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生伦敦放浪记：三年间，我移居了11个地方，跨越10个区份

伦敦的隆冬，湿风冷雨。下午时分天已入黑，得提早面对爬满全身的孤寂感。乍来时，跟我同时到埗的印度朋友情绪低落，她哭诉，“到处静悄悄乌灯黑火的，可怕之极。印度家乡深夜，街上明如白昼，苦闷时落街随时可吃上热呼呼的小食，热热闹闹的。”

我也在好多个夜晚思念著同样的情景。楼下的菜市场，茶餐厅，大排档，甚至曾经厌烦的挤拥嘈杂的人群，招牌街灯的光害，如今都变成温存的记忆。

记忆当然是再造的。我跟香港的疏离与跟伦敦的同样大，只是肇因不同。面对香港资本铺张的景观、文化和历史的洗刷，即使在被噤声前的香港，我已开始失语。

我跟香港的疏离与跟伦敦的同样大，只是肇因不同。

“跟乡愁重遇”

“来到这里仿佛回到香港少时的乡愁，像是回到了更像家的家。”一位搬过来的朋友如是说。“我在天主教中学就读，墙上挂满英国总校舍的照片。落脚后，望见四处都是相片中的红砖屋，就像现实中跟乡愁重遇。”

我也恍惚回到自小受世界思潮浸润的青年时期，在现实中与遥遥吸收文艺养分的“原点”相遇。工余游博物馆看免费常设展，很多是影响我一生的大师作；随便在酒吧搭讪总会碰上从事文化的人，大谈电影音乐文学，连地铁的灯箱也满布音乐剧演唱会的海报。来自不同族群社群的艺术展覧、舞蹈、剧场、电影放映、讲座，各式各样可以想像到的活动，在遍布城市角落画廊剧场戏院发生。

曾经听过、读过的艺术、其人其作都在面前，单是近月顶尖的艺术展覧，便有David Hockney, Anselm Kiefer、杉本博司，毕加索⋯⋯Booker Prize 所有Shortlisted作者刚亲身进行了演读讲座，Marina Abramovic为她的最大型回顾展作演讲，马田史高西斯亲身跟千计观众对话——身在文化乡愁的摇篮中感觉仍然是超现实的。

伦敦同时是许多激进前卫文化艺术的大本营，例如东伦敦就有多个各个摇滚、民族、实验等等音乐场地。回应性别、种族、环境议题的作品如露春笋，论述在交流中激荡。今年就有女性艺术史学家出版了平地一声雷的著作，勾沉没被写进历史但在艺术流派影响深远的女性艺术家，引发更大一波影响著视觉艺术走向的议论。另一边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乐手、诗人念诗吟唱，“在黑暗时代中，让声与诗继续流动”⋯⋯伦敦就是如此一幅由闪亮碎片组成的星图。

有些时候，就算没想到去哪，漫无目的在沿泰晤士河一带闲荡，由Shakespeare Globe, Tate, National Theatr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走到Southbank文化区，又或在这些旗舰文化大楼中间、到访旧书摊，看滑铁卢桥下年轻滑板好手练习，涂鸦墙上的每日新作，甚至是大街小巷独立小店构成的市容风景和街区活力，都可感受到文化如何植根在社会价值当中。每天都有新相识的人、新的对话、新的意念、新的路途，能量流动，就算只随便在一个公园走走，或行经街上人家的花园，每天树影和叶色变幻，感受在香港从未能达至的踏实和远离沉闷的美感。

然而，新自由主义笼罩著这个城市，在这城市留下大片阴影。

伦敦同时是许多激进前卫文化艺术的大本营，例如东伦敦就有多个各个摇滚、民族、实验等等音乐场地。回应性别、种族、环境议题的作品如露春笋，论述在交流中激荡。

自由和不自由

待在这里时日久了，当镜头从宏观的图像到个人的生活形态，那片阴影更为清晰和无远弗届。

很大部分文化活动都被资本化（Capitalised）了（次文化或左翼独立艺术则在相反的另一边）。足不出户窝居在家煮食是常态，而这占著生活整整的另外一半，甚或更多。储了的钱就为去付著名艺术家的演出和特设展覧费用高昻的门票或去喝酒。到后来，即使有好多梦寐以求的活动，我也无法负担。单是外出的交通费已很高，数年间加价三、四次。我也由较近市中心的二区（Zone 2）一路往外移至租金较相宜的南伦敦四区（Zone 4) 。

