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的城市｜尋找一塊墓地

「尋找一塊墓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我們希望在這裏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遺憾﹑悔恨，但也談生命﹑愛﹑希望，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歡迎點擊訂閱。

很多年後我會通過嚴浩導演的電影《滾滾紅塵》去想像1949年離開上海的最後一班船，碼頭上，人潮洶湧，一旦放手，就是一輩子。

很多年後才知道，我的外公，也在那個碼頭，也在其中的一艘船上，去往香港。

這些往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不能提起，即便在我念小學的1990年代，在教科書上，曾有著「東方巴黎」之稱的舊上海象徵著萬惡的資本主義，各國的殖民者瓜分城市，黃浦公園門口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反正是喪權辱國，亂得很，而這種道德敗壞的局面全在新中國得到了改造。

小時候，我沒有懷疑過這套官方敘事，因為從外婆家和我自己家的對比就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優越性。」

外婆家在今天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步行街附近，是典型的弄堂房子，舊上海的遺跡。而我自己家則是最早爺爺分的房子，在工人新村，是49年後新中國給工人階級打造的新公房。小時候的我不喜歡去外婆家，沒有抽水馬桶，上廁所是坐在一只木質馬桶上，早上要提出去倒，也沒有浴室，下午三點的時候我總是被喊到三樓的公共曬臺，旁邊還有人在收衣服聊天，我卻被脫到只剩一條小褲衩，由外婆拿著水管，把我身上打散的肥皂沫沖掉。

記憶中的外婆很嚴厲，總是皺著眉頭，背有點兒駝，比同齡人老很多。她當時在家附近幫人看腳踏車過活兒。相比之下，我跟爺爺更親，爺爺會把我抱在他腿上，跟我講他以前放牛的經歴，琴棋書畫，他似乎樣樣都懂一點兒，我是他的玩伴，陪他一起舞劍，練書法，畫國畫。很長一段時間，他是整個家族唯一的大學生，是他任職的工廠推薦他去當時的上海科技大學念工人班，他的事跡還上過《文匯報》，成為社會主義新生活的例證。

一直到外婆過世，我才知道，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有些人的生平「正確」，可以言說，另一些人則要守口如瓶。

外婆過世的時候才69歲，那是2003年，家裏最困頓的時候。仟禧年前夕，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要實現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轉型，很多國企工廠都關閉歇業，成百萬的工人「光榮下崗」，我父母那代人幾乎都沒能逃脫這個厄運。外婆的病併不重，腦梗，然而她沒有勞保，可能是想著不給子女加重負擔，也可能子女當時都自顧不暇，她死的時候瘦得只剩一把骨頭。

在她的葬禮上，她的老姐妹講起往事，原來外婆是無錫當地一戶有錢人家的私生女，我們一直以為她的老姐妹出身更富貴的，她告訴我們自己是外婆的生父所雇的傭人的女兒。

令我驚訝的是：這些往事不僅是我第一次聽聞，連我的母親和姨媽都不知道。外婆或許是不能說，因為文革期間，若被人揭發，全家遭殃；或許她覺得這些往事何足掛齒，她困頓到連病也看不起。

我第一次「見」到外公，也在那幾年。

記得那是「韓流」首次來襲，電視劇《星夢奇緣》風靡全城，我很喜歡劇裏的男二號車仁表。

有一天，我母親燒菜燒到一半，大概是來叫我收拾桌子的，她看到車仁表卻整個人都呆住了，鍋鏟還握在手裏。

「這個人，」她過了半晌才回過神來，說道，「很像妳的外公。」

外婆家一直掛著外公的遺像，但那是用低像素照片放大的，面容有些模糊，而且相片紙似乎褪色了。那天，母親見我不信，匆匆關掉廚房竈頭的火，翻箱倒櫃找出了老相冊。

那是張民國時期典型的黑白照片，外公側顏對著鏡頭，他跟車仁表一點兒都不像，但他確實非常英俊。

和外婆一樣，他也從不提自己的往事，母親是在外婆家拆遷時無意中翻到外公的日記，知道他在1949年的時候愛著一位上海富家千金。那位小姐全家移居香港，外公就去蘇州進了一大批綾羅綢緞，准備在香港賣掉，賺到錢，就去那位小姐家提親。

他失敗了，似乎一敗塗地，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上海。不久之後，經人說媒，娶了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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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聽聞外公的這段往事的時候，曾在內心感到惋惜，如果沒有失敗，母親就會出生在香港，我也會出生在香港。

在想像中過完癮才意識到這裏面的邏輯錯亂，如果外公留在香港，那就沒有母親，也不會有我。

然而，在我的小學和中學時期，想像另一種歴史的可能有著現實的迫切性。

中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但上海的開放遠遠晚於其他地區。坊間傳說：中央仍然對這座曾經的資本主義大都會心存忌憚。上海真正發展起來要等到92年，鄧小平來浦東畫了一個圈。

