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外国人”：中美对抗下遭遇双重质疑的中国留学生

从好奇到回避

起初，大家报名十分踊跃，但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有十多个同学在最后一刻决定退出——国际学生担心在海关遇到麻烦，没法重新进入美国，美国同学则疑虑未来会受到负面影响，“去中国正在变成一件越来越敏感的事情。尤其是有从政打算的同学，不想留下和中国有关的任何记录。”

移民局的人没来，吴琼庆幸自己躲过了一次风波。

吴琼今年28岁，在美国西部一所州立大学的文学系读博士。她人生中有八年时间是作为留学生在美国度过的。刚刚结束的2025年春季学期，这个来自贵州的女生度过了留学以来极艰难的一段时间。

3月时，外公脑梗的消息从家中传来，吴琼祈祷老头儿能像从前一样挺过去，等到她两个多月后放暑假回国。时间一天天过去，外公没有好转。他本身是癌症病人，用了活血药之后，身体其他部位出血就止不住。但吴琼却没法立刻动身回国，护照还有几天就要过期了，而换护照通常需要10个工作日，“还没来得及回去，他就走了。”

外公走了之后，吴琼没有回家，留在美国读完了整个学期。一方面，即使回去，也已经错过了和外公的最后一面。另一方面，一旦回去可能就无法在美国继续学业。

就在外公病重的那段日子，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在几周内撤销了上千名非公民学生的签证。特朗普政府未对撤销原因做出明确解释，外界普遍将这场行动视为二度入主白宫的总统对美国高校“反犹势力”的报复。但吴琼从媒体上看到，被剥夺合法身份的学生中，有些人甚至从未参加过亲巴勒斯坦活动，只是有过超速驾驶的记录。

“当时大家每天不断地猜会因为什么撤销，我只觉得我完蛋了，这两项我都沾了。”吴琼在美国也有过交通违章记录，更关键的是，2024年春天，她在另一所美国中部大学读硕士时，曾为声援加沙而住进校园草坪上的学生营地里。

生性乐观的吴琼没有过度恐慌。她的志愿是成为一名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她甚至和同学开玩笑，如果移民局上门把她带走，她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段遭遇赚些名气，说不定就能更早在文坛站稳脚跟了。憋屈和难过，只会在想到外公时涌上来。

在中美政治摩擦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民间往来的空间也受到挤压。在谢南的记忆里，美国人曾经对中国是抱有浓厚兴趣的。10年前，谢南就来到美国求学，在东岸一座大城市读商科。对于中美关系这10年间的变化，他感触良多。

当中美走向对抗，两国学生更加难以展开对话。谢南记得，不到十年前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中国还只是很寻常的话题，“没有一点政治性，完全不敏感”。但现在，主动谈论中国会产生类似提到堕胎的效果，“大家会觉得你一定是想表达些什么。”

谢南也听一位教授提到过，为了控制教室里的气氛，他有意识地减少了一部分有关中国的教学材料。据谢南观察，每当课堂讨论涉及中国，比如硬科技、贸易、国际援助等，一定会有人引到台湾或者新疆问题上。而在所有同学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同学往往会更感兴趣事实和数据本身，比如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中国官员晋升的具体标准，但总有数量相当的人会更在乎意识形态的层面。这种迫使人在中美之间做出道德判断的情况，让谢南认识的许多中国同学感到困惑。

谢南觉得，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疏离与对抗强化时，大家自然也不愿意再对彼此的国家有更多了解。一些研究中国的教授对未来则更为悲观，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最后一年，谢南主动向学院请缨，组织同学一起到中国旅行。

起初，大家报名十分踊跃，但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有十多个同学在最后一刻决定退出——国际学生担心在海关遇到麻烦，没法重新进入美国，美国同学则疑虑未来会受到负面影响，“去中国正在变成一件越来越敏感的事情。尤其是有从政打算的同学，不想留下和中国有关的任何记录。”

05后张睿泽留学美国的时间不长，过去三年更多的体会是“祛魅”。

也许是主修经济学的原因，张睿泽非常乐于观察美国经济的起伏。打Uber时，他和司机攀谈发现，因为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美国老百姓的日子愈发不好过了。过去三年，张睿泽所在地区的房价涨了一倍，房租涨了三分之一，物价也几乎翻了一倍。他觉得，“至少从表象上来看，疫情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一些。”

