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脸、黄脸和更黄的脸：谁有资格书写华裔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偷窃的故事。

一个白人女孩受邀去亚裔作家朋友家做客，却碰上朋友意外去世。震惊之余，她不假思索地拿走了朋友刚刚完成但尚未示人的小说手稿——同样出版过作品，这位白人女孩远没有自己的亚裔朋友那么成功，眼前这份手稿是绝好的翻身机会，她岂能放过？她将手稿交给文学经纪人，与编辑合作，修改完善了手稿的细节。然后，她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它。

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偷来的故事令她收获了难以想象的成功，过上备受瞩目的畅销作家生活。终于，通往文学天堂的阶梯就要为她垂下。但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她被卷入巨大的舆论风波：这个来自亚裔作家的故事聚焦于一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中国劳工，而作为白人写作者的她，有没有资格讲述一个不属于白人族裔背景的故事？与此同时，关于真相的危机也在悄然逼近……这个白人女孩能够从她一手造成的局面中成功脱身吗？

关于出版界的讽刺小说，《芭比》式的“小骂大帮忙”

这是今年5月，亚裔作家 Rebecca F. Kuang （匡灵秀） 出版的小说《Yellowface》（扮黄脸）的故事。Kuang是近几年英文世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人生经历几乎和小说里死去的亚裔作家Athena Liu如出一辙：她们都出身于美国亚裔中产家庭，一路从私校读到耶鲁，出版的第一本书就获得成功，逐渐成为同龄人中最畅销的作家，而且都是以书写亚裔题材的小说而闻名。她们俩甚至涂一样的口红色号：樱桃红。

从某种角度来说，Kuang是讲述“种族议题+出版行业黑幕”的讽刺故事的最佳作者人选。首先，她是生活在当代美国的华裔——一个较少被关注的少数族裔，这意味著她在种族议题上有免于批判的优势位置；其次，畅销书作家Kuang了解出版业，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规则，更了解如何揭露这些规则的规则。就像她在采访中所说的，如果《Yellowface》是她的第一本书，她绝不敢写这个故事——成功者的反思会被认为是发人深省、值得聆听的，失败者则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但，就算是畅销作家Kuang来写这本以剽窃者为第一人称的小说，阅读体验也不舒适。女主角白人女孩 June 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文学作品中读者不可完全信赖的讲述者），她有危险的个性和价值观，眼中的世界扭曲变形；而这些东西在《Yellowface》中得到了特写般的展现。Kuang有意识设计出令人不适的阅读体验，让读者全景式体验着一个毫不遮掩的白种种族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在书中读到种族主义的情节本来就令人不适”，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Yellowface》中有大量关于出版界的讽刺情节。比如，当 June 和著名出版社签约，共同编辑 Athena Liu的手稿时，她毫不犹豫地遵从出版社对亚裔题材作品提出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基本上是为了让这本书与白人读者贴得更近，包括：柔和处理反派白人角色；将部分负面白人角色改成华裔；增加白人少女和华裔劳工之间的浪漫情感情节；删除角色口中“虽然事实如此，但容易引人不安”的种族主义用词；删改白人读者不容易理解的中文名字和复杂的中式人际关系。最后，在出版前夕，编辑建议June把她的作者名字从June Hayward 改成种族身份模糊的Juniper Song。 如果读者因为Song这个拼写误以为June是华裔，肯定有助于这本书的销量。

这些的确都是欧美出版界，甚至是更广义的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虽说现在人人都标榜开放多元，但实际上种族主义就像电影《芭比》中某个精英男士描述的父权制度——“我们不是不搞（父权制）了，我们只是把它藏得更隐蔽。”Kuang选择在小说中从一个白人的内心世界，彻底暴露那些“藏得更隐蔽”的东西。有趣的是，这本大胆揭露出版界暗渡陈仓的小说，偏偏是由全球知名出版社Harper Collins推出，这和《芭比》出品方是芭比母公司美泰如出一辙。商业公司展开一轮颇为积极的自我批评——其中也偶有人性光辉闪现——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卖玩具、卖书、卖东西。《芭比》讽刺美泰公司，却令现实世界掀起“芭比粉”消费浪潮；小说《Yellowface》讽刺出版界，但它立马登上畅销榜，为出版社和作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和名声。我们不会知道Harper Collins的编辑和Kuang的往来是否跟June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但我很好奇，为了确保小说获得商业成功，这次他们又做了什么？

