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的城市｜寻找一块墓地

“寻找一块墓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我们希望在这里认真地和读者谈死亡﹑遗憾﹑悔恨，但也谈生命﹑爱﹑希望，和那些无法解决的道德难题。欢迎点击订阅。

很多年后我会通过严浩导演的电影《滚滚红尘》去想象1949年离开上海的最后一班船，码头上，人潮汹涌，一旦放手，就是一辈子。

很多年后才知道，我的外公，也在那个码头，也在其中的一艘船上，去往香港。

这些往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提起，即便在我念小学的1990年代，在教科书上，曾有著“东方巴黎”之称的旧上海象征著万恶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者瓜分城市，黄浦公园门口挂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反正是丧权辱国，乱得很，而这种道德败坏的局面全在新中国得到了改造。

小时候，我没有怀疑过这套官方叙事，因为从外婆家和我自己家的对比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优越性。”

外婆家在今天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附近，是典型的弄堂房子，旧上海的遗迹。而我自己家则是最早爷爷分的房子，在工人新村，是49年后新中国给工人阶级打造的新公房。小时候的我不喜欢去外婆家，没有抽水马桶，上厕所是坐在一只木质马桶上，早上要提出去倒，也没有浴室，下午三点的时候我总是被喊到三楼的公共晒台，旁边还有人在收衣服聊天，我却被脱到只剩一条小裤衩，由外婆拿著水管，把我身上打散的肥皂沫冲掉。

记忆中的外婆很严厉，总是皱著眉头，背有点儿驼，比同龄人老很多。她当时在家附近帮人看脚踏车过活儿。相比之下，我跟爷爷更亲，爷爷会把我抱在他腿上，跟我讲他以前放牛的经歴，琴棋书画，他似乎样样都懂一点儿，我是他的玩伴，陪他一起舞剑，练书法，画国画。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整个家族唯一的大学生，是他任职的工厂推荐他去当时的上海科技大学念工人班，他的事迹还上过《文汇报》，成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例证。

一直到外婆过世，我才知道，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些人的生平“正确”，可以言说，另一些人则要守口如瓶。

外婆过世的时候才69岁，那是2003年，家里最困顿的时候。仟禧年前夕，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很多国企工厂都关闭歇业，成百万的工人“光荣下岗”，我父母那代人几乎都没能逃脱这个厄运。外婆的病并不重，脑梗，然而她没有劳保，可能是想著不给子女加重负担，也可能子女当时都自顾不暇，她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在她的葬礼上，她的老姐妹讲起往事，原来外婆是无锡当地一户有钱人家的私生女，我们一直以为她的老姐妹出身更富贵的，她告诉我们自己是外婆的生父所雇的佣人的女儿。

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往事不仅是我第一次听闻，连我的母亲和姨妈都不知道。外婆或许是不能说，因为文革期间，若被人揭发，全家遭殃；或许她觉得这些往事何足挂齿，她困顿到连病也看不起。

我第一次“见”到外公，也在那几年。

记得那是“韩流”首次来袭，电视剧《星梦奇缘》风靡全城，我很喜欢剧里的男二号车仁表。

有一天，我母亲烧菜烧到一半，大概是来叫我收拾桌子的，她看到车仁表却整个人都呆住了，锅铲还握在手里。

“这个人，”她过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道，“很像妳的外公。”

外婆家一直挂著外公的遗像，但那是用低像素照片放大的，面容有些模糊，而且相片纸似乎褪色了。那天，母亲见我不信，匆匆关掉厨房灶头的火，翻箱倒柜找出了老相册。

那是张民国时期典型的黑白照片，外公侧颜对著镜头，他跟车仁表一点儿都不像，但他确实非常英俊。

和外婆一样，他也从不提自己的往事，母亲是在外婆家拆迁时无意中翻到外公的日记，知道他在1949年的时候爱著一位上海富家千金。那位小姐全家移居香港，外公就去苏州进了一大批绫罗绸缎，准备在香港卖掉，赚到钱，就去那位小姐家提亲。

他失败了，似乎一败涂地，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上海。不久之后，经人说媒，娶了外婆。

1

我第一次听闻外公的这段往事的时候，曾在内心感到惋惜，如果没有失败，母亲就会出生在香港，我也会出生在香港。

在想象中过完瘾才意识到这里面的逻辑错乱，如果外公留在香港，那就没有母亲，也不会有我。

然而，在我的小学和中学时期，想象另一种歴史的可能有著现实的迫切性。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但上海的开放远远晚于其他地区。坊间传说：中央仍然对这座曾经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心存忌惮。上海真正发展起来要等到92年，邓小平来浦东画了一个圈。