大三下学期，张睿泽试着在美国找了找金融行业的暑期实习，没能收获offer。这算不上什么打击，因为他已经决定完成全部学业后就回国工作，“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说，在这个本来就不太好的就业市场里，机会是很不对等的。”张睿泽仔细算过账，即使找到工作，减去吃住花销、税和保险，他每月能存下的钱非常有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攒出一份足以应急的存款。

除了生存成本的压力，张睿泽和他的许多同学都对翻烙饼般的美国政治感到不安。“左派当权的时候，什么人都欢迎。等人家都带着全家来追逐‘美国梦’了，结果特朗普一上台就要修墙，把人赶走。”

张睿泽从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从事敏感领域，但他对美国的移民生活不再抱有幻想，“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就是二等公民。”张睿泽很清楚，回国工作意味着更“卷”的职场，毕竟美国公司不会要求无意义的加班。但他在权衡之后，仍然更想过那种熟悉而安稳的生活——喝十几块一杯的奶茶，点合口的外卖，走在路上不需要提心吊胆。

美国雪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马颖毅曾在2013到2016年间对就读美国大学本科的中国学生进行深度调研。她的专著《留学的孩子》提到，这些大多来自中国大城市中产及以上家庭的95后早年对美国的认知往往来自层层包装的文化产品，充满浪漫化的想象。而真正到达美国后，他们很容易因为想象的落空而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美国不如家乡发达。

在这项研究结束近十年后的今天，从中国空降美国造成的落差感或许更加明显。对于新一代留学生来说，很难说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梦”还有多大吸引力。张睿泽的本科同学中，几乎没有人在出国前就抱定留在美国的决心，据他估算，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人确定未来要回国发展。

海归的“原罪”

这六年中，冯宇豪结交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他发现，那些来自中东和中亚的同学从来不会因为有过海外经历而不被祖国所信任，从英美高校毕业后回国从政也是相当常见的人生规划。但像他这样的中国学生却不得不时常质疑自己的选择，如果学成归国后不能被系统所信任，更不要提重用，“那这些年的所有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留在美国的性价比日趋下降时，回国的路也并非无虞。在中国，留学本身带来的红利不仅随着整个群体的扩大而逐渐减少，在中美关系紧张化的基调下，“海归”身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原罪。

“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 ，2025年4月22日，在格力集团的股东大会上，董事长董明珠在解释她的管理层培养策略时直言。作为一家以“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为口号的民族企业的掌舵人，她表示绝不会用海归派，只培养国内高校毕业的人才。

冯宇豪看到这则新闻时，立刻想起2020年春天，他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读到那句“祖国建设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时的感受。

当时，冯宇豪是美国西岸一所知名高校的大一学生，正为价格高昂的回国机票和不断变化的入境政策而焦虑。冯宇豪本科主修政治经济学，很喜欢分析社会议题，并不因为这些攻击留学生的言论感到多么气愤，但他认为，中美关系显然的恶化，让他这样的人受到了两方面的直接冲击，“属于一个里外不是人的状态”。

冯宇豪在北京海淀区长大，从小接触过很多从海外学成归来，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大人。他也无数次设想过相似的人生路径。他的父亲是典型的八九一代，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学英语，至今都保留着“愤青”的底色。虽然在孩子还不懂事时就决定送他去美国接受最好的教育，但父亲从未要求冯宇豪以留在美国为目标，而是叮嘱他把那里当作汲取养分的地方，日后回国发展事业。

本科毕业后，冯宇豪在欧洲和中国又分别修得一个硕士学位。这六年中，冯宇豪结交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他发现，那些来自中东和中亚的同学从来不会因为有过海外经历而不被祖国所信任，从英美高校毕业后回国从政也是相当常见的人生规划。但像他这样的中国学生却不得不时常质疑自己的选择，如果学成归国后不能被系统所信任，更不要提重用，“那这些年的所有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