但Kuang明显拒绝引发这样的疑问。在《Yellowface》的致谢部分，她甚至特地为此澄清。“与June和Athena相比，我得到来自最棒的朋友、家人和出版团队的支持，为此我心怀感激。这是一个作者所能期望的一切。”——纵然这本书里有再多关于出版界的黑暗，这些不光彩的事情都跟Harper Collins无关，也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无关。

但，真的吗？这本书真的跟她本人的经历无关吗？

Kuang与Athena：她逃避了，她也是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Kuang就是小说中Athena的原型。或许由于这个缘故，虽然小说是从June的视角展开的，虽然June对Athena不抱善意，但每每写到Athena时，作者就忍不住释放爱意：要么忽然开始堆砌漂亮的词藻，要么就安排June妒嫉地盯着Athena——当然，June的嫉妒心只会更加衬托Athena的优越和高大。

但作为重要人物的Athena，在小说里就只有这些好上加好的形容词。小说对Athena的描绘相当单薄。除了June在内心不停地与Athena的幽灵斗争以外，真正属于Athena的有意义情节并不多。其中一处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推特账号言之凿凿，声称June偷走Athena的遗作，网络舆论逐渐发酵，来到沸腾的顶点时——作者忽然写起了Athena。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故去的Athena也受到攻击。推特网友说起Athena生前的作品，指出作品中对国民党、对台湾原住民、对作者个人家族史、对亚裔角色的面部描写等，种种细节都有失当之处。“我们华裔美国人社群早就不爽了，凭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Athena可以写种族化和中国历史。”一位名叫@NoHeroesNoGods（没有英雄没有神）的推特账号说，“Athena总是把中国最糟糕的历史和文化展现出来，博取白人读者的同情。她是种族叛徒。”在这些口号式的指控中，有一条详细分享Athena如何挪用他人的经历，进行创作：在美国历史博物馆，Athena采访了也在参观展览的老兵，录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基于此写了一部关于韩战的、饱受赞誉的小说。“就像（她）从老兵嘴里抠出字眼，写在纸上，当成自己的作品。”

这些指控正是现实中一些读者对Kuang过往作品的批评。她的处女作，军事幻想小说《The Poppy War》（罂粟之战）背景基于二战中的中日战争，书中每个虚构国家都有现实原型。其中一个叫Speer的种族原型是台湾原住民，她将这个种族刻画得“暴力、好战、缺乏人性”。小说里来自Speer的主角就像June一样不讨喜，不断展示暴力本性，最后甚至对另一个原型为日本的种族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故事的结局和《Yellowface》一样，走向无可挽回的崩塌。

除了对台湾原住民的误用以外，整部《The Poppy War》都在挪用中华民族在中日战争期间的苦难往事。二战中灭绝人性的一桩桩悲剧性事件，例如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被她拿来赤裸而潦草地使用，只是简单地把现实中涉及的国家、角色和场景替换成小说中虚构的替代品。一些读者指出，曾经蒙受过真实痛苦的民族（很讽刺，那正是作者自己的民族），读《The Poppy War》，只会引发创伤应激反应。用这样的写法写中日战争，对于很多华人来说，无论从情感还是从对历史的熟悉程度上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但Kuang在成年后才第一次长时间访问中国、学习中国历史，也许对她而言这不是很大的问题。

小说中，当Kuang安排Athena遭遇相同批评时，小说出现了一个岔路口，路口的另一头延伸出一条不同寻常的路。Kuang本可以在这里停下来探究，难道历史只能有一种解读吗？中国官方的历史难道不也只是一种叙事而已？历史上的苦难不应当出现在通俗文学中娱乐大众吗？怎样书写苦难往事，才不算是“文化挪用”？如果Athena和她都没有资格写，那谁才有资格？

但这些问题，她一个也没有问。她借着June的口吻，为这些针对Athena，同时也是针对她本人的批评做出了解读：“Athena是一个完美的靶子。她太漂亮、太成功、太清白，一点把柄也没有。”所有攻击Athena的人，当然也包括June，都是在嫉妒完美之人。