改革開放初期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僅是浦東正在新建的東方明珠電視塔，還有1997年春天的連環敲頭案。

四月發生了第一起案子，有個人拿著榔頭砸人頭，一時間謠言四起，說是這個人專門敲穿紅衣服的長髮女子。我當時念小學，記得有一天去學校，很多女同學都剪掉了辮子，老師也剪了短髮，到了放學時分，連來接的同學媽媽都是短頭髮。我還傻乎乎地留著辮子，嚇壞了，狂奔回家。

兇犯一個月之後逮到了，一共行兇13起，造成兩人死亡，六人重傷。這個人不是什麽變態的厭女者，而是附近省份來的打工者，因為沒有工作，想給老婆小孩買東西，一時起了歹念。上海向來治安很好，這種案子很罕見，但我隱約覺得，兇案以後，我的城市變了。此前我家夏天的時候會把對著走道的房門打開，前後通風，家裏涼快，至此之後，母親總是提醒我進屋就鎖門。

那是一段惶惶不安的歲月，一方面，社會上有這麽多失業的中年人（我的父親當時也下崗了），偷盜頻發；另一方面，父母那代人從小被教育的意識形態似乎土崩瓦解，以前是社會主義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突然之間，社會似乎轉向資本主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這個時候，國家、城市、個人在朝哪裏去？這個巨大的未知潛伏在日常生活裏，像一個巨大的深淵，一腳踩空，萬劫不復。

我不知道中國其他城市裏的人是如何建立對新時代的認同的，但是在上海，我們不覺得我們在去到未知的未來，而是在回到繁華的往昔。

外婆家的弄堂房子被動遷，她們遷到了浦東，附近繁華的南京路於世紀之交重新開放，成了今天著名的觀光景點。小時候上外婆家，經常去南京路，我記得這些商店以前的名稱，華聯商廈，時裝公司，第一百貨，等步行街造完，他們被改回了更早時候的名字：永安百貨，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對我而言，這些商店原先的名字如此陌生，社會主義時期「整頓」後的名字才是熟悉的。步行街開放後，永安百貨二樓的陽臺還會有個一身紫紅的中年男子在那裏吹薩克斯風，讓我覺得好假。

中國人的文字功夫是了得的，不必擔心我們教科書裏那個「政治不正確」的「舊上海」，這一切都被稱為「老上海風情」。

記憶中，祖師奶奶張愛玲也是在那個時候重新席卷上海的，我最早是從一個國中同學的書房裏讀到《第一爐香》。張愛玲不僅牽起了我們這些新上海人和她那代舊上海人之間斷了的線，還把上海和香港串聯了起來。

在初中的歴史課堂裏，我們首次聽聞，匯豐銀行的全稱是「香港和上海銀行」，這本是殖民主義的罪證，結果我們這班學生都有種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感覺，奔走相告，很是驕傲。

上海的東方衛視開始播一檔上海香港兩地連線的節目，叫「雙城記。」王家衛導演但凡造訪上海，在地的主持人和記者更希望通過他的口承認：他鏡頭裏的香港其實是老上海的延續。

是的，對出生在新中國以後的我們，畢竟從沒見過那個傳說中風情萬種的老上海，無妨，我們這些上海的孩子看著TVB劇裏的香港，想像著：這是上海本應有的風貌，我們現在要去的就是那裏。

我不知道這種老上海風尚以及上海—香港雙城記建立背後有沒有來自政府的隱形之手，如果有，這種意識形態的控制簡直高妙到不露痕跡。

因為有外公，我覺得自己和歴史的另一種可能如此接近。

母親告訴我，外公總是把頭發梳得油光發亮，即便病得再重，出門從不邋遢。「妳要自己瞧得起自己，」他常說，「這樣老天才瞧得起妳。」

第一次看電影《阿飛正傳》，看到最後一個鏡頭梁朝偉對鏡梳頭，我沒有感到莫名其妙，我覺得這個人就是我的外公。

母親說，外公不讓她做家務，希望她讀書，因為他知道，如果時代恢復正常，讀書才有出路。可惜外公就是在母親聯考前兩個月離世的，母親最後沒考上大學，而是頂替了外公原先在紡織廠裏的位置。

母親還說，外公在曬臺上幫她洗頭發，一直洗到十六歲。洗頭也成了母親對我的愛的語言。

現實中，我們的生活每況愈下。父親在下崗以後成了小區保全，拿了一輩子最低工資，其實那是他那代人最常見的命運。母親所在的工廠茍延殘喘，終於在我念初中的時候宣佈倒閉。曾經令她感到欣慰的新公房也隨著時光老朽，衰敗，我們一家人擠在一間十多平米的一室戶裏，逼仄不堪，樓上一洗澡我們的廁所和廚房還會漏水。家裏的東西總是接二連三地壞，一壞就是父親沒用。而後就是無休無止的爭吵。