受制于中美两方的体制与政策，留美学生的身份正无可避免地更加政治化。

对于留学生在中国社会遭遇到的负面态度，刘佳琪解释，对留洋者的怀疑不是中国社会的新现象。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去看，中国官方一贯不鼓励海外移民。在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下，离开中国去往蛮夷之地，等同于对中华文明的背叛和抛弃，一旦回国就会成为罪犯。刘佳琪认为，这造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国民心态：既然你偏离了我们这么伟大的国家，我肯定要先质问，你到底抱着什么立场？

“我算是一个爱国的人吗？”冯宇豪刚到美国读书时，也曾扪心自问。一方面，他自知在中国属于拥有相当特权的人，他享受了最好的公立教育，他一直希望能为中国的未来做贡献。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现行体制下的种种社会不平等感到不满，从媒体上看到弱势者的遭遇，会产生很大的情绪。

在一门历史课后，他和老教授倾诉这些矛盾和困惑，对方告诉他，爱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感，一个人可以在爱国的同时又是批判的，两者并不冲突。教授的解释为冯宇豪卸下了一些精神负担，但在现实中，他这样的人在国内似乎越来越容易成为被唾骂的对象。

对留学生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逃出自我矛盾的循环，这是刘佳琪在梳理新中国华侨政策后的观察。“我的很多受访者都曾和我讲，他们在国内被认为是外国间谍，在国外被认为是中国间谍，以至于他们变得跟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长期研究中国侨民政治的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刘佳琪说。

2019年，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不久，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刘佳琪意识到留学生群体是研究中国侨务政策很有意思的切口。没想到的是，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留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越来越成为中美地缘政治较量的焦点。

“在冷战时期，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华侨视为一个非常可怕的群体。当时有一个专门的词叫‘海外关系’，一旦你被认为跟海外的人士有关系，就会变成被怀疑的对象。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出来讲话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不能去抹黑海外关系，要好好利用海外关系。”刘佳琪解释道。

在经济建设需要时受到热烈欢迎，在政治紧张时期遭受怀疑和惩罚，这样180度反转的待遇同样适用于留学生群体。

在建国初期，中国鼓励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留洋学者归国，也因此实现了爆发式的科技发展。但在文革期间，“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又成为了流行语。许多在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学者没能得到钱学森那样的特殊保护，惨遭批斗，多人因不堪受辱而自杀。另外一些人在理想破灭之后，被迫再次离开中国。刘佳琪还提到，在毛泽东时期，即使是被国家精挑细选后指派到苏联、罗马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留学生，也要定时回国接受思想审查和再教育。文革开始之后，海外留学几乎全面停止。

历史会再次重复自身吗？冯宇豪不愿多想还没发生的事情，比如中美彻底切断联系，比如中美开战。但读过的书告诉他，这些情形一旦出现，他在中美任何一边生活都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他自嘲自己的经历似乎像一个间谍苗子，“可是正常人谁愿意做间谍？”

“无家可归”的人

“在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作为海外华人和中国官方保持联系，的确是特别危险的事情。”在刘佳琪看来，这种危险根植于西方对中国政治的黑箱化想象——如果我拿不到证据，那一定是因为你在隐瞒；既然你不透明，我就认为所有与你有关的都是你的一部分。

“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人，他们也是人。”

2025年5月29日，美国剑桥市，哈佛大学第374届毕业典礼，来自中国青岛的女生蒋雨融作为三位学生代表之一登台致辞。谢南当时也穿着学位袍、戴着学位帽坐在观众之中，致辞代表是一位同胞，为他学生生涯的结尾增添了一分纪念意义。令他殊为意外的是，这次演讲在几天之后成了中文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更准确地说，从蒋雨融的口音、表情、动作，再到演讲的文本和她攻读的专业，那些大多从国内IP地址发出的评论攻击着她的方方面面。

在哈佛，谢南和蒋雨融读的是不同学院的硕士项目。尽管交往不算密切，但在形形色色的同学之中，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不少相似之处：从中国一线城市的公立高中毕业，到美国名校读本科，在中国本土和海外都有一些实习或工作经历后，申请到哈佛再次深造。

在这所走出无数精英和领袖的学校，他们的出身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在中文网络上，许多人质疑蒋雨融是利用特权走后门进了哈佛，将她与不久前因一起出轨丑闻而被发现学术造假的“海归”实习医生视作同样有特权的“天龙人”。