岔路口过去了。她走上了那条更简单的路。

Kuang与June：她塑造了她，她利用了她

那么，《Yellowface》本身发问的最重要议题——“谁有资格讲述族裔故事”，Kuang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呢？她是那种将个人经历和想法与创作紧密结合的作者，但她写着写着，失去对自身声音的把控。她既是作者，又是这个议题的局中人，她不由自主地附身到叙述者June的身上，用白人角色的嘴来说自己的话，这导致June最后的面目模糊不清。

小说中，Kuang用了几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描述June遭遇的舆论风波。最大的战场是推特，另一个是书评网站 Good Reads。在这两个平台上，出现任何话语、议题都不奇怪，Kuang贪婪地网罗着这个故事能够牵涉到的文化热点，尽可能地呈现舆论本身——但就像她在Athena的本质问题上坚持视而不见，她对推特热点也从未进一步引导和探究。

小说中最常描绘的场景就是June一个人在家，不停上网搜索关于自己的新闻和帖子，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在各个关键节点，围绕着June的是不同的争论和文化议题，但June的反应基本上都一样——要么下意识逃避，要么防御性回击。June 从不直面自己偷走Athena手稿的事实，而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的贡献已经名正言顺；June 从未真正反思过讲述亚裔故事的不正当性，而是理直气壮地认为攻击自己的人就像曾经攻击Athena的人一样，纯粹出于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嫉妒。显然，她非常缺乏安全感。但问题是，缺乏安全感的，究竟是June，还是通过June的内心流露出真实感受的Kuang？

Kuang同样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安在June的身上。June刚出版修改编辑过的手稿时，就有一个ID像是亚裔的评论者在Good Reads提出大段严肃批评。评论者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剥削历史的小说”，并没有如它所说那样挖掘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从而让成千上万中国劳工的苦难被看到、被感知、被承认，而是将他们写成了一部“不真实的故事”，以供白人读者获得娱乐和良心慰藉。这类批判不正是《The Poppy War》在现实世界遭遇的批评？

June的第一反应仍是逃避和回击：“难道你有资格评判什么才是真实的？你的ID后缀看起来像是日文吧？日本人和中国人反正也不一样。”为了获得支持，她还将这条评论发到私聊群组，她的作家朋友立马表明跟她站在一起。“批评者只会通过诋毁别人来获得关注。”其中一个作家说，“这是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

紧随其后，在一场独立书店举办的作家分享会上，一个华裔美国女生问June：“你认为一个白人作者为什么可以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并从中获益？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应当讲述这个故事？”June从华裔女生起身提问时就在心里不断嘲讽对方，这时则开始回答她早已准备好的答案。

“我认为审查一个作者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是很危险的。我不想生活在一个人们通过肤色告诉一个人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世界。”果然，她将话题从文化挪用转向了言论自由，一个老生常谈的技巧，“黑人作家没有资格写白人主角吗？写二战的作家都必须亲身经历过二战吗？你可以从文学成就角度或历史代表性角度批评一个作品……我认为写作是同理心的实践。阅读使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文学建构起桥梁，让世界变得宽广……”

这不是角色，而是Kuang在说话。类似的回答我在Kuang的采访中不止一次地看过。今年5月，Kuang接受《卫报》采访，她表示，“谁有资格写什么故事”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讲故事的核心，就是要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自身以外的人共情，在理想情况下，真实地、富有同情心地塑造一系列角色，否则我们能写的只有回忆录和自传，没有人想看这些。”她认为最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去写这个故事，比如说，“作者和被代表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可是，这正是她的书写令人失望之处。她塑造了完全基于她自身生活经验的角色，Athena，使其成为这个故事中相对无辜和受损害的一方；她同时塑造了与自己族裔和阶级背景大相径庭的角色，June，并使其成为加害者、虚伪的婊子、精神崩溃的罪犯。某种程度上，她与这两个角色都共情了——针对Athena的批评全都是现实世界里针对Kuang本人的批评；围绕June的舆论风波，大部分也来自Kuang亲历的遭遇。这些批评或许大部分都是网友瞎起哄，但其中也有中肯合理、有参考意义的评价。但Athena和June将批评者划为嫉妒之流，不是逃避就是回击；这当然不是角色的责任，而是创造她们的作者的责任。作者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批评，所以两位主角也像作者一样，走上更简单的那一条路。