艺术工作者的薪酬却是和许多工作一样不成比例的低，且不断下滑，自是租不起哪怕是㓥房的独立单位（很多至少1100英镑，约10896港币），大部分伦敦人跟多人分租单位（Flat Share），房租平均700至900英镑（约6958-8946港币），且仍在飞升。文化工作大部分也是半职或自由工作者的形式，没有长期合约，多半领最低工资的时薪。

通货膨胀飞快的这年，伦敦被视为陷进最大Living Crisis（生活危机）的国际城市之一。公共和私人基金对个人和机构的资助都在扣减，艺术和文化工作者生活更为艰难了。

通货膨胀飞快的这年，伦敦被视为陷进最大Living Crisis（生活危机）的国际城市之一。公共和私人基金对个人和机构的资助都在扣减，艺术和文化工作者生活更为艰难了。

多个月里，尤其是Covid期间，我忍受著窝在节用水电暖气、寒气迫人的房间内，遥控工作。一个来自日本的前室友Y，在东京IT公司销售部工作了数年，带著积蓄和家人的财政支持，三十岁时决志中途出家到伦敦读当代表演艺术。毕业后积极开展不断找展演和艺术驻留计划的机会，在微薄的津贴里维持生活。运气好的话，未来的她会在学院可能教授一个科目，领著同样微薄的薪金，租用多数没有暖气设备的失修工作室继续她的创作。

但每每当和Y在厨房里相遇，天南地北谈起艺术，所有酸苦都会暂时被忘掉。我们谈移民女性的处境、以艺术家为职志的自我怀疑、哪里看到好展覧好演出⋯⋯有些夜晚在客厅一起看电影听音乐或纯粹买醉，又或匆匆吃饭、交换日常、人际烦恼或处理厕所漏水网路失灵等等问题过后，就回到各自的小房间里工作、又或跟在外地的亲友情人通上几小时电话，然后在失修的花园抽烟时再度碰头。都是典型的“伦敦漂”年轻甚至中年人的共居风景。

很多人勉力留下，又有很多人，像脱欧落实后的欧洲劳工和专业人士，像我阿塞拜疆、印度来进修的朋友、甚至英国本土的朋友，都因为找不到工作、或经受不起高生活成本，而离开了伦敦。然后更多人涌进来，政府刚公布数字，移民人口创新高为74万，比上年高了3倍 。很多人都说，我不喜欢到伦敦生活，但到伦敦见识这个名符其实的“世界”，是我的想望 。

“移民、亚洲、女性——我不想我的创作只是因为述说和代表著这些边缘性才得到注意。”

当下的共同体

“移民、亚洲、女性——我不想我的创作只是因为述说和代表著这些边缘性才得到注意。”

身旁的前室友Y在巴士上气冲冲说。她说话时总是直率不留余地，“我不想我的创作变成异色（Exotic）的东西被西方世界消费。这个表面多元实则白人主导的城市，我不认为他们真正对这几个议题感兴趣。他们大谈性小众、环境、人类世、他国的战争，他们没怎么亲身经历过真正的政治压迫，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优越性。”

车子行经市中心商业区，转至建成于17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阳光把建筑物和历史都切半。我没有开腔道出我身边其实有好些很自觉而得不到注视和资源的白人艺术家，白人也有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有的是水肚不服的移民，也有很多是被富人压诈的穷人，因此变成了政治上另一种被隐去的、被视而不见的人。

“我不想我的创作变成异色（Exotic）的东西被西方世界消费。这个表面多元实则白人主导的城市，我不认为他们真正对这几个议题感兴趣。”

存活在阳光与其阴影下，繁茂又艰难的大环境，政治正确同时不正确，同理包容和无感仇视并行。我和这里好多人一样，在自我矛盾和挣扎中，自然而然地展开了寻找创造和发表自身声音的历程。