谢南为蒋雨融遭受的网络暴力感到不平。在不到6分钟的演讲中，蒋雨融试图传递的观点其实非常直白——人类是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一个整体，在世界更加分裂的当下，更应该铭记这点，心怀善意。回忆毕业典礼当天，他觉得 “有很多人在为她真诚鼓掌。”蒋雨融语气高亢，他却听得有些感伤，因为他想起在他更小的时候，人们的确想象过世界会变得更加相似和亲密，但今天，这些他深信过的东西反而更加难以企及了。

谢南至今仍然认同的那些全球化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左翼进步知识精英。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这一阵营遭到猛烈打击，哈佛大学首当其冲。从4月起，特朗普政府通过冻结拨款、取消国际生招收资格等措施对哈佛持续施压，要求后者整治校园内的“反犹主义”，交出学生违纪行为记录，废除多元化政策等等。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刻，一位亚裔女性国际学生登上毕业典礼的讲台，被各方解读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表态。连哈佛校报都写道，蒋的演讲是“对国际多样性的重要性的全力辩护”。

吊诡的是，蒋雨融的呼吁在中国内外都没有唤起共鸣。

在中国大陆，她被部分网民抨击为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刘佳琪注意到，一些大陆网民对蒋雨融最初的反感与阶层固化导致的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关系不大，而是肇始于她在社交媒体上对自己的介绍——第一位在哈佛大学毕业演讲的中国女孩。他们以为她会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发声，但听完演讲却失望地发现，“她完全没有提及中国的立场，宣扬的反而是美国左翼精英所欣赏的自由、平等，这些在中国语境里几乎没法适用的空洞概念”。

在海外，蒋雨融所受争议虽远不及国内，却同样被批判为表面正确、内里可疑的异己者。一些人从其演讲中解读出中国官方叙事的痕迹，比如，她对国际发展专业愿景的描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出一辙。他们甚至在中国某位外交官2024年到哈佛演讲的活动录像中，找出站在后台的蒋雨融，认定她属于中共势力，“这是哈佛被中共严重渗透的又一次提醒。”

“在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作为海外华人和中国官方保持联系，的确是特别危险的事情。”在刘佳琪看来，这种危险根植于西方对中国政治的黑箱化想象——如果我拿不到证据，那一定是因为你在隐瞒；既然你不透明，我就认为所有与你有关的都是你的一部分。

谢南觉得，放在十年前，蒋雨融的演讲不可能激起如此多的争议。“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多去看世界，尤其是从人与人的层面出发去看。但是现在大家只看政治，看国家的立场，”他不无遗憾地说。

另外一位与他们同时毕业、来自中国大陆的哈佛研究生认为，蒋雨融是个不太典型的中国留学生，在国际生面临签证被撤销的威胁之际，大多数人都刻意表现得低调，行事更加谨慎，但她却敢于站出来，主动报名参加演讲致辞的选拔。

的确，在中美两国的政治语境里遭遇双重否认，是大多数中国学生开始美国生活后都需要面对的挑战。在更多时候，这是只属于个人内心的斗争。但在蒋雨融身上，这种政治上的错位和失语以极为戏剧性的方式暴露在了聚光灯下。

“他们是美国大学的‘现金牛’（cash cow），永恒的外国人，或者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人。没有人再把他们和民主斗士联系在一起，”正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社会学学者郭巍蓉如此概括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形象。

郭巍蓉在读博期间开始关注中国学生的跨国身份政治问题。她收集分析了1980年到2020年间美国报纸上有关中国留学生的1500多篇报导，发现了非常清晰的变化趋势：八九学运前后出国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媒体上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被赞美为民主的拥护者，但随着时间推移，取而代之的话题是中国留学生贡献的巨额学费，以及他们多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有关国家安全威胁的话题，在这四十年间一直以稳定的频次出现。

在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中，中国留学生往往被描绘成一个被动的群体，“中美关系变差了、遭遇歧视了，就会变得特别支持中国政府。”但在进行了大量深度访谈之后，郭巍蓉发现，身处地缘政治的夹缝中，大部分学生更多的是感到迷茫，“很多学生没办法很好地融入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氛围中，但美国也在强调爱国，把中国塑造成永久的敌人，他们也无法认同这种话语，”郭巍蓉说。