改革开放初期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仅是浦东正在新建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还有1997年春天的连环敲头案。

四月发生了第一起案子，有个人拿著榔头砸人头，一时间谣言四起，说是这个人专门敲穿红衣服的长发女子。我当时念小学，记得有一天去学校，很多女同学都剪掉了辫子，老师也剪了短发，到了放学时分，连来接的同学妈妈都是短头发。我还傻乎乎地留著辫子，吓坏了，狂奔回家。

凶犯一个月之后逮到了，一共行凶13起，造成两人死亡，六人重伤。这个人不是什么变态的厌女者，而是附近省份来的打工者，因为没有工作，想给老婆小孩买东西，一时起了歹念。上海向来治安很好，这种案子很罕见，但我隐约觉得，凶案以后，我的城市变了。此前我家夏天的时候会把对著走道的房门打开，前后通风，家里凉快，至此之后，母亲总是提醒我进屋就锁门。

那是一段惶惶不安的岁月，一方面，社会上有这么多失业的中年人（我的父亲当时也下岗了），偷盗频发；另一方面，父母那代人从小被教育的意识形态似乎土崩瓦解，以前是社会主义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突然之间，社会似乎转向资本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个时候，国家、城市、个人在朝哪里去？这个巨大的未知潜伏在日常生活里，像一个巨大的深渊，一脚踩空，万劫不复。

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城市里的人是如何建立对新时代的认同的，但是在上海，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去到未知的未来，而是在回到繁华的往昔。

外婆家的弄堂房子被动迁，她们迁到了浦东，附近繁华的南京路于世纪之交重新开放，成了今天著名的观光景点。小时候上外婆家，经常去南京路，我记得这些商店以前的名称，华联商厦，时装公司，第一百货，等步行街造完，他们被改回了更早时候的名字：永安百货，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对我而言，这些商店原先的名字如此陌生，社会主义时期“整顿”后的名字才是熟悉的。步行街开放后，永安百货二楼的阳台还会有个一身紫红的中年男子在那里吹萨克斯风，让我觉得好假。

中国人的文字功夫是了得的，不必担心我们教科书里那个“政治不正确”的“旧上海”，这一切都被称为“老上海风情”。

记忆中，祖师奶奶张爱玲也是在那个时候重新席卷上海的，我最早是从一个国中同学的书房里读到《第一炉香》。张爱玲不仅牵起了我们这些新上海人和她那代旧上海人之间断了的线，还把上海和香港串联了起来。

在初中的歴史课堂里，我们首次听闻，汇丰银行的全称是“香港和上海银行”，这本是殖民主义的罪证，结果我们这班学生都有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感觉，奔走相告，很是骄傲。

上海的东方卫视开始播一档上海香港两地连线的节目，叫“双城记。”王家卫导演但凡造访上海，在地的主持人和记者更希望通过他的口承认：他镜头里的香港其实是老上海的延续。

是的，对出生在新中国以后的我们，毕竟从没见过那个传说中风情万种的老上海，无妨，我们这些上海的孩子看著TVB剧里的香港，想象著：这是上海本应有的风貌，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那里。

我不知道这种老上海风尚以及上海—香港双城记建立背后有没有来自政府的隐形之手，如果有，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简直高妙到不露痕迹。

因为有外公，我觉得自己和歴史的另一种可能如此接近。

母亲告诉我，外公总是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即便病得再重，出门从不邋遢。“妳要自己瞧得起自己，”他常说，“这样老天才瞧得起妳。”

第一次看电影《阿飞正传》，看到最后一个镜头梁朝伟对镜梳头，我没有感到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外公。

母亲说，外公不让她做家务，希望她读书，因为他知道，如果时代恢复正常，读书才有出路。可惜外公就是在母亲联考前两个月离世的，母亲最后没考上大学，而是顶替了外公原先在纺织厂里的位置。

母亲还说，外公在晒台上帮她洗头发，一直洗到十六岁。洗头也成了母亲对我的爱的语言。

现实中，我们的生活每况愈下。父亲在下岗以后成了小区保全，拿了一辈子最低工资，其实那是他那代人最常见的命运。母亲所在的工厂茍延残喘，终于在我念初中的时候宣布倒闭。曾经令她感到欣慰的新公房也随著时光老朽，衰败，我们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一室户里，逼仄不堪，楼上一洗澡我们的厕所和厨房还会漏水。家里的东西总是接二连三地坏，一坏就是父亲没用。而后就是无休无止的争吵。

