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那年，学校音乐课的老师给我们每人配了一只竖笛。这小小乐器非常易学，我吹到上瘾，去书店买来电视主题歌曲简谱集在家里练习。其中有一只旋律简单的，吹了两遍就基本掌握，于是在家中演奏不停。那是台湾老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主题曲，乐谱上附有歌词，头几句是：“小白菜啊，叶儿黄啊，两三岁啊，没了娘啊。”正当我准备翻页寻找更难的曲目练习之时，在隔壁房间看电视的父亲突然冲进我的房间，脸色阴郁，让我扔掉竖笛，不要制造噪音。
我并不生气，也没有恐惧。父亲一向沉默温和，我只是讶异于他少见的暴躁。房间里低气旋过境，客厅的电视不响了，我无事可做，找来眼镜布心不在焉擦竖笛。母亲本在我卧室煲电话粥，这时也静下来。到傍晚，母亲支开父亲出去买菜，才告诉我一个家族秘密：
“你爸爸的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上吊自杀了。你那个《小白菜》吹到他的伤口啦。”
二十年过去，到今天父亲也没开口和我讲过这件事。我都是从母亲处听到零碎片段，有时是流言、有时是历史残迹、有时是突发事件。把这些零零总总的拼图来回摆放，试图还原一个几十年前消亡的女人的一生，试图理解我的父亲后来如何成为少言、忠厚、孝顺的男人——二十年来，这些地下侦探工作成为我们母女的秘密工程。
在祖父生活的城市，我家是个人口兴旺的家族，而祖父正是家族的中枢神经。直到十多岁看到族谱，我才第一次嗅到我家是、至少曾经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族。族谱上所有女性都没有名字，嫁进来的女人，譬如我妈妈，被记做“文氏”；生出来的女人，譬如我，就连姓氏也不用重复，只在我爸的生平占据四个字——“育有一女”。
在这样的谱系中，我的祖父是三代单传的独苗，他又生出了四个儿子，开枝散叶十分成功，由此可想其族中地位。祖父在他那代是少见的文化人，是我家唯一阅读繁体字的人，因为他在“旧社会”就受过私塾教育。虽然自我懂事他已退休，但人们总是尊敬甚至崇拜这位曾经的小学校长和县城秘书，每逢佳节，前来拜访的人不断。
亲戚眼中，祖父的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长子在建筑公司做小领导，次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在检验机构任职到退休，三子最争气，在石油公司做到高层，还娶了领导的女儿。这三个儿子都离开了小县城，在隔壁省会扎根成家。最小的儿子十多年前仍然和祖父住在一起——祖父有很大的房子和一小块花园，我的四叔白天在县城公家上班，傍晚在小花园一角养鸽子。
因为不居住在一个城市，我只会在过年时去祖父家。他很高，很瘦，说话有点口音，不是很好明白。虽然他不像电视里那些大族长一样气势汹汹，反而一派书卷气，但我能从其他人对他的毕恭毕敬中明白，他是个很重要的人。这些年我们之间说过的话加起来可能也不到100句，内容基本上是“爷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静静好好学习！”然后我磕头、鞠躬，领取压岁钱。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的小名不叫“静静”，我怕和他说话。
在祖父非常讲究礼节的家里，我还有个祖母。她矮小干瘦，头发是老人觉得时髦的那种齐耳卷发。她的眼睛小，总是瞇起来，也可能是常笑的原因。她喜欢打扑克牌，也能招呼不断上门拜年的远房亲戚。但早在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祖母之前，我就很怕她。莫名的怕。其实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我只是本能感觉到她是这个家的主人，而我是不属于这里的客人，不可以得罪她，也最好不要太引人关注。这种警惕下，我找到两种策略，一是扮演并最终成为一个书呆子，每次过年都带几本小说消磨时间；另一种就是变成孩子王，家里来过年的孩子多，和他们讲讲鬼故事，捉迷藏，时间也就过去了。