让郭巍蓉印象深刻的是，2023年，她刚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做研究时，一位教育学院的教授主动给她发邮件寻求帮助。在宾大，教育学院八九成的研究生来自中国，他们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团体，给教学工作造成了一定挑战，这位教授很想知道“这些中国学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美国，不爱发表观点、不关心政治、只和中国人社交是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集体给外界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但郭巍蓉认为，政治上的冷漠与隔离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适应性策略。一方面，有些中国同学以为来了美国就有了言论自由，但当他们发现“进入了另一个充满政治禁忌的场域（field of political taboos）”，还是需要自我审查，就变得“非常cynical（愤世嫉俗）”，不愿再表达真实的观点。还有一些进步主义倾向的同学告诉郭巍蓉，他们试图在美国的学生活动家中找到同盟，但很难成功，因为对方只关心美国内部的议题，不愿为其他国家的议题分散精力。

“在精神上、文化上、政治上，他们都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郭巍蓉总结道。“中国对你有疑虑，美国对你也有会怀疑，大多数人夹在其中是非常迷茫的。”

郭巍蓉在针对留美中国学生政治倾向的研究观察中也发现，这些学生既没法完全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也不认可国内的民族主义话语，“当下的政治环境又加重了他们的自我审查，所以让自己闭嘴可能是最好的做法。”

“pick and choose”

“如果硬要选一个……因为没有不作恶的公司，但还是有相对善良一点的”，李明然现在只知道，他肯定不愿意为Palantir工作，那是一家由硅谷著名右翼企业家创立的公司，依靠数据监控产品赚钱，他也不喜欢xAI，因为创始人Elon Musk是一个压根不在乎AI安全性的人。至于其他的，他还不清楚答案，但他觉得这是自己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还在读小学时，李明然就对美国的一切感觉非常熟悉。他听美国流行音乐，看美国电影，和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外教学习英语口语。高中时，他到美国参加了暑期夏令营，似乎看到了一种理想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便下定决心要到美国读大学。从18岁起，他在这个国家读本科、恋爱、读博、结婚，前后住过东部、中部、西部的五个城市。近几年回北京探亲时，他连叫滴滴都需要家人朋友帮忙，因为早就没有了国内的手机号。

和很多留学生不同的是，今年30岁的李明然几乎没为归属感产生过烦恼。他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专业有关。李明然从事AI（人工智能）研究。这两年，有网友说，大模型比赛其实是美国的中国人和中国的中国人之间的比拼，他觉得颇为写实。从实验室到国际会议，从创业公司到科技巨头，在所有的工作环境里，李明然从来不会因为肤色或者国籍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身边的人也很少谈论政治，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就像是在密封性很好的安全屋里和时间赛跑。

但到了2025年，有时他会不由地重新思考身份的问题。

李明然专攻的方向是多模态基础大模型，他的理想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加速对人类有益处的科学发现。即使身为一线研发者，他仍然会为大模型的进化速度而惊叹，觉得现实比科幻还科幻。他相信，在三到五年之内，AGI（通用人工智能）就会到来。业内的普遍共识是，“谁先拥有AGI，谁就会得到类似垄断性的优势，因为差距会指数性地扩大。”

而这一天如果真的来了，“要站在国家立场上想的东西”就变多了——到底是给美国政府做，还是给中国政府做，还是给第三方公司做？

“如果硬要选一个……因为没有不作恶的公司，但还是有相对善良一点的”，李明然现在只知道，他肯定不愿意为Palantir工作，那是一家由硅谷著名右翼企业家创立的公司，依靠数据监控产品赚钱，他也不喜欢xAI，因为创始人Elon Musk是一个压根不在乎AI安全性的人。至于其他的，他还不清楚答案，但他觉得这是自己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直到2024年5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司发布DeepSeek-V2（注：2025年初DeepSeek-R1发布引发公众关注，但在AI业内V2已引发震动）大模型之前，李明然都很确信自己会留在美国发展。在那以前，他和很多观察者一样，认为中美在AI研发上的差距很难缩小。到2025年，阿里的千问2.5模型和DeepSeek的V3、R1模型继续刷新了他对国内研发实力的认知。而与此同时，美国几家最领先的AI公司在进入商业化阶段之后，都开始显露出组织和决策层面的问题。相比之下，DeepSeek依然“没有bullshit（胡扯）”，只是专注于改进模型。

