

Cindy还没有到考虑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的阶段。她每天满脑子只有陈记的工时、送餐的路线、银行的贷款——还有女儿。一个星期里的六天，她从陈记下班时已是凌晨，回到家里女儿早已睡下。“每当夜深的时候，妈妈总感觉对不起你，都不曾好好地陪伴过你。”在过去的半年里，她只发过这一条朋友圈，她写道，“心里忒不是滋味，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小宝贝变成大姑娘了……”

有一天，Cindy让我陪她看病。那天全程，我都感到一种笨拙——Cindy一路着急忙慌，而我则缺乏生活常识。在坐上她的电动车之前，我花了大约半小时学习了眼科有关的重点单词，和ChatGPT讨论了一下她告诉我的那些症状的地道表达。来到医院后，每一个空闲下来的短暂间隙，我都在心里默默地温习那些单词和说法。当我们进入诊室，医生询问Cindy眼睛有什么不舒服时，我就像终于能够背出准备了一上午的课文那样，竹筒倒豆子似的跟医生说了一番。

Cindy坐在诊室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不安和问询的眼神一会儿望向医生，一会儿望向我。当时我跟Cindy还不算熟悉，在她的眼神下我感到身负重担，只想出色地完成这项托付；后来我去了她家，听她说了她在马来西亚怀孕时，只能由丈夫的家人陪同去看医生的事。我的心里微微发酸。她当时一定也是这样的眼神，一定也是这样忐忑不安，在医生和丈夫的家人脸上扫来扫去，等待着她的命运。

医生告诉我，Cindy的眼睛得的是一种家族性遗传的角膜病变，这种病相当罕见，医生也只在医学课本上看过。医生让我询问Cindy她家里是否也有人有类似的症状，Cindy茫然地一再否认，直到我们走出诊室，她才喃喃地说起她的弟弟好像也曾向她抱怨过眼睛的毛病。根据医生的说法，这种病变不算特别严重，只是会有些畏光、易流泪，后期可能会视力下降，但目前的治疗方法就只有注意休息和坚持滴眼药水——Cindy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她非但不能休息，还要在寒风中骑电动车送外卖，眼睛的毛病让她骑车时容易碰到危险；滴眼药水她也坚持不了，每天回到家她都累得无法动弹。她告诉我，她打算再约另外一个医院的医生，希望那个医生能同意她做手术——在加拿大，做手术是免费的，她希望手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她的问题。

在医院的那天，我才从Cindy的健康卡上看到她的中文名字。她的名字拼音用英文来读其实并不拗口，但由于缺乏声调，听起来格外别扭难听——医院的工作人员叫到Cindy的中文名时，我根本没听出来是在叫她，而Cindy已经很自然地站起来了，显然她已经习惯了那难听的叫法。

但她的中文名其实很美，是一个在福建蛮常见的女孩名，第三个字是“珠”字。她告诉我，当年取英文名时，她本想叫“Pearl”，取“珍珠”之意。可是“Pearl”中有个翘舌音，她卷着舌头反复练习，也向当时正在读幼儿园的女儿——女儿刚来不久就习得了一口字正腔圆的英文——不断请教。女儿很希望她能叫“Pearl”，不厌其烦地跟她重复，“Pearl，Pearl，Pearl……你跟我一起读，P-earl！”

她揣摩着音节，模仿着口型：“Pe……Pearl！”有几次，她几乎已经发出了较为准确的翘舌了，女儿高兴得蹦蹦跳跳，但她一转头又忘了，“Perlo？”

最后她选择成为“Cindy”。Cindy 不用翘舌，Cindy 的生活对她而言容易得多。

再回首

在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份加拿大本地媒体的工作后，我调整了预期。为了能顺利成为永久居民，我开始投递那些我在国内根本不会考虑的工作——市场营销、PR、社群运营。这么做很快就有了成果。转换方向一个月后，我就得到了 offer，开始为一家海外的升学咨询公司做全球中文市场营销。我的写作能力重新得到了认可，他们说我有 good writing skills，然后让我去写公众号推送和小红书。

在我的新工作中，同事们称呼我Cheng——我没有英文名，Cheng是我单名的拼音。虽然Cheng对于英文母语使用者来说没有发音障碍，但也仅仅是没有障碍而已——他们发出来的音跟我的名字毫不相干。我的名字失去了它原本的音节、音调、意涵，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仿佛保留了部分自我的东方标签。就像Cindy失去了她带有珍珠光泽的原名，也放弃了一个更符合心意的名字，最后接受了一个干瘪的代号。我们都知道，不纠结这些事情，生活会容易得多。

在出来的前夕，我写过一篇关于中产移民的稿子。在采访中，我几乎问过每一个受访者，“你担心不能在新的国家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这同样也是当时横亘在我心头的疑问。中产们的答案都很标准。他们说，什么是幸福？遵纪守法，老实工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不就是幸福吗？他们说，我在国内不结婚、不生育、随时受到权力的毒打，难道这算是幸福吗？

然而。在每一次被叫作Cheng的时候；在我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工作目标折磨的时候；在我陪同Cindy看病，在医院里像两只无头苍蝇一样茫然地乱窜的时候；在看到每个星期餐馆的排班表，意识到大多数同事每周都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时候……我都会想，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难道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幸福？

