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小村里的"香港":社运疫情后,离开的人怎样才会回来|导演曾翠珊专访

太平清醮每十年就像一次盛大的Reunion、也是村民各自人生的Check point。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上《冬未来》纪录片主轴的一家人。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 电影 迁移 风物

2020年初,曾翠珊从九龙灯火之地太子,搬回她的故乡——位于香港西贡半岛一个叫做蚝涌的小村落。彼时,2019年社会运动余波未止,太子生活地与示威现场可谓咫尺之间,而曾翠珊尝试平复心情,回到蚝涌,预备一整年“太平清醮”的拍摄计划。

回家不久,2020年1月23日,香港录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曾翠珊的创作笔记这样写道:

“历书中提到,2020年庚子年是灾害频生的一年,没有想到春节不久,疫症便爆发,回家拍摄同时亦变成回家避疫。一众村民生命中最期待十年一度的盛事,没有想到这届不是必然地能发生。”

倒推数年,曾翠珊在2014年的作品《河上变村》纪录了蚝涌村上一届的太平清醮。那是她首部纪录长片,曾获台湾“南方影展”最佳纪录片奖。《河上变村》由村落老人长安婶述说家族史,以女性为敍述视点,并追踪下一代家族移居海外、社群流徙的故事。其时,太平清醮正是散落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十年一度的团聚之约。

而今次2023年的纪录片《冬未来》,则拍下另一截然不同的太平清醮。正逢疫症,世界纷乱、停摆,人心难安,家人团聚变得渺茫而困难,二百多位生活在海外的蚝涌村民因疫症封关,无法回港参加清醮。十年间,很多村中老人陆续去世,包括《河上变村》里的长安婶。

曾翠珊说,《河上变村》聚焦在十年前村落里的温情,原居民的故事;《冬未来》则是对于团聚的美好以及对家的思考,不再只限于村落本土。“《河上变村》与《冬未来》是两种不同的approach,因外在与内在也产生了变化。”她重新思考关于家、团聚的意义,还有太平清醮这种古老仪式,如何在人心间起著玄秘的守护与疗愈作用。她说:

“我重新专注在仪式与祷告之中。”

《冬未来》纪录片海报。
《冬未来》纪录片海报。

“因为我经常停留在同一空间,看事物变、人变、空间变,正是那种观察、体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令我开始拍电影。”

太平清醮:香港小村落的时间刻度

每人的家,不就是心中的庙寺吗?

曾翠珊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西贡蚝涌,一条五百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傍著河涌而生,这里也是她出生与成长之地。自十二三岁起,她已经拿著摄影机通山跑、探索和纪录至今。从大学毕业作品《蚝涌》,到实验短片《河上风光》,纪录长片《河上变村》,剧情片《大蓝湖》至最新纪录片《冬未来》,她持续地纪录家乡,拍下一部部她称之为“Video Diary”(影像日记)的作品。

蚝涌是曾翠珊的宝库、梦工场,是她透过创作试图连结自身、他人与世界的源点。“因为我经常停留在同一空间,看事物变、人变、空间变,正是那种观察、体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令我开始拍电影。”

所以在《冬未来》里,你见著不同年岁(从十二三岁至四十多岁之间)的曾翠珊,以及不同年岁、已移民各国众村民的身影,在底片中一再时光倒流。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自青年以至白发苍苍;有的离开,有的回不来了;也有新的生命,悄然诞生。不同年份太平清醮的影像纪录,把众人的命运轨迹汇聚一次,回溯一次,也重写一次。

每十年一聚的清醮,就是村落的时间刻度。

曾翠珊在香港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出国读书,但她觉得,世界在自己身边转动。村民移民外国后,生了小孩,一到清醮,一家人都回来。有不同种族、很多文化在村里面发生。村落并不封闭,甚至反映了全球化人口流动的趋向。她觉得,这不单单是这条村的故事,也是其他村落的故事。

村落并不封闭,甚至反映了全球化人口流动的趋向。她觉得,这不单单是这条村的故事,也是其他村落的故事。

翻阅历史,60年代新界原居民村落发生了第一波移民潮,其中最主要因为港英政府推动基建,在全港多处山谷筑成水塘,引水道系统截取大部分雨水,农业水源减少,无法维生,农业社会慢慢瓦鲜解。蚝涌也不例外,为了揾食(谋生),不少村民漂洋散落在欧洲各国打工或者开餐馆,然后第二、三代接连在外头落地生根。

太平清醮每十年就像一次盛大的Reunion、也是村民各自人生的Check point。以往蚝涌联乡太平清醮,以蚝涌村为首,联同大埔仔村、莫遮𪨶村、相思湾村、大蓝湖村、蛮窝村及竹园村,合共七条村落合办打醮。打醮的起源,《冬未来》一开首,是这样表述:

“三百多年前的西贡,出现了一场大瘟疫,当时蚝涌村民向苍天问祷,车公应允,替村民驱除瘟疫。自此,蚝涌村民便许下诺言,每隔十年便举办一次清醮活动,酬谢神恩及替村民祈福保平安。”

2020年大概是村民最难忘的一届。因为疫症关系,有些习俗要随之而转变,例如限聚令之下,传统打醮仪式不变,但是最盛大及聚集人气的戏棚表演及斋宴堂食取消。另外,因为禁止村外人参与,联村村民也避免聚集,加上很多海外村民没有办法回乡,打醮的场面比以往寥落,冷清。

但很多老村民固执地认为,没理由是这样,以前也不会这样啊!包括曾翠珊七十多岁的父亲。“我觉得很傻气,很好笑。正因为村民们热爱村中活动,清醮是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盛事。”她一直被村民这种单纯的爱和期盼所感动。

Cosmic Renewal

根据村长张土胜的统计,本届七村原居民共逾1700人,过往2001那届有接近2000人参与,2011年有900多人参与,而2020年只余700多人参与。

今届人少了,寒暄交际少了,她觉得与一众村民反而更专注在仪式与祷告当中。

太平清醮每十年就像一次盛大的Reunion、也是村民各自人生的Check point。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在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在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她笑说,以往在圣诞节,只会听George Michael的《Last Christmas》,开圣诞派对。“怎会想到那三、四天却不停地听到Chanting(诵经)?”

蚝涌是一个山谷,曾翠珊脑海中经常有一个画面,众人的Chanting会在山谷产生回音,上天就能听见祷告。“为什么我最后改的英文名字是《Winter Chants》?我想,大家在祷告里,会不会迎来一个好的未来呢?能不能Look for一个希望?不管是你见不到的亲人,或者受难的人,我很希望他们都得到祝福。”

从外国回流村落生活的外籍太太Leslie曾向曾翠珊忆述,每一届在同一个时辰,清醮祭典即将结束之际,化大士鬼王,她一定见到圆月在众人头顶,与那堆正在焚烧的袅袅烟火、底下人所进行的仪式,形成一条笔直的线。

月光正是不分差毫,垂直地映照著漆黑的一片土。仿佛天、地、人有所感应。

“太平清醮的英文是Cosmic Renewal,宇宙更生,讲的是force和energy,你经过很多天的祷告、聚会,分享食物,分享故事,分享爱,本身就是一场能量的凝聚。”打醮那段日子,受社会运动、疫症的影响,曾翠珊形容,自己的内在状态纷乱,却在太平清醮连续几天的仪式中祷告、诵经,过程像与自己、与大自然对话。她重新找回平静,与当下的感觉。

“太平清醮的英文是Cosmic Renewal,宇宙更生,讲的是force和energy,你经过很多天的祷告、聚会,分享食物,分享故事,分享爱,本身就是一场能量的凝聚。”

在《冬未来》的创作笔记里,她是如此思考“家”与“仪式”的关系:

“某天我在新家打扫清洁时发现,每人的家不就是自己心中的庙寺吗?我们好好地整理和珍惜的空间,重复的动作:折叠,张开,上落重复的步伐,不就是仪式性的动作吗?在疫症期间,更多时间在家,和家的关系再次提升,它是餐厅,健身房,戏院,农场,烘焙工房⋯⋯也是我们反思祝愿的空间。 ”

“家是一种In heart。”访问中,她形容真正的静、真正的心之安顿,正是一种家的状态。

香港的新一代原居民:后社运时期

那十年又十年重复发生的打醮仪式,却非必然、也非应许。纪录片中,老村长张土胜期望,再有下一个十年,下下一个十年,清醮一直办下去。但曾翠珊并不乐观:“即使下一届勉强能办到,但再后一届变成最困难的一届。”

“首先你搞一台戏,要筹二三百万。以前乡民很爱这地方,但新一代移居海外,没有在村落生活过,没有这里的记忆和感情,他们会不会筹钱?下一代也未必再回来了。”还有土地问题,越来越难找到大幅空地搭建戏棚,下一代又能否传承知识与筹办的技术?