除了 Athena 和 June 以外，这个故事里其他角色多少也像工具人。他们都承担着固定功能。与出版相关的角色只谈论出版，负责表演出版行业的黑幕；June 的母亲和姐姐负责表演一个不理解家人梦想的庸俗家庭；网络上所有评论者最多只有一个ID，全都面目模糊但分外可憎；Athena 的前男友专为揭露 “Athena 身上也有问题”而登场；最后揭开真相的华裔女编辑也充满了设计感——怎么会这么巧？最好要有一个华裔女编辑，这里就有了一个华裔女编辑；华裔女编辑说的话应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在结尾处给人留下深深的思考，华裔女编辑刚好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从主角到配角，所有角色没有一个是立体的，能引人共鸣。

黄色的脸与更黄的脸：谁有资格写什么故事？真正重要的问题

我能理解，为什么Kuang反复说“谁有资格写什么故事”的问题不重要。这个问题对Kuang而言非但不重要，反而会给她带来限制。

她成长在美国一个能够负担私立学校学费的富裕中产家庭，接受了美国和英国的顶尖教育。她面临的问题不是无法成为“优秀的亚裔代表”——她已经是了；她烦恼的是自己只能是“优秀的亚裔代表”，而她不想这样。虽然她以少数族裔的身份写作，但她生活经历里并没有太多少数族裔通常经历的“边缘化”和“受压迫”，她的阶级身份修正了她的种族身份，她的中产父母将她一路护送至一个又一个像消灭了狂犬病一样消灭了种族剥削的天堂。她出版了三部基于中日战争的幻想小说，“与自己的家族和历史联结”，从她受到的批评来看，很难说这样的联结究竟有多真诚可靠——但现在她想跳出这种联结。

她成长在美国，正经也是个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写其他美国人写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她对亚裔历史和苦难的理解似乎已经耗尽了。

延续在《The Poppy War》中“剥削他人痛苦”的风格，Kuang在这本书里也用冷酷的口吻描绘了一些与华裔相关的刻板场景——是的，这些场景或许是真实存在的，但作者明明可以选择自己的写法。一些写法会令人痛苦，一些写法会带来柔情。在书的后半部分，June为了寻找新书灵感第一次去了华盛顿的唐人街，她走进一家饺子馆，这家饺子馆的桌子是“剥落的”，窗子是“油腻的”。June一边自我安慰，“这些或许是一家真正的中餐馆的标志”，一边落座，女服务生一言不发端上“盛在脏兮兮杯子里的水”和一张塑料餐牌。她看到餐牌上写著汤饺，心里开始后悔。“我不知道什么是汤饺，听起来很恶心。”她想着，“从厨房飘来的强烈、发霉、垃圾箱一样的气味也让我反胃。”

考虑到这时候离开有些不礼貌，June只好点了餐。在等餐时，她试图跟中年男服务员攀谈，后者偶然使用了一个有点难度的英文单词，June立马腹诽：“他的英文比我想象中要好。他的口音很重，但刚学英文的人怎么可能用那个词？”她猜测，他要么是为了向白人展示“地道中餐”而装出来的口音，要么是个教授或医生，因为触怒了中国政府流亡至此。“两种原因都是不错的情节反转。”她满意地想。

可惜，June还未能挖掘下去，就被女服务生认出是那个“剽窃了Athena的白人”，只能落荒而逃。饺子馆的情节结束了——整个过程，关于饺子馆的一切，关于餐馆、食物和两位店员，Kuang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正面词汇。当然，这是June的视角，一切负面感受都是June这个无可救药的人的内心世界，但读者能从这一段故事中获得什么呢？整本书都在告诉读者June有多烂，挪用他人文化而不自惭，我看不到非得用一场难堪的唐人街之旅来重复强调的必要性。作为一个喜欢中餐馆、身为第一代移民的读者，我读到这里，意识到Kuang对饺子馆的描述中传达的是她——是的，是Kuang，而不是June——不能共情的凝视，她的目光毫不留情地穿透June的眼睛，投射在我和我的族群身上。她的写法没有柔情，她的审视刺痛了我。