随着中美AI研究的差距迅速缩小，隔阂也同样在加深，影响着小到学术会议召开地的选择。“规格高的学术研讨会，不知道到底该在美国办，还是在美国之外的场地办。”李明然观察道。在美国办，中国大陆的博士生担心拿不到签证，在美国境外办，中国留学生又会担心在回美国时签证在海关被取消。“对这些主办方来说，也像‘围城’一样纠结，”李明然说。

为什么就不能有全球性的AI合作呢？李明然知道，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地缘政治上，这种最符合他个人理想的愿景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但他内心仍然希望中美之间有更多的合作。最近，为了加深对国内团队的了解，他和一家中国初创公司的研究者合写了论文。

谢南也和李明然有相似的看法。“从业务角度看，中国和美国其实以某种方式更加连接了，”从哈佛毕业后回国工作的谢南说。谢南在今年的招聘季看到，很多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扩大团队，因为他们需要了解美国用户的想法，而美国公司也在招聘中国的优秀工程师。即使双方的主流话语仍然充满对抗，但目睹这些实际的交流，让他更愿意保留对未来的希望。直到现在，每当有亲戚朋友的孩子和他咨询留学美国的问题，谢南依然会鼓励，他相信中美之间人与人的实际互动仍然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冯宇豪现在在香港工作，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像曾经计划中的那样回到美国深造。有时他对美国的前途感到悲观，毕竟连他十分敬仰的美国导师都忧心忡忡地告诉他，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很难得到改善。但他也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希望尽自己所能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无论影响多么有限。在徘徊的时刻，他提醒自己，只要中美之间还存在联系，他的背景和技能就仍然会有用武之地。至于未来要在哪里长久地生活，他说，他会选择一个能给他“更多自由的地方”。

吴琼也不拒绝回国的选项，她性别问题是回国的最大阻碍。在国内，除了少数文化精英，绝大多数人仍然抱持着非常传统的性别观和家庭观，更别提对非二元性别的包容。

和许多政治表达欲望被压抑的中国留学生不同，吴琼在研究生阶段开始投身具体的政治议题和行动。她第一次感受到，“世界公民”不只是挂在嘴边的一个抽象标签，而是具有现实的重量。

2024年10月，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战争再次打响，吴琼亲眼目睹一名巴勒斯坦裔同学在几周之内瘦了十几斤，她为仍在加沙的亲人担心而吃不下饭，为学校的沉默与不作为而愤怒不已。“我试着慢慢加强我的同理心。”吴琼自称并不善于感同身受，读本科时她也很少关心超出选课、成绩、吃喝玩乐的事。“我确实有一些功课要做，以前从未受过这方面的教育，而作为一名世界公民，甚至作为美国现任居民，我都负有这种责任，因为美国政府在这个种族灭绝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

朝夕相处的同学的遭遇，激励她补习了大量有关巴以关系的历史。在这之后，用行动声援加沙人成了她自然而然的决定。不到一年之后，当特朗普政府发放大量遣返令时，这些抗争的经历尽管构成了更大的麻烦，却也成为了她的某种底气，她相信，会有人同样为她受到的不公发声。

还有至少四年，吴琼才能完成博士学位，她希望到时能找一份教职供养自己的诗歌创作，但北美的教职本来就不多，现在更是越砍越少。如果毕业后不能留在美国，她也许会去欧洲，也并不排斥回国，即便她是一个不被大陆社会接纳的性少数者。对现在的她来说，所处国家的立场似乎不再那么重要。相反，在每个具体的问题上，她都觉得可以“pick and choose”（任意挑选）——在新疆的人权问题上更认同美国，在堕胎权的问题上更认同中国，那又怎样？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内心的声音？

（文中吴琼、谢南、张睿泽、冯宇豪、李明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