初来英国的时候，我延续在香港的工作，以写作挣取文稿收入。写这里的文化风景，千疮百孔的Covid政策，自身患病的经历，一众移民者之歌。

然后，在封关封城不见天日的病疫时期，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说。追寻祖父辈在东南亚50年代排华期间被监禁打压的过去，写殖民的经历如何跨越到我们这代身上。我来到前殖民者的土地上，有了开笔的动力、感受和视野。渐渐地，因著角色的对调、文化的对照和并行，在这个广阔了许多、但不知有没有观众的舞台上，述说“香港”“亚洲”“殖民”“离散”的故事。

两年前，和同是刚来英的一些电影人，成立了全英首届以香港为主题的电影节，游走于各个城市，跟随散落港人群体的步履踪迹。

刚开始找戏院和场地的时候，都是石沉大海了无消息。伦敦独立戏院和社区中心林立，放映大量边缘社群的电影，鼓励多元发声，但声音杂多至令人难以耐心聆听。那时，唯一独立戏院迎接了我们——它座落在东伦敦最为混杂和贫穷的移民聚居地之一、以孟加拉、印巴裔为主的Tower Hamlet，由此展开了我们第一届的放映。

他们指的“亚洲”多指印巴人即南亚人。东亚是他们渐多留意的、亚洲界别内的第二大他者，以日本为首。资助申请书上，“亚洲人”一项只有东亚和南亚，多年来漏掉了一整块“东南亚”的界别。

当在这里的巨型银幕上能够放映香港人在社会动荡中的身影，观众都在流泪。当中很多人，才刚匆匆落户英国，适应陌生的环境和冬天的澟洌，首度动身到戏院，首度看到这么多的香港人和关心香港的其他国族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创造了能量和思想交流的“场所”，一个在异乡形成的短暂的共同体。

这里的戏院重视缔造凝聚社群（community building）的社交空间（Social Space）。每家戏院总有让人群能够聚集闲聊的Lounge，时有DJ演出、演唱、座谈等等。香港文娱空间少有成为随机认识连结的空间，在这里却倒是寻常。

在香港从来没有懂得或积极地做的东西，在这里又自然而然地学习、吸收、试行。

香港被称为多元混杂的社会，然而以自身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和观察里，却都多是单元的，在种族、阶级、志趣的同温层里打转。

香港人以外，有台湾英国爱尔兰拉丁印非裔的观众来看电影节的放映。香港被称为多元混杂的社会，然而以自身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和观察里，却都多是单元的，在种族、阶级、志趣的同温层里打转。而在伦敦，你的邻居、同学、同事，酒吧搭讪的侍应⋯⋯总是来自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很多居英的港人都跟我说，到这里第一次交上不同国籍的朋友，有些更来自未曾想像过的地方。

当英国戏院大多仍只展映香港上个世纪的经典电影，我希望把关于当下离散、公义、性别、贫穷、青年等等的当代香港故事，鲜被看见而被放大至银幕，跟这里的香港人、其他背景的人对话。

伦敦处在“Overwhelming”的状态，也是生活在其中的感受和经验，无论是好或坏的方面。大都会的无名（anonymous），无尽的杂声，比香港更甚，隐没在其中，感受到自由，同时可以很无力。在众声喧哗中要聆听跟自己文化上遥远的声音显然不易。然而较为包容及以移民人口为主的环境成为了滋长情感连系和同理心的土壤。

疫情中针对亚洲人的hate crime而激发的ESEA（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身份运动，各离散亚洲民族连结，探讨身在英国的亚洲人的可见度、Representation，以及自身身份根源，在英国社会掀起回响。而香港新移民带来了另一重亚洲性，我期望能够透过影像深入地缘、历史、和英国的关系，参与编织多面貌的、此起彼落的亚洲性 。

在众声喧哗中要聆听跟自己文化上遥远的声音显然不易。然而较为包容及以移民人口为主的环境成为了滋长情感连系和同理心的土壤。

渐渐地，我也走进其他社群的肌理去。例如近来看了历史上首部英国黑人拍的长片、看保加利亚首位女性剧情片导演60年代前卫反极权讽刺喜剧——坐在身旁的女孩问我来自哪里，“我是保加利亚人，在座的都是保加利亚人。好奇你怎么会来看？”在不少亚洲以外少数族群的独立电影的放映里，我是院内唯一的亚洲人，倒是头一遭被如此询问，“对电影本身、尤其早期的前卫和女性电影很感兴趣吧。电影的超现实寓言本身就是慑人的，尤其用于诉说神秘的、统慑人们行为的权力核心，又何尝不会有共感？”