即便如此，母亲和我看著上海新建的捷运，高楼，念叨著改革开放的新口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们满怀希望。

2

2019年，我第一次去广州。和广州长大的同龄人聊天，才得知他们也和我一样，曾经做著“广州将会变成香港”的白日梦。他们的理由来自于广州和香港地缘上的接近，以及粤语文化圈的诸多相似之处。

“有一段日子真的觉得这个梦想触手可及，”一位朋友说，“当时广州的报纸什么都敢登，我们真的觉得快要实现新闻自由了。”

他的梦碎裂在2013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事件。当时《南方周末》的编辑部迫不及待地刊登他们对“宪政梦”的解读，结果发现自己想错了。我认识的不少记者朋友都是在那次事件后彻底离开广州乃至报业，而当我在网际网路上看到此事发酵的时候，想起的却是更早，更私人的一段幻灭。

2009年，我念大三，母亲被查出脑部肿瘤。我一直觉得她是累出来的，为了给我挣学费，纺织厂倒闭后她去上海郊区的一家民办厂打工，一周才能回来一次。我去过一次那家工厂，连室内厕所都没有，我蹲著小解的时候，其他女工会挪著光屁股靠近，跟我聊天。母亲要帮她那位抠门的老板想怎么用一人十块钱一天的伙食费让大家吃饱，她的手机24小时待机，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

当时，手术风险很高，她担心的是，她在十八岁就失去父亲，她不想我在十九岁就失去母亲。

手术前的两天，我们在医院附近散步，她突然对我说：

“妳知道吗，我有可能不是妳外公的女儿。”

她已经被削去了头发，罩著一顶玫红色的帽子，她把头压得低低的，不看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妳外公出差的时候，外婆跟外公的小弟弟走得很近。”母亲说，她小时候去过一趟无锡，她的那位小爷叔对她很好，当时要过一段浅滩，浅滩上有石头，她怕，他就把行李先拎到对岸，然后来抱她过去。

“这个事情是在我十六岁左右知道的，妳外婆有段日子还带著我出去住，后来回去了，但总是吵。高考志愿单上，父亲的姓名那一栏，我是空著的……”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么跟著母亲一路走，听她说著。上海的六月天，整座城像被压在一口巨大的樟木箱子下，阴沉沉的。我只觉得那口箱子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母亲的手术意外的成功，连主刀医生都感到幸运。此后，她再也没有提到过自己不是外公的亲生女儿的事情。

她没有提，我也没再问。

但我会断断续续地从姨妈口中听闻一个完全不同的外公：他很早就得了肝病，一直在厂里的门卫室工作，没什么钱，家里的事情也不帮忙，总是像个老爷一样两手一摊，所以外婆才会如此苍老。

她嘴里的外公像及了我这些年来对父亲的埋怨。

姨妈甚至告诉我，她从没听说过外公爱著一位上海小姐的事情，49年外公去香港完全只是想去捞一笔钱，赚到就回来，没有想过移居。

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外公这代人（包括外婆的老姐妹）都已经离世，死无对证。

隐隐的，我感到不安，如果外公根本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甚至如果外公根本不是我的外公，那么我想象中的上海跟我就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倘若我只是通过想像来预测上海改革开放后的行进方向，那么这种判定就注定脆弱不堪。

事实果真如此，内地城市没有成为香港，现实走向了我们想象的反面。

很多人并没有被这样的走向搅扰，反正上海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再次繁荣，或许比旧时更繁荣。在被搅扰的人群中，有些人开始了新的想像，另一些人则选择离开。

就像我所经歴的改革开放初期，“旧上海”是万恶之源，“老上海”则千娇百媚一样，新的时代会把一部分人的经歴和想象变成政治错误。

但是想象归根结底是私人的。死亡留给生者最后的礼物是精神上的全权占有，我们在这种占据中建立认同。

读大学时，才知道复旦所在的街区位于国民政府的旧址，因而那里的路名都是“国”字头，我有位朋友只认同这一区才是他的上海，也就是说，他的上海从未被新中国接管。有一段外公的往事我跟母亲和姨妈都核实过，当时一周上六天班，只有周日休息，他庆祝周末的方式是换上一套昔日的西装马甲，头戴礼帽，手持斯蒂克，就在家附近的市中心走走坐坐，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我永远不会知道他内心究竟作何想法，但我喜欢这个在时代变迁中捍卫著他的上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