Kuang之所以能一次次把华裔的痛苦掰开揉碎，作为一种guilty pleasure（有罪恶感的快乐）呈现在读者面前，正是因为英语世界对“谁能代表亚裔”和“如何书写亚裔“的正当性思考太少，对这种行为表达抗议的声音又太小。在白人主导话语权和审美的世界中，Kuang长着一张黄色面孔，受过良好教育，说着一口流利英文，被认为是边缘和多样性的代表，足够资格受邀分享“少数族裔的真实生活”；她写的亚裔故事天然可以免去敏感性审读，她是写亚裔的最佳人选。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Athena和Kuang都不太会说中文，她们有生以来在中国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年。如果她们一直生活在上等的中产阶级泡沫中，对亚裔平民的真实生活缺乏认知，那么她们凭什么更有资格讲述亚裔的故事？而她们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强化了对亚裔平民的刻板印象，这又算怎么回事？

这让我想到同样发生在唐人街的一个细节。June希望在这里找到特别的情调，却不无失望地发现，虽然那里许多店铺外头招牌上是中文，但里头和华盛顿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该卖星巴克还是星巴克，该卖意大利冰淇淋还是意大利冰淇淋。我不知道这是否是Kuang有意为之，但这个场景实际上构成了对她本人的隐喻：虽然长了一张黄的脸，掌握了一些足以震慑白人的中文，能写白人没有资格写、大部分中国人没有足够英语能力写的华裔题材文学，但她内里却是一个美国人。

她不是那间斑驳油腻、令人反胃的饺子馆，倒像个有中文招牌的星巴克。想要写好那个饺子馆需要一点儿温柔，而温柔需要亲身体验，那是大学课堂上再多的中国历史书和中文课本也无法创造的联结。

到底是谁挪用了谁？小说中，June挪用了Athena的手稿；现实中，白人占据了Kuang以亚裔以外的身份发表作品的机会。Kuang眼中的文化困境到此为止。但Kuang本人同样也在挪用，她挪用了亚裔血统为她赋予的正当性，在试图讲述一种她不了解的亚裔生活时，错误地代表了阶级条件和教育水平都远不如她的亚裔声音。

必须承认，Kuang开启了一个富有潜力的议题，白人对亚裔作品的偷窃，以及背后主流族裔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挪用议题，这其中有一大堆复杂的角度，一大堆值得深挖的细节，但她没能展开讨论任何一个。她执着于书写那些流于表面的网络糟粕，以及烂人主角的烂人内心。她不断地写，反复地写，用夸张的语气来写，确保每一个读者都能领悟她最浅显的用意，即，“白人的文化挪用是错误的”。她认为这是遵循写实主义的讽刺手法，她这么写是因为现实如此，现实中存在太多压迫与剥削。但由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实在顺遂，所以写来写去，除了充分传达了那一层最浅显的用意以外，没有值得一提的反思——无论是对现状的，还是对自身的。

讽刺小说普遍冷酷尖刻，将现实摔烂给人看，但绝不是就这样结束。什么是错误的，我们都懂得了，那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我们怎样才能追求到它？这些真正重要的方面，为这本小说赋予社会意义的可能性，岔路口上的另一条曲折但深邃的道路，Kuang全都逃掉了。

可惜，这样摔烂一切的写法备受欢迎。《Yellowface》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被公认为是一本关于亚裔和亚裔困境的佳作，但它实际上不能让人对亚裔的真正困境增添认知和反思——这些本该由作者率先探索的东西，在这个热闹但贫乏的故事里根本不存在。

说到底，这本书会引起这番“资格论”的探讨，并不是因为只有根正苗红的中国人才能讲好故事，而是，Kuang缺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所需要的诚恳和勇气。她占据了英文世界里属于亚裔的、可供诉说的位置，但没能承担这个位置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她浪费了引发一场重要的公共讨论的机会，将它换成了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呆得更久的机会。

但这不完全是Kuang的问题。多年以前，她或许只是随手写了一个关于中日战争的幻想故事——本来也可以是别的话题——这本书忽然在Tik Tok上流行起来。她拥有一张和作品主题吻合的黄色面孔，她被赋予书写亚裔故事的特权，当出版行业希望展示多元和先进时，大家想起这个优秀的亚裔。她写了一本又一本以华裔为主题的故事，但她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装饰。“我讨厌这样。”她在采访中强调。

不过，从目前来看，一位亚裔作家得到了名声，而出版行业完成一次进步，双方都拿到不少钱，看起来没人受到伤害，皆大欢喜——哦，除了那些每天守着饺子馆的人。文化困境对他们而言是什么样的呢？但问题不大，反正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懂这本书，看懂了也不一定说得出什么，说出来也不一定有人想听。还没人真的在乎他们，虽然他们也长了一张黄色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