即便如此，母親和我看著上海新建的捷運，高樓，念叨著改革開放的新口號「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我們滿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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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第一次去廣州。和廣州長大的同齡人聊天，才得知他們也和我一樣，曾經做著「廣州將會變成香港」的白日夢。他們的理由來自於廣州和香港地緣上的接近，以及粵語文化圈的諸多相似之處。

「有一段日子真的覺得這個夢想觸手可及，」一位朋友說，「當時廣州的報紙什麽都敢登，我們真的覺得快要實現新聞自由了。」

他的夢碎裂在2013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事件。當時《南方周末》的編輯部迫不及待地刊登他們對「憲政夢」的解讀，結果發現自己想錯了。我認識的不少記者朋友都是在那次事件後徹底離開廣州乃至報業，而當我在網際網路上看到此事發酵的時候，想起的卻是更早，更私人的一段幻滅。

2009年，我念大三，母親被查出腦部腫瘤。我一直覺得她是累出來的，為了給我掙學費，紡織廠倒閉後她去上海郊區的一家民辦廠打工，一周才能回來一次。我去過一次那家工廠，連室內廁所都沒有，我蹲著小解的時候，其他女工會挪著光屁股靠近，跟我聊天。母親要幫她那位摳門的老闆想怎麽用一人十塊錢一天的夥食費讓大家吃飽，她的手機24小時待機，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時。

當時，手術風險很高，她擔心的是，她在十八歲就失去父親，她不想我在十九歲就失去母親。

手術前的兩天，我們在醫院附近散步，她突然對我說：

「妳知道嗎，我有可能不是妳外公的女兒。」

她已經被削去了頭髮，罩著一頂玫紅色的帽子，她把頭壓得低低的，不看我。
「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好像妳外公出差的時候，外婆跟外公的小弟弟走得很近。」母親說，她小時候去過一趟無錫，她的那位小爺叔對她很好，當時要過一段淺灘，淺灘上有石頭，她怕，他就把行李先拎到對岸，然後來抱她過去。

「這個事情是在我十六歲左右知道的，妳外婆有段日子還帶著我出去住，後來回去了，但總是吵。高考志願單上，父親的姓名那一欄，我是空著的……」

我沒有說話，我不知道該說什麽，就這麽跟著母親一路走，聽她說著。上海的六月天，整座城像被壓在一口巨大的樟木箱子下，陰沉沉的。我只覺得那口箱子壓得我透不過氣來。

母親的手術意外的成功，連主刀醫生都感到幸運。此後，她再也沒有提到過自己不是外公的親生女兒的事情。

她沒有提，我也沒再問。

但我會斷斷續續地從姨媽口中聽聞一個完全不同的外公：他很早就得了肝病，一直在廠裏的門衛室工作，沒什麽錢，家裏的事情也不幫忙，總是像個老爺一樣兩手一攤，所以外婆才會如此蒼老。

她嘴裏的外公像及了我這些年來對父親的埋怨。

姨媽甚至告訴我，她從沒聽說過外公愛著一位上海小姐的事情，49年外公去香港完全只是想去撈一筆錢，賺到就回來，沒有想過移居。

我不知道應該相信誰，外公這代人（包括外婆的老姐妹）都已經離世，死無對證。

隱隱的，我感到不安，如果外公根本不是我想像的樣子，甚至如果外公根本不是我的外公，那麽我想像中的上海跟我就毫無關係。更重要的是，倘若我只是通過想像來預測上海改革開放後的行進方向，那麽這種判定就註定脆弱不堪。

事實果真如此，內地城市沒有成為香港，現實走向了我們想像的反面。

很多人併沒有被這樣的走向攪擾，反正上海度過了艱難的歲月，再次繁榮，或許比舊時更繁榮。在被攪擾的人群中，有些人開始了新的想像，另一些人則選擇離開。

就像我所經歴的改革開放初期，「舊上海」是萬惡之源，「老上海」則千嬌百媚一樣，新的時代會把一部分人的經歴和想像變成政治錯誤。

但是想像歸根結底是私人的。死亡留給生者最後的禮物是精神上的全權佔有，我們在這種佔據中建立認同。

讀大學時，才知道復旦所在的街區位於國民政府的舊址，因而那裏的路名都是「國」字頭，我有位朋友只認同這一區才是他的上海，也就是說，他的上海從未被新中國接管。有一段外公的往事我跟母親和姨媽都核實過，當時一周上六天班，只有周日休息，他慶祝周末的方式是換上一套昔日的西裝馬甲，頭戴禮帽，手持斯蒂克，就在家附近的市中心走走坐坐，沒有人找他的麻煩。

我永遠不會知道他內心究竟作何想法，但我喜歡這個在時代變遷中捍衛著他的上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