所以《冬未来》特别纪录了西贡蚝涌联乡太平清醮建醮委员会筹办的过程,追踪两代人参与统筹的村民,包括老村长张土胜、还有年轻一代90后“孖仔”温家豪、温家杰。曾翠珊拍下村中长老筹办细节、仪式内容等,年轻一代尝试参与,介入,富有传承意味。

曾翠珊拍下了原居民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的差异,大细孖满腔热诚办社区报,不只是爱村,而是爱社区、爱香港。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与蚝涌壁画。摄:林振东/端传媒

“大细孖”温家豪、温家杰的父亲温世昌是蚝涌车公庙的庙祝,车公庙是清醮主要的祝愿空间,上三表等重要的仪式,都在庙中进行。他们一家的流徙状态,有别于一般从外国回流的蚝涌村民,他们90年代从中国内地回流到村落,这也是曾翠珊选定这一家人为纪录片主轴的原因。

“大细孖的老豆(父亲),年轻时有去过法国打工十多年,一直不适应,半途就回来。9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起飞,香港人喜欢‘上去’玩,他在广州的卡拉OK酒廊认识太太,1997年生了大细孖。待他们两三岁时,一家就搬回来村子生活。这是一个新的(移民)组合,我觉得很有趣,也见证人口流动的变化。”

“大细孖几乎没有行过毕业礼。”曾翠珊笑说。九七香港回归年出世的他们,人生历程与香港命运的转捩点紧扣。他们在幼稚园毕业时遇上猪流感;小学毕业遇上SARS;中学毕业2014那年,发生占中运动;大学毕业就遇上了反修例运动、新型冠状疫情。他们在九七回归那年出世,却是没有BNO、没有多一条后路的一代。

曾翠珊拍下了原居民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的差异,大细孖满腔热诚办社区报,不只是爱村,而是爱社区、爱香港。在镜头之下,大细孖正是属于后社运时期,热爱社区,自豪于“香港制造”,想为社区、为香港做点事的年轻人。在纪录片中,大细孖表示他们是“蚀住(亏钱)做”社区报,扬言:

“我们想塑造一个形象,年轻人自己救自己。”这也是后社运时期,留下的人的一种精神面貌。

来自菲律宾:村落中的“外来人口”

另外,纪录片拍摄了另一主力人物,也是“非典型”的“村民”。2020年,曾翠珊一回到蚝涌,特别感觉村子有点不同。她最先观察到广场的空间变化,不再是老人休憩的地方,变成了儿童游乐场。

广场以前是婆婆们养鸡的地方,后来家禽没养,老人逐一离世。广场不见老人,村中反而多了新搬来的居民。

众人的家,却是Marie的异乡。“Marie家乡村落的山,跟蚝涌的山很相似。大家都在寻找家的连结。”

眼看村落渐渐种族多元,多了不同族裔的新面孔,跟原居民的比例约五分之二,包括来自斯里兰卡、印度、伊朗、非洲和英美等国家。在《冬末来》中,曾翠珊把人物的镜头,从广场小孩玩乐,游移至所谓“外来人口”、照顾胡家两个小孩Kaden 及 Kenji的外佣Marie身上。

Marie本来大学毕业,在菲律宾做文职工作,但因为公司突然倒闭,在39岁那年第一次出国,离乡背井,来香港打工了五年。她原定2020年2月约满回家,由妹妹接替她的工作,但疫情下一切推迟,困在香港走不了。

这让曾翠珊想起同样离乡别井,到外国打工的老村民。

疫症之下,却是另一重对照,就像一众渴望回乡参与打醮的海外村民,同样因为香港封关,Marie困在原地,没有办法回家。她渴望回家,她照顾雇主的两个小孩,但自己最小的儿子一直放在弟弟家,没有母亲在身边——然而距离回家,只差一步了。

曾翠珊说,众人的家,却是Marie的异乡。“打醮仪式对Marie而言,没什么意义。其实有些镜头,我没有剪出来,Marie家乡村落的山,跟蚝涌的山很相似。大家都在寻找家的连结。”也仿佛只有山、大自然能抚平思念的伤口,Marie在那一年走了很多山路。曾翠珊拍下了七月一日早上跟Marie行山,下午跟著拍摄大细孖七一游行现场。

“然而如今不可以再出现那些画面了。”

根据香港入境处每日公布的“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由2020年7月实施《国安法》,直至今年6月,三年间经机场的净离港人次约有53万人。

曾翠珊有感,2020年后这一波的移民潮,有别于以前村落叔婶离开的原因,那时村民移居原因比较简单,只为两餐温饱。这一两年,她有不少朋友因为各自的原因,离开香港,到不同地方展开新生活。“大家那种离开,对家的想法也不同了,我觉得《冬未来》就是这种表达。在结尾,我真心地希望,海外的香港人看到这部纪录片,都会想起香港的传统习俗,还有思考‘家’是什么。”

曾翠珊在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在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曾翠珊拍下了七月一日早上跟Marie行山,下午跟著拍摄大细孖七一游行现场。“然而如今不可以再出现那些画面了。”

所以《冬未来》中,她反复问著众人一条问题,家是什么?十年后你身在何方?