女孩一笑，“我在英国成长，对从未真正生活过的故乡有种乡愁。你呢，你的乡愁是怎样的？”四目交投，我们沉默。电影开场，片中的乡村场景、肢体动作和幽默，有种陌生的趣味，只是当身旁女孩和四边观众都在笑的时候，我没法感应。显然英文字幕并没有把保加利亚的地道方言和文化翻译出来——而翻译成的英文也是我正在学习的第二语言。

在伦敦就是恒常在翻译再翻译的文本里团团转，时而得出不同的误读或创造性的解读。那可以是具启发性的撞击，但同时也被提醒我处身“外在”的位置。

“你的乡愁是怎样的？”

“多元”

但外在的感觉显然是伦敦人的共同感受。这也正是群落连结的根基。

在英国朋友的生日会上，遇上因批判以色列政权而流放巴西的著名巴勒斯坦诗人F。说起她的家人仍在加沙，她说尝试保持强大，但感到自己正在瓦解。她说时全身颤抖。我们紧紧相拥，她忍不住放声痛哭。她呜咽，“我明白你的，你和你的香港朋友们。我明白的。”

多元很多时正是Tokenism式的量化。意愿良好，但最后得到资源的是懂得玩剔格子游戏的人，伦敦当局是否真正懂得和真正支持最隐蔽的声音得以被看见？

我已不知道如何去哭，但拥抱是美好的。然后犹太人鼓手朋友S走过来，跟我们相拥。S参与每周伦敦市中心反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S、F和我传送著温热的共同，来自世界的三边。歧异从未被抹平，但连结实在而宝贵，这是我在香港从没有如此真切地感受过的。

首届的电影节选映了十多部香港独立电影，观众的热烈反应震动了独立戏院界，他们突然看见了英国原只占少数的“香港”、“东亚”观众。第二届电影节得到英国最重要的电影节基金的资助，是英国电影界别的一大肯定。但资助金额却不成比例的小，一般资助只占预算成本的一至三成。大部分资源实需来自跑其他赞助、基金、票房，追逐永远也追不完的“自负盈亏”那无望的目标。

这不免令我忆起香港艺发局“分饼仔”的资助计划，它正正沿用英国的艺术资助制度：申请者众，每个机构都分上一小部分、方案为本的资助，而非支持机构年度或长远发展，只仅仅令你不愿放弃手上创造的文化方案，艰苦勉力地在不成比例的回报下完成。

多元（Diversity）是英国文化政策的关键词，因此“分饼仔”变成成就多元的一个重要姿态。大家都在不能持续和成长的情况下发展各自的声音，声音结果变得零碎而短促，也因此无法令相关省思和议论深化、壮大。资源和赞助依然落在最大的艺术机构身上。

而我们在办的电影节也经历同样的命运。一届的资金完了，中间的资金却是真空，然后是没完没了的争取资源，多于去筹办计划、去想我们如何有创意地表达自身的声音。

英国政府的资助政策、平权劳工政策，强调少数族裔、身心障碍者、性小众得到平等甚或优先的待遇。但却被批评是以“剔格子”，或称之为Tokenism的方式实行，即以规范或奖励计划去达成，即愈多符合边缘族群的资格愈“高分”，因此合乎法例或得到更多资助，而未必考虑方案或创作的高度和是否真正带出多元。

和“分饼仔”逻辑一样，终究声音有没有真正多元、和缔造互相理解？在我申请这些资助的过程里，多元很多时正是Tokenism式的量化。例如展影的作品、工作团队里有多少个创作人员是上述的边缘族群，你会在伦敦其他偏远城市放映的场次有多少等等，去决定你的资助额，而不是你对多元的思考有多深入。