在看书和疯玩之间，我依旧捕捉到了很多让我厌烦、自卑和恐惧的东西。那是每次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展示给父母的礼物时，祖父接过父亲送上的礼物后随手摆在一边的冷淡；是每次人们说话时忽略我的父母的尴尬；是每次祖父母和其他孩子亲密时，我在画面角落的多余。故此，做孩子的我并不喜欢过年，我们三人自己的家庭没有这么多不能说的阴霾，但每年为了父亲，我总得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气中，乘两三小时车来这里饰演后台角色。一到初一、初二，我和母亲就想方设法离开。父亲是不愿意走的，不爱说话的他，这时一定喝了不少白酒，兴奋得和父兄嚷嚷著什么，虽然并没有太多回声。他积攒整整一年的假期都要在过年的十几天挥霍完成，其中一半时间是半醉的。
“你爸爸的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上吊自杀了。”——听到这种戏剧性的消息，我的惊讶其实也并不多，也许我隐隐知道有这样一种解释埋伏在大人心头。但我还是对所有的细节好奇，又害怕：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有一个新的祖母？
母亲知道的不多，她是从很多旁枝亲戚那里听来的，消息可信度处于传奇和真实之间——我的真正的祖母是个脾气倔强的女子，她是家庭主妇，擅长女红。她育有两个儿子，人们说她自杀的时候，肚子里还有一个。没有人告诉我们她为何自杀，人们一边讳莫如深，一边又要提起我父亲和祖父第三个孩子的年龄差——一个很小的数字。我去查家谱，我的祖父“娶妻一人”，只一人。是的，我有一个祖母，一个小眼睛、卷头发的女人，她对我，很客气。而那个二十多岁亡故的女人被抹得干干净净。过年的时候，如果母亲留下的时间久，会被要求和其他媳妇一起去祖坟烧香。她和我汇报，祖坟里也没有我的祖母。我们俩都不敢问父亲一个字，母亲婚后才知道这个秘密的，自此她总觉得父亲是个孤儿，害怕揭他的伤疤。
我沉默的父亲其实是个秀敏的人。从小我就很喜欢父亲去学校接我，他不像母亲那样爱缠著老师问个不停，他很帅、很挺拔，身上有一种从外面世界带来的清冷而又新鲜的气味。父亲的理科很好，我遇到不会解的数学物理题，他很轻松就找到思路；他还能改装电路，修理机械设备的事情。我喜欢和同学们炫耀，我的父亲啊，就是一个很好很厉害的人。
可聪明的他并没有上过大学，在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去当兵了。天寒地冻的少年期，他做了无线电通讯兵，在部队他迷上了信号、数字还有电子。他再也没有能够继续读书，和他岁数差不多的三叔被送去读石油大学，在我们这个产油的地方从此风生水起；再小些的四叔，一生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家里包办了他在本地的工作婚姻。我无法明白，在祖父这个能人家里，为什么父亲要中断学业，为什么只有他要中断学业。父母的婚姻是当时军队领导介绍促成的，直到结婚母亲才见到公婆，一切都和后来我经历的一样，礼貌但无情。
这之后，父亲有了自己的家。
我可以理解为何他如此之宅。父亲和我的热爱家居生活的舅舅不一样，他在家里也不见得有多活跃，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热爱厨艺、清洁、读书、亲子，虽然当他需要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一定做得很好很尽职。他和母亲的关系也始终不平衡，母亲操心而大声，却很少收到回音。在家里，父亲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新闻和战争电视剧，有些电视剧他看到连台词都背得烂熟。
而他最有生命力的时候，是在年关。从他筹备著给祖父母买礼物时开始，那种活力就登场了，坐车、开车（有时顺路载他的兄弟）去祖父家的路上，人更是一点一点活起来，热络得追问所有人的近况，不停讲些质量一般的笑话。如果亲戚需要帮忙，他的慷慨来得迅速又亲切，仿佛他在我们的城市只手遮天，什么也办得到。
他急切得要回到他的父亲身边，虽然后者看不到他。然后他和其他男人喝得烂醉，致词，重复讲些空洞的寄语，最后倒在沙发上，伴著电视上戏曲晚会的余音。这是我不得不旁观的春节故事。
间中有年我没回家，母亲说出事了。上坟的时候，其他人恰好不是喝醉就是身体难受，只有父亲一个人醒酒成功。在祖坟附近，一个老人拦住他，说等他很多年了，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一谈。那个七十多岁的男人是我死去的祖母的弟弟，他一直想找机会和父亲取得联络，但几十年来都没有机会。那天他终于捉到单独行动的父亲，讲了几个小时的往事，两人往回走的时候遇到等的著急的母亲，母亲说两个男人都老泪纵横。但是父亲还是什么也没有和我们说，只是很认真介绍了母亲给老人。据说老人对此很满意，又讲了些家里其他亲戚的事情。绝妙的是，祖母的另一个姐妹原来就住在我家小区。母亲很快和她取得联络，但这位老人年纪要小过祖母很多，她的家庭也把这件事情视为丑闻，她只说一切都是因为祖父作孽，但具体原因就说不清楚。