是的，我认为自由更加重要，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拿我曾经拥有过的、引以为傲过的所有东西，和自由做了交换。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抛下一切后，我的确得到了自由。然后呢？值得吗？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还会认为值得吗？

回溯往昔，梅姐并不认为自己当时做出了更好的决定。经过的20年艰苦奋斗，她如今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她挣的钱比她电力局的前同事们要多得多，但这不是一个翻身致富、走向成功的移民故事。据她所知，老同事们过得还不错，在本地有车有房，万把块的工资完全够花，退休金也不成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足够清闲。而她快50岁了，每天仍然要做10多个小时的体力活。谁吃的苦有她多？

但她并不羡慕国内的同事，唯一的原因是：她的同事们都只有一个小孩。梅姐生育的年代仍然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她和她老公当时在国内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生二胎、三胎——非得生，就要交罚款、丢工作。梅姐依稀记得，国内直到前几年才放开生二胎，她忍不住想象自己留在国内的平行人生，“当时我们都40多岁了，我们还会去生吗？”她的声音忽然抬高，又轻轻放低，宛若叹息，“不会了。”

如果当时留在了国内，她大概率不会为了多生孩子而舍得丢掉安稳闲适的单位生活——就像我爸妈当年做出的选择一样：为了不使我爸爸失去国营单位的工作，我妈妈不顾其他家人的反对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我的弟弟或妹妹。直到我成年以后，他们有时还会怀着惆怅，想象那个从未出生的孩子。但若是重新做一次选择，他们多半还是会保住已经拥有的东西。

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承受的道德煎熬。梅姐的出走让她免受这种煎熬。这些年，梅姐得以亲眼看到两个女儿真正出生、成长，她知道这是她留在国内的平行人生不可能拥有的幸福，为此，她认为自己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她将自己在她们身上感受到的无限幸福归功于加拿大。“加拿大让我多生了两个女儿。”她一边说着，一边抚摸着大女儿的背。为这一点，再苦再难，她说，“我还是喜欢加拿大”。

Cindy跟我说起她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她也是喜欢加拿大的，毕竟她为了来到这个国家付出了婚姻和生育的代价。她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想爱，想吃，想和丈夫好好相处，也想去很多地方玩。她一来就去了尼亚加拉瀑布，这是多伦多周边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从瀑布可以望到另一头的美国。几乎所有移民刚来的时候都会去瀑布。但她去了以后大失所望，“没觉得有意思”。从那以后，直到今天，除了出来两年以后回了一趟国，她再也没有走出多伦多。一次也没有。

那时，我正有些局促地坐在她家的饭桌旁。这个五六平米的小房间，既是饭厅又是厨房，也是唯一的会客室。饭桌很矮，是简易的折叠桌，桌上摆着一盘Cindy刚切来的橙子和苹果。她坐在旁边一张更矮的小板凳上，脱了送外卖时穿的外套和雪裤，整个人皱缩着，大部分时间趴在饭桌上，半张脸埋进臂弯，只露出一双略微发红的眼睛。

我用很小很小的声音问：“直到现在，你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没有值不值得……”Cindy抽了抽鼻子，“人出生到现在，都是为了生活。在生活里边我麻木了。我没有觉得现在特别好，也没有觉得特别不好。这一天天的，我就觉得……很晃荡，很恍惚。其实，我都不是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长达三小时的谈话中，我感觉我一直在跟Cindy说——每当她抛出一个新的困难，我就马上说——没事的。我搜索枯肠，告诉她一个没事的理由。女儿得了ADHD，没事的，很多人都有得，我其实也有一点；读书不行，没事的，在加拿大就算书读得不好也会有出路，你把她带来这里已经很伟大。眼睛是家族遗传病，没事的，加拿大医疗条件好，能治，但你一定要每天坚持滴眼药水，等天气暖一点再去送外卖。

我逐渐也无话可说。我本不该，但我把心底冒出来的话说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的。”

“我天天同样问这个问题。”Cindy说，“每个人都在问。”

“那你有答案吗？”

“没有。”回答得比任何一次都快、都干脆。

“那如果回到当初，重新做选择，你还会移民吗？”

“问这个问题？”她抬头望着我，有点惊诧，但马上坚决地回答道：“还会。”

“还是这边好？”

“这边安逸一些。不攀比，不跟老家那些人攀比，自个儿做自个儿的，今天开心就出来聊一聊，喝喝咖啡……”

“开心的时候多吗？”

“不开心。”

“主要是太累了？”

“是。烦心事也挺多的。以前想想都会哭，现在欲哭无泪，想哭都哭不出来。”

她一边擤着鼻子，一边起身，收拾起电饭锅里吃剩的米饭。

“饭装一下……不然闷闷的有味道。”她回过头来跟我说，“我这饭很多，你吃点吧？还有鱼，还有这个……”

“没事，我不饿。”

“有鱼，还有虾……”她念叨着。

“把饭装起来，明天就可以做炒饭吃。我都是这样子。”我笑着说。

她也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