片中其时仍留在香港的众人,当中有村民,也有外国人,他们是这样回答:

“即使面对那么多灾害,侵华,政权转移,即使发生这么多事,我们都没有离开,不希望这样的困境,就要我走。”

“十年太远,下年我会在哪里也不知道。”

“家是你熟悉的,觉得温暖的。而家族中每个人你都可以信任。”

“我的心之所在,一直会是蚝涌,因为我认识村中所有人三十年,你始终回溯你的本源,蚝涌,西贡一直在我的心,因为我在这里出世。”

“住过四个不是自己原生的国家之后,我觉这里是家。”(指著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

尾声:但离开了,不可以再回来吗?

“直到我自己生完,看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其实人生就是生命一开初,有人疯了,有人死了,而另一个生命诞生。很老土,人生就是这样。”

每年太平清醮,曾翠珊最期待的环节,是和村民走到“金榜”前,找回自己的名字。榜文上写上所有村民的名字,这由好命公运送榜文,传递上天,祈求上天祝福村民。但根据客家村落的传统习俗,女子嫁人后,等于泼出去的水,名字将不再出现在金榜上。

她笑说,小时曾经暗地里想自己嫁不出,好把名字留在金榜上。“然而下届将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大概有些不习惯。”

2019年,曾翠珊遇上她的爱人,然后两人拍拖,结婚,生子。她笑说:“我们好像是世界开始变坏的时候才在一起,在世界变坏时,还要结婚、生仔。当世界这么混乱时,是否还要生?一遇到他,我很实际地问,我们两个都想要小孩吗?真的要生吗?”

“在怀孕的过程,到自己组织家庭,生下了小孩,我明白多一黠《河上变村》的阿姨在移居海外后,买了自己第一间屋这么开心,或者那个组织家对他们很重要?当自己成为了参与者,终于明白她的想法。”

她说自怀孕以来,一直不敢告诉别人,生怕一讲就生意外,内心有很多焦虑,觉得没理由这么幸福,没理由开心的。有一刻,她突然就醒过来,反问自己:“为何我不能让自己开心?为何不能感受当下的喜悦?”何不让自己全然拥抱当下的感觉,就感受子宫、乳房,胎儿在身体里的状态。“我也在学习生命是怎样,或者喜悦到底是怎样。”

在香港开始变坏的这几年,曾翠珊持续创作。除了电影长片外,她也参与不少舞录像创作,作品在欧洲和北美多个国际影展展出。

其中舞蹈短片《一一》获得ifva 公开组银奖,这是关于舞蹈艺术家黄天宝与郭亚福的故事,两人也是一对同志伴侣。天宝是是爱滋病带菌者,亚福则患癌,后于2019年离世。其后《一一》延伸另一作品《无舞之间》,曾翠珊以VR技术,重构已天人永隔的两位舞者一趟游离于虚实之间的重聚。《无舞之间》入选第7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La Biennale di Venezia “Venice Immersive”单元。

“2019年尾,我在思考影像还可说什么故事,我的电影创作还可以怎样?刚巧当时看了台湾陈芯宜导演首部VR作品,我开始对VR敍事很有兴趣,也在疫情爆发前,到威尼斯上了近十天的workshop , 再花了近两年制作《无舞之间》。这次创作是一个很好的旅程,immersive storytelling 作为一个媒介,与被拍摄者一起拥抱死亡的悲伤。我想,影像创作及疗愈心灵是我喜欢做的事。”

最近,曾翠珊也著手修改剧情片《屋内人》的剧本(入围第 20 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20“发展中项目(IDP)”电影计划),已步入筹集资金的阶段。故事来自她村落的女性朋友,在比利时出生的华人,在疫症时间,突然变成了社区中的“局外人”。“我想讲一个家庭主妇,一位母亲,TRAP了在一间屋内的忧郁。”她依然对女性生存状态,家的主题持续探索。

然后她打趣笑说:“其实这几年,曾翠珊都有继续写电影和剧集,但在各个剧本跑出之前,新作就率先诞生,就是这个小女孩。”一个改名叫作“艾”的女孩,寓意君子与美人,初生女婴的英文名字叫“Summer”。

“只希望她简单、快乐。”

《河上变村》里曾翠珊曾访问一个老村民,哪一届清醮是他最难忘,他回答是1990年那届,双亲还健在,他结婚不久,孩子初成,那一届正是三代同堂之时。他顿一顿,讲完“人生就是这样。”咽哽,说不下去了。“直到我自己生完,看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其实人生就是生命一开初,有人疯了,有人死了,而另一个生命诞生。很老土,人生就是这样。”

她的镜头,一直追踪别人移民,拍摄别人生育、婚姻、家庭生活。结婚不久,刚生了女儿的她,开始思考下一代的教育与成长环境,一辈子几乎没有脱离过蚝涌的她,头一次考虑移民。“假如自己有一日也离开,会不会依依不舍?”

“但离开了不可以再回来吗?”她反问。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蚝涌。摄:林振东/端传媒

讀者評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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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命是什麼?
    答案在 Satyajit Ray 的”The Apu Tri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