一团模糊之间，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给了我们一幅祖母生前拍摄的照片。母亲从柜子里把照片找给我看，我冻住了。从小我就知道我的上半张脸是父亲的，下半张是母亲的；我高兴俏皮的表情是母亲的，沉默腼腆时的眼神是父亲的。来自母亲的基因我在外祖母和外祖父的脸上也能寻找到，但父亲的和我的大眼睛与黑皮肤，在祖父家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全家福里那样格格不入。
照片上深色皮肤，紧紧抿著嘴的少妇，她是我们浓眉毛、厚嘴唇的来源，她紧张但故作无事的脸部曲线也印在我的面上。我像照镜子一样看著这张人像，找到很多我并不知道我曾寻找的答案。我、父亲、祖母，我们这样的形似，我们这样的神似——祖父也一定看得到吧。从此我固执地相信，祖父对我们的看不见根本是因为他不敢看，不想看，后来也就看不见了。
水落石出，我对祖父的害怕和要去看他的责任感都减少到几乎不存在。他不再是那个很重要的的家族掌门人，他只是个需要我们配合忘记他的不堪的人。过年回去，我坐在角落里幻想，幻想某个奇妙的瞬间，所有人都被旁的事情召唤出去，只有我和祖父，我终于可以开口：“你真的不记得她了吗？她是怎样一个人？你梦到过她吗？”
但这终归是幻想，毕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既没有陌生到我可以开门见山，又没有熟悉到他可以打开心门。但这都不重要，我不可能有机会真的认识那个腼腆又坚毅的女人，不可能在她家里过年，被她挑剔又照顾。这也不是那么那么绝望，我的外祖母承担了这些任务，还有我的母亲和她的兄弟，我已经得到很多的爱。重要的是父亲，但他似乎并没有被这种怨气和悲伤裹挟，他一如既往得跑向那个县城的寒冷的酒精过度的家，迫不及待要加入一场场不需要他的对话。
转眼就是疫情，我三年没有回家。其实之前我也很少回去过年了，一开始父亲会要求我打电话给祖父拜年解释，但后来他大概发现其实没有人遗憾我不在那里，也就慢慢不再坚持。去年12月底，大家族的人接二连三中招，得了新冠，中年人都躺倒在家。父母一直没有染疫，两人决定自我封锁，哪也不去。但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祖父感染了病毒，高烧不止。儿子们各显神通，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把他送进医院。父亲打包一整套换洗衣服，在加护病房贴身照料了祖父十天。病床紧张，那个房间有六个新冠病人，每人又有一个家人照料，根本没有多余床位休息。父亲于是就在座椅上休息。第八天，他开始盗汗，但责任重大，来不及多想。到第十天，祖父转阴，医院要求出院。也是第十天，父亲回到家里，检测出阳性，他发烧，忽冷忽热，浑身疲倦，腰背疼痛。我托朋友买到特效药，但要等四五天后快递才送到，那时候母亲也得了新冠，两人在家吃药恢复。
但父亲的恢复并不宁静，祖父出院不久肺部再次感染，情况很严重，医生描述是肺部白了一片。我的叔伯们责备父亲之前没能说服医院留下祖父，不然不会严重至此。父亲由此爆发了和他兄弟间少见的争吵，虽然他气息很弱，但气势吓人。祖父的情况急转直下，人进入ICU，很快不能说话，看护请他在纸上写字和家人通过视频沟通，他写了很久，看护把纸立起来，纸上是一堆重叠交织的圆圈。
某个晚上医生通知我们，祖父最多还有半天。全家人都聚集在ICU门外等著进去，此时父亲刚刚转阴，他赶上和祖父告别。祖父去得快，到最后才有些挣扎。儿子们都站在床边，祖父伸手要做些什么，但没有力气，半天才伸出去，抓住的是父亲的手，又几分钟，他走了。
那晚，父亲哭了很久，很久，我想他是不是也想要一个答案，或是一种迟来但总算来的补偿，甚至，爱？但现在他终于要承认，没可能了，这些都没可能了。我永远体会不了父亲对于祖父眼神的那种渴求，那大概是因为父亲给予我足够的承认和爱，所以我从未感同身受那种匮乏。
后来的故事仍会很长，但父亲人生中一段漫长的篇章，算是写完了，虽然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由他决定。
父亲拖著虚弱的身体走完葬礼和头七的所有流程。其间，他再次被忽略了——准备葬礼时人们忘记要他一起致词，母亲一如既往为他不平，他只淡淡说：“没事，这是我最后一次了。”
一個堅強的孩子。
希望往後的日子他能過得更快樂。
是個悲傷的故事