意愿是良好的，但最后得到资源的是懂得玩剔格子游戏的人。当局是否真正懂得和真正支持最隐蔽的声音得以被看见？英国人对亚洲的认识，或他们指的“亚洲” ，指的多是印巴人，即南亚人——印巴人是久远而为数较多的移民群体，和英国的文化交换和融合深入得多。东亚是他们渐多留意的、成为亚洲界别内的第二大他者，以日本为首——在资助申请书上的格子中，“亚洲人”一项只有东亚和南亚，多年来漏掉了一整块“东南亚”的界别。

我愈来愈感受到，香港人在“亚洲”和“华裔”的文化版图上，是小众里的被代言的小众。

我想叙述的，就是小众里的被代言的小众那隐去的故事。香港文化不是“华人文化”这词所能概括的。我想叙述的，是这小小的一片土地，如何尝试脱离来自经济和政治殖民者的典型目光、对其中西都会亮丽想像以外，微小但勇敢的，残缺而独有的和声。

这片离散的异声每刻都在新的环境下演化，一路和香港本身深远转折的历史相对照。这个故事，我仍然想说下去，而且现在更有反省的距离说下去。但有时又恍惚返回香港那资本主义制造的匮乏的黑洞里，需要从离散的共同体中寻找力量，走出来。

我想叙述的，是这小小的一片土地，如何尝试脱离来自经济和政治殖民者的典型目光、对其中西都会亮丽想像以外，微小但勇敢的，残缺而独有的和声。

我把过去和未来、此地和彼地虚构连系，瓦解故乡和异乡、被中心化的故乡和外缘化离散的二分世界，延续在故乡的外来者身份至他乡，在不断的置换（Displacement）和游移中尝试创造和想像。

孤独

黑夜，寂静无光，街上总见著一头又一头的狐狸悠然在黑暗中踱步，尾巴摇曳，展示王者之姿。

在都市中行走的狐狸是伦敦特有的风景。时而在他人家中花园歇息，在泥土挖掘吃的，时而在垃圾丛中啃咬人剩下的食物。追踪狐狸的步履和气息，成为伦敦移居者的情感投射方式。

三年间我移居了十一处地方，横跨十个区份。和其他伦敦人一样，永恒处于过渡的情态，没有真正投身任何社区。然而在这里，我慢慢地跟同样在流徙的乐手、画家、诗人，形成了友朋的圈子，游牧式的情谊。作为新移民，在社会的“外边”，有继续下去的力气和新奇；就像我的英国本地艺术家、乐手朋友，都爱到西班牙、德国、荷兰等欧洲没那么资本化而文化上同中有异之地，演出、创作，激发灵感——我们都在置换的经历中创造自己、让“身份”以可审视的距离检视著。

“巴黎比伦敦封闭多了，自傲和沉醉于自身的文化遗产当中。我感觉我的思维和Vibe (气息）跟伦敦才配，对我来说这里才是文化的地方，在这里另类电影放映的机会多太多了。但在这里久了，我的感受逐渐模糊。”我跟第一家接待我们的戏院的电影策展经理L成了朋友。她来自法国中南部的小镇，在南法修读电影史，十多年前随姊姊的步伐来到伦敦。我们分享共同的电影口味，到戏院后门的花园抽烟，那天是她的工作的最后一天。戏院财政不稳，在这里工作数年打开了一片天的她，被裁员了。

L下班时间到了，我们紧紧相拥，是英式礼仪中最亲切的部分。我们约定，在她自家乡回来以后再见。远行前道别，久别后不知何时重逢。不断的相遇与分离，在伦敦的几年间，重演过不知多少遍。

我和自身的过去、文化、语言、身边人、社会断裂——许多时我跟这里的人、事和社会也一样。新的连结滋长，它们美丽，但无法肯定能否成形，抑或最终不过是一地情感、混沌和自相矛盾的意识的碎片。

伦敦的黑夜不像我记忆中香港的黑夜，但或许更加像今天我未能亲眼目睹的香港的黑夜了，也或许比记忆中的更加不像呢。

我把过去和未来、此地和彼地虚构地连系，瓦解故乡和异乡、被中心化的故乡和外缘化离散的二分世界，延续在故乡的外来者身份至他乡，在不断的置换（Displacement）和游移中尝试创造和想像，所谓意义。

两地的黑夜形成我的一对镜子，在世界的另一